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 采访那天，泸定桥上停了一只蝴蝶，我想那是“红军回来了”

90年前，一支穿着草鞋的队伍走过四川，把雪山、草地、铁索桥，走成了一部史诗。

90年后，我们用9天时间，沿着礼州、大渡河、泸定桥、红原……把他们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

9天，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急行军”。可是走着走着，那些从小在课本上看到的名词，变成了脚下的土地、山口的冷风、手心里铁链的冰凉。我们才真正读懂：长征为什么是一场奇迹——它不是写在书里的结论，而是一步一步用脚走出来的答案。

那袋很软的棉花和一位女红军没说出口的疼

我和同事钱念秋的第一站，是都江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的家，她在今年7月22日去世。家中的一面墙上挂满了王全英的照片。女儿刘桂华说，感觉母亲还在家中。

刘桂华告诉我们，当年，母亲因为爬雪山冻掉了一个脚趾，脚底的神经末梢也冻伤了。年纪大了，老人疼痛难忍，刘桂华只能买棉花垫在母亲的鞋里，缓解疼痛。母亲37码的脚，给她买鞋，都要买大一码。

采访的最后，刘桂华拿出了家里还剩下的一小袋棉花，棉花摸上去很软。她告诉我们，母亲很少向媒体提起自己的疼痛，都是默默忍着。

从“红军井”到泸定桥：一只蝴蝶停在铁链上

离开都江堰，我们来到了“万里长征”的首次提出地——凉山州西昌市礼州镇田坝村。这里的村民至今还在吃红军当年挖的那口井里的水，亲切地称它“红军井”。

91年过去了，这眼井水一直汩汩不竭，滋养着一代代村民。64岁的村民边仕奎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这口井在村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关于历史的细节，老人记得没有那么清楚，但他指着村里修好的路，发自内心地说：“我们沾了红军的光。”

村民在红军井旁洗衣服

是啊，今天的好生活都是红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都沾了红军的光。

从西昌离开，我们前往泸定，这一路开了5个多小时的车。穿过一个个隧道，翻过一座座山。穿越10公里的泥巴山隧道时，我们看到了隧道两头的“两重天”：进隧道时是晴天，出隧道时迎接我们的是漫天大雾，伸手不见五指。一路上我们不断感叹中国基建的强大，也越发意识到红军当年一步一个脚印、克服天堑的艰辛。

站在泸定桥上，桥身摇晃，我得扶着铁链才能保持平衡。我询问走上泸定桥的游客：“走在桥上的感受是什么？”“为什么要再走一遍泸定桥？”桥上的游客，有80岁的老人，有被家长牵着的小孩，也有从西藏特意赶来的人。不管来自何方、是何年龄，站上桥头，大家都说出了同一个感受——“红军当年真的太难了。”

停在泸定桥上的蝴蝶

拍摄过程中，一只蝴蝶停在了铁链上，我们赶紧拍下了这个画面。我想，那是红军回来了：他们看到了如今的中国，看到了桥上来看望他们的后代；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牺牲，我们记得，他们都是勇士。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被蝴蝶这一巧合的画面打动，有细心网友发现，蝴蝶的颜色和当年红军军装的颜色一样。

在家人搀扶下走上泸定桥上的老人

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目前只有5人留下姓名，仍有17名是无名英雄。长征路上，这样的无名英烈太多太多。

7座无名烈士墓和一杯等着看报道的蜂蜜水

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邛溪镇烈士陵园，有7座无名烈士墓。现在，罗建国替父亲罗大学继续守着这座烈士陵园。

这里的海拔有3500米。面对高海拔，我和钱念秋在到达的当天夜里都出现了高反：头晕、拉肚子、失眠。第二天一早见到罗建国时，他第一时间关心我们身体有没有不适。采访中我们才知道，他现在住的房子还是父亲当年住过的，简陋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做饭的煤气灶。

摄像记者钱念秋正在拍摄罗建国擦拭烈士墓碑

因为常年用剪刀剪草，他的胳膊已经不能伸直了。他说：“父亲的命是当年战友救的，我现在就是这些无名烈士的亲人。”采访结束后，老人拿出柜子里的蜂蜜，给我们一人泡了一杯蜂蜜水，说：“等着看你们的报道接不接地气。”

离开四川的那天，我脑子里反复闪过的，不是什么宏大的词，而是几样很轻、很小的东西：一袋摸上去很软的棉花、一杯温热的蜂蜜水、一只久久停在铁链上的蝴蝶，还有红原的烈士墓碑。

九十年前，就是那些穿着草鞋的人，把雪山、草地、铁索桥，走成了一个民族站起来的路。他们中的大多数，连名字都没留下。九十载过去，草鞋早已化作尘土，可有些东西从未走远——井还在流，花还在开，还有人愿意用几十年守着那些没留下名字的战友。

走在长征路上，答案渐渐清晰：所谓奇迹，从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无数个忍着疼、咬着牙的普通人，一步一步创造出来的。军帽上的五角星、军装领口上的红领章，就是他们撑到最后的理由。

而这场奇迹今天仍在延续——一条条隧道穿过大山，天险变坦途；金沙江上矗立着一座座水电站，汹涌江水化作绿色电能；特色产业，正让当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当年那些没能看到明天的人，他们盼望的明天，如今就摊在这片土地上。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