“我被法国‘社会性处决’，西方还有何公信力可言？”

2026年7月，曾在法国生活近十年的俄罗斯媒体人克谢尼娅·费多罗娃（Xenia Fedorova），在意大利度假期间突然遭到法国政府驱逐，并被限制使用个人资产。两个月后，欧盟又将其列入制裁名单。

费多罗娃曾任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法国分支（RT France）总裁兼新闻总监。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RT在欧盟境内被禁止播出，RT France于2023年1月停止运营。

此后，她继续在法国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旗下媒体集团新闻频道CNEWS、欧洲第一电台（Europe 1）担任时政评论员，并为《Le JDNews》撰写专栏。

法国政府指控费多罗娃传播俄罗斯虚假信息，威胁国家根本利益。她则坚决否认相关指控，认为法方以“外国干涉”为借口，将政治分歧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打压不同意见。

此事正值法国社会矛盾持续激化之际。近期，法国多地爆发抗议与骚乱，从教育条件、生活成本到移民融合问题，马克龙政府面临多重挑战。

围绕自己的遭遇、法国骚乱的深层根源，以及欧洲言论自由面临的争议，观察者网近日与费多罗娃展开对话。

“我不过是对欧盟的乌克兰政策提出质疑，又不是我造成了巴黎街头的混乱。”费多罗娃反问，法国政府为何能以“绝对紧迫性”为由将她驱逐出境，却在面对真正威胁公共秩序的暴力行为时，表现得如此缺乏政治勇气？

费多罗娃被禁止在法国境内工作法媒

以下为对话全文：

“我在法国生活、纳税近十年，却突然被拒之门外”

观察者网：2026年7月，法国政府对您下达了驱逐令。您是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得知这一决定的？您此前表示，当时自己已经身处国外。能否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以及这一决定如何打乱了您原本的计划？

费多罗娃：当时，我只是离开法国，前往意大利度几天假。然而，就在我离境期间，法国政府禁止我返回自己的家，并冻结了我的资产。

在法国生活、工作和纳税将近十年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被拒之门外，甚至无法动用自己的钱。而在此之前，我从未因任何犯罪行为被定罪。

2024年，法国政府还将我的居留许可续签了十年。仅仅两年后，政府却宣布，驱逐我是一件具有“绝对紧迫性”的事情。

我们应该问问，这两项决定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法国全国性媒体上发表观点，提出有关言论自由的问题，同时也对法国政府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提出质疑。

这一决定立即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我的住所、工作以及各项财务义务都留在法国，但我既无法返回，也无法使用履行这些义务所需的资金。

我不得不离开欧洲大陆，在海外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着手准备法律抗辩。

目前，法院尚未就驱逐决定是否合法作出实体裁决。但在我看来，要推翻这一我认为是公然审查言论的行为，显然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观察者网：法国政府指控您传播俄罗斯虚假信息，并认为您的活动威胁到法国的根本利益。在您收到的决定中，法方具体引用了哪些言论或行为作为驱逐依据？您能否针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控作出回应，并提供可核实的证据支持您的说法？

费多罗娃：如果政府指控我发表了与事实不符的言论，那么它就应该明确指出究竟是哪一句话，并提供证据证明其虚假。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并未证明我的言论存在事实错误。

相反，法国政府援引的是我对欧洲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北约及冲突升级风险、法国可能向乌克兰派兵，以及阻碍谈判解决冲突的因素等问题发表的评论。

例如，政府提交的材料提到了我的一些专栏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认为，欧洲所做的是为战争提供资金，而不是推动和平。

这些文章和电视节目都可以公开查阅。任何人都可以审视我究竟说了什么、引用了哪些事实，以及我是如何得出结论的。

质疑某项政策是否延长了冲突，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判断。不同意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虚假信息。

例如，我曾在《Le JDNews》的一篇文章中谈及乌克兰儿童问题，引用俄方关于从战区撤离儿童的解释，并明确标注这一说法来自俄罗斯方面。

作为记者，报道冲突一方的立场本就是新闻工作的一部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我在传播虚假信息或从事外国干涉活动。

法国政府以我的部分观点与俄罗斯官方立场相似为借口，将我的新闻工作贴上“外国干涉”的标签。

然而，给我的观点贴上这样的标签，并不能证明指控成立。这只不过使政府能够将其不喜欢的观点作为实施制裁的理由。

如今，在法国以及欧盟大部分地区，只要质疑对乌克兰或泽连斯基总统的支持，就足以被贴上“亲俄”标签，仿佛这个标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罪行。

一些法国专家在乌克兰接连曝出腐败丑闻的背景下，对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提出质疑，结果也被排斥在媒体之外，个人声誉受到攻击。

这种舆论环境使得各种指控更容易传播，但并不会让这些指控自动变成证据。

这正是针对我的案件最核心的问题所在：法国政府先认定我的某些观点有利于俄罗斯，随后便进一步指控我威胁法国的根本利益。

如此严重的指控，又被用来为如此严厉的措施提供依据，就必须有具体、可核实的证据加以支持。

但迄今为止，我并未看到任何能够证实这两者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

“欧洲宣讲民主，却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观察者网：您认为这一决定侵犯了您的言论自由，而法国政府则坚持称其行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对于法国将此事定性为“外国干涉”，您如何回应？

费多罗娃：我认为，“外国干涉”正在被用作一种工具，将政治分歧转化为国家安全威胁。

我的国籍和职业背景被拿来攻击我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原本应该通过公开辩论，以其自身的是非曲直来判断。

欧洲领导人总喜欢向全世界宣讲民主，但我的遭遇表明，一旦面对令他们不舒服的声音，他们可以多么轻易地抛弃民主的基本原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正逐渐临近总统大选。

我们看到的示威活动和暴力冲突，反映出法国社会深层次的愤怒。

在我看来，掌权者希望转移公众对其错误决策后果的关注，同时维持民众对其政策的支持，其中就包括继续向乌克兰及泽连斯基总统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

欧洲口口声声谈论和平，但我没有看到与其持续提供支持的力度相匹配的、真正严肃的外交努力。

为什么中国在呼吁谈判方面反而比欧盟更加积极、更加鲜明？

中方再次公开主张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冲突。那么，为什么欧洲没有采取更多行动？提出这个问题，本应是公共辩论中完全正当的一部分。

我还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欧洲政治建制派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固守着一种殖民主义逻辑：他们所认同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西方代表着“正义”的一方，并自认为有权向其他所有人制定规则。

而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一个以多边外交和不同观点共存为基础的世界，将威胁到这种主导地位。

我的遭遇正是这一模式的体现。

一个提出尖锐问题的声音，正通过驱逐、金融限制和欧盟制裁的方式被压制，而在我看来，法国政府并没有拿出可信的证据证明所谓的干涉行为。

我的观点挑战了法国的官方叙事，也挑战了如今关于俄乌冲突的公共辩论中、日益被要求遵守的思想一致性。

观察者网：驱逐令对您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

费多罗娃：这一决定几乎扰乱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无法回家，无法正常使用自己的资产，也无法在正常条件下继续从事职业活动。

这些限制还影响了我支付日常开支以及供养家人的能力。

法国政府明确禁止任何人向我提供帮助，或向我提供任何形式的资源，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

这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场“社会性处决”（social execution），其目的就是向所有敢于发声、敢于提出尖锐问题的人发出警告。

在职业层面，这种压力甚至延伸到了那些曾经为我提供发声平台的法国媒体。

法国内政部长曾威胁CNEWS电视台称，如果我从国外远程连线参与节目，该电视台可能面临刑事法律后果。

如果法国政府只是反对我留在法国境内，又为何要阻止我从国外远程参与节目？这显然说不通。

不久之后，在法国的要求下，欧盟也对我实施了制裁，这进一步加深了我的孤立处境。

显而易见，现在即使我在法国法院打赢官司，只要这些欧盟制裁没有解除，我仍然无法返回法国，也无法进入其他任何欧盟国家。

而针对这些制裁的法律挑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到解决。

除了经济和职业上的损失之外，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我在努力争取对相关指控进行正当审查的同时，却被公开描绘成一种威胁。

观察者网：目前，您正在通过哪些法律途径挑战这一决定？截至您作出此次回应时，法院已经对哪些问题作出裁决，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您最希望通过这些诉讼实现什么结果？

费多罗娃：我正在通过法国行政法院，对驱逐决定提出法律挑战。

我此前提交的紧急司法救济申请，分别于8月3日和8月14日遭到驳回。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裁决涉及的是临时救济程序所要求的紧迫性条件，并没有就驱逐令本身是否合法作出实体判断。

有关驱逐决定合法性的主要诉讼程序，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与此同时，我也正在与律师合作，准备对欧盟制裁提出法律挑战。

这属于另一项独立的决定，因此需要通过单独的法律程序来处理。

我希望这些措施最终被撤销，我能够重新获得使用自己资产的权利，并恢复个人生活和职业活动的自由。

我也希望，法国政府提出的指控能够接受可核实事实的检验。

政府在提出如此严重的指控时，理应拿出充分证据，尤其是在这些指控将对个人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情况下。

我的案件还引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西方政府一方面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说教，要求它们尊重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却在自己国内侵犯这些自由。那么，它们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我认为，这种双重标准正在严重损害西方声称要捍卫的那些原则。

他们的言辞与实际行动之间的鸿沟，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用不了多久，这种双重标准将再也无法掩盖，甚至连他们自己的民众也会看得清清楚楚。

法国骚乱的背后：不满已积累多年

观察者网：近期，法国爆发大规模抗议和骚乱。最初由学生对教育条件的不满引发，随后迅速蔓延至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不平等等议题。您长期在法国生活和工作，如何看待此次骚乱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是否意味着法国民众对马克龙政府的不满，已经从具体政策争议演变为更深层次的政治信任危机？

费多罗娃：是的，完全如此。

民众的愤怒并不是才开始的，而是在过去多年间不断积累起来的。从“黄背心”运动到养老金改革，再到普通民众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对那些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决策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这种不满情绪一直在累积。

我在法国生活和工作了将近十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马克龙政府的官方话语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体验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

法国被描绘成一个拥有强大实力和远大国际抱负的国家，但与此同时，普通家庭却在为生活成本苦苦挣扎，年轻人也开始怀疑，接受教育和努力工作是否还能为自己带来更好的未来。

在马克龙执政期间，法国的国家债务大幅增加。

然而，法国总统非但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社会问题上，也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反而试图寻找一个外部威胁。

这里还涉及一个完全正当的问题：政府究竟应该优先考虑什么？

当政府反复告诉民众，公共财政状况要求大家作出牺牲时，民众当然有权追问，为什么对外的大规模投入似乎成了不容讨论的问题。

在学校和公共服务承受压力的情况下，质疑政府对乌克兰的支出，完全应当被视为正当的公共讨论，而不应该因此遭到“不忠诚”的指责。

当地时间10月31日，法国爆发近三周以来第三轮全国性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据法国内政部统计，截至11月1日，法国全国已有779人在31日的示威游行中被拘留。央视新闻

观察者网：面对持续的社会动荡，马克龙政府既要恢复公共秩序，又要回应民众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不满。但加强警力部署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增加公共开支又受到财政压力的制约。您认为马克龙是否已经陷入一种政治困局？在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临近之际，这场危机将如何影响法国未来的政治格局？

费多罗娃：我认为，马克龙正陷入一个由他自己造成的政治僵局。

他的政治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一种叙事之上：他所作出的选择是必要的，而其他替代方案则是不负责任的。

一旦政府采取这样的态度，就很难再改变政策方向，因为这意味着必须承认，那些挑战政府的人所提出的观点可能确实有其合理性。

财政约束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样真实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代价，又由谁来作出决定？

法国政府最近在教育问题上作出的让步，并没有平息要求进一步示威的呼声。这表明，如今政府要让民众相信其承诺能够转化为持久的改善，已经变得十分困难。

不仅如此，我们在巴黎街头看到的抗议活动，还受到一场巨大文化断裂的进一步影响。

多年来，法国实施的移民政策未能实现有效的社会融合。其结果是，法国主要城市中存在不少地区，那里的居民未必认同法国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如此多的盗窃和暴力事件，受害者不仅包括警察，还有店主、游客和普通民众。

保护民众和企业免受暴力侵害，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然而，单靠警方行动无法恢复政治信任。如果政府主要通过限制措施和对抗来回应社会不满，那么国家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大。

随着2027年总统大选临近，这种局面为反对党创造了机会，尤其是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同时也包括那些将自己定位为公共服务和民众购买力捍卫者的左翼政治力量。

对于马克龙所属的政治阵营而言，危险在于，其候选人将很难与他们自己参与塑造的执政记录划清界限。

“国家安全”不能成为压制不同意见的借口

观察者网：您在此前的采访中提到，如今在法国和欧盟部分地区，质疑对乌克兰的支持就可能被贴上“亲俄”标签。您本人也因被指涉嫌外国干涉而遭到驱逐和制裁。您认为，这只是俄乌冲突背景下的特殊现象，还是反映出欧洲政治环境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当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发生冲突时，欧洲政府应当如何划定两者的边界？

费多罗娃：我认为，乌克兰冲突加速了欧洲政治环境中一场更深层次的转变。

如今，政治分歧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忠诚问题来对待。相比于直接回应某种观点，人们发现，质疑提出这一观点的人的动机、国籍或政治关联，反而更加容易。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法国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表达的观点，竟然被用来作为驱逐我、限制我的资金使用以及对我实施欧盟制裁的理由。

在我看来，“外国干涉”不过是一个借口，其目的在于压制当局不愿看到的某种观点。

我的俄罗斯国籍，使得法国政府更容易给我贴上这样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观点本身就能成为指控我的证据。

当然，外国干涉确实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曾对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实施监听。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积极参与乌克兰的“广场政变”。

更广泛地说，美国长期以来支持所谓的“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委内瑞拉。

此外，还有以色列的间谍软件被用于针对某些国家的企业和记者等情况。

当然，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

但也必须明确解释，究竟是什么具体行为构成了安全威胁，拿出相应证据，并在独立法院面前证明其采取的措施具有正当性。

但如今我们在欧盟，尤其是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却是：在“外国干涉”的借口下，任何人都可能未经审判就遭到指控和惩罚。

事实性陈述可以接受核查和质疑，政治判断可以受到争论和反驳。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应该被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所取代，即只要某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在为外国势力服务。

界限应该划在存在可证明的有害行为的地方。任何限制措施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并与其所针对的威胁程度相称。

绝不能根据某种观点是否符合政府的意愿，来决定是否应当限制这种观点。

否则，“国家安全”就会变成一个范围无限扩大的理由，足以让几乎任何人噤声。

我不过是对欧盟的乌克兰政策提出质疑，又不是我造成了巴黎街头的混乱。

我看到有人提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法国政府为什么可以援引所谓的“绝对紧迫性”，以我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为由将我驱逐出境，却在面对那些真正威胁公共秩序的暴力行为时，表现出如此缺乏政治勇气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