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岳飞都来了！重庆药商曾这样发出抗战呼告
最近，AI复活历史人物成了热门话题。李白在屏幕里劝学，唐伯虎对着镜头“辩风流”，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以数字影像的形式重新走进公众视野。人们惊叹于技术的神奇，也感慨于那些远去的身影竟能如此鲜活地“归来”。
然而，鲜有人知的是，早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一位重庆药商就已经用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历史人物——不是靠算法和影像，而是靠一张张印在药盒上的商标。苏武、关羽、周仓、包拯、岳飞，5位古人被他从史书里请出来，站在商标纸上，对着每一个撕开药盒的挑夫、船工，发出国难当头共御外侮的抗战呼告。
近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从天生元爱国商标看民国重庆实业家的精神底色》一文，揭开了一位实业家在民族危亡之际，如何以笔墨为刀剑、以丹药为甲胄，向国民发出集结令的往事。
10月30日，文章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专业技术人员冯耀在接受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说，这位药商叫黄岐轩，他的药号叫“天生元”，那些商标叫“爱国牌”，“以黄岐轩为代表的重庆实业家，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在最逼仄的生存缝隙里，中国人从未停止过抵抗。”
五位历史人物被请到药品宣传画上
到底是哪五位古人被请到了药品宣传画上呢？
冯耀说，这套天生元的“爱国牌”商标组画共四幅，选取了苏武、关羽、周仓、包拯、岳飞五位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这绝非随意的“借古说今”，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面向大众的精神动员。4幅商标，5个人物，被整整齐齐地印在日常的药品宣传画上。
▲“誓不忘汉”苏武牧羊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第一幅是“誓不忘汉”苏武牧羊图，画面中苏武头戴遮檐帽，身着披风，手持龙头旄节，目视远方，身前环绕三只公羊，天空中飞翔着两只大雁。右上方“誓不忘汉”四字篆书醒目如碑。第二幅“神威远镇”关羽、周仓图，关羽伟岸高大，周仓魁梧持刀，二人并立如山。第三幅“正直无私”包拯图，包拯面如黑铁、额有月牙，手执朝笏，侍童持扇。第四幅“忠心贯日”岳飞图，岳飞身着红披风、内着蟒纹铠甲，背侍持“岳”字旗的小卒。
▲“神威远镇”关羽、周仓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5个人物，被压缩在画幅之间，却各自带着一身风骨。
天生元药品商标组画上的古人跟着此画走进千家万户，这让每一个买得起药的普通人，都能看到苏武的旄节、关羽的青龙刀、包拯的朝笏、岳飞的“岳”字旗。
古人用题跋向同胞“喊话”
光有画像还不够。天生元商标上的古人，不是沉默的插图，而是会“喊话”的。每一幅商标都配有大段题跋，相当于给古人写好了台词，让他们对着同胞发出抗战呼告。
苏武的题跋写道：“长存不屈不服之精神，纵使百折百扰而不畏，必须救祖国於沉溺……”
冯耀说，苏武被困北海19年而不降，恰如当时中国人民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长期蚕食而誓不妥协。他手中那根旄节上的牦牛毛早已落尽，但只要旄节还在，气节就在。
关羽、周仓的题跋则写道：“彼有计划而永久侵我，我当有计划而永久抵制他。愿我同胞万众一心力御外侮，提倡国货挽回利权。”“有计划而永久侵我”——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最精准的民间解读。
冯耀说，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来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黄岐轩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借关羽之口给出的回应也是“有计划而永久抵制”——不是一次性的抵制日货运动，而是建立可持续的国货生产、销售、消费体系。
关羽在民间是“忠义”的化身，周仓是“极致忠诚”的符号。将他们印在药品商标上，等于告诉消费者：买天生元的药，就是忠于自己的国家。
▲“正直无私”包拯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再看包拯的题跋，上书“同胞呀莫存五分钟的热性，只要有恒心去干，那有办不到的事哦。努力生产永塞漏卮。”
“莫存五分钟的热性”——黄岐轩借包拯之口写下这句近乎苦口婆心的劝诫，爱国不是五分钟的热血上头，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而岳飞的题跋写道：“不事阋墙，力御外侮；莫因我辈之嫌，遂遗之后世子孙。我等应该准备财力、智力、体力，团结起来誓雪国耻。”当时国内政局分裂，黄岐轩借岳飞之口发出沉痛的呼吁：不要在内部争斗了，把力量集中起来对抗外侮！“莫因我辈之嫌，遂遗之后世子孙”——不要因为这一代人的恩怨，把屈辱留给子孙后代承担。这份沉痛，穿越近百年时光，依然振聋发聩。
▲“忠心贯日”岳飞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画像让古人“现身”，题跋让古人“喊话”。苏武喊出“不屈”，关羽、周仓喊出“忠义”，包拯喊出“恒心”，岳飞喊出“团结”。4幅商标，就是四场面向大众的抗战呼告。
展现重庆不屈的城市骨血
把五位古人请上商标画，不是随手抓阄，更不是应景之作。它扎根于重庆这座城市的骨血，也映照着全民族抗战时期国人从未熄灭的不屈精神。
冯耀说，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骨子里刻着商业与抗争的双重基因。20世纪末，面对洋货涌入与利权外溢的挑战，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制度性回应。
1896年，宋育仁在渝设立商务局，这是重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管理机构。1904年，重庆工商业者成立商务总会。这些举措背后，是一代渝商在洋货冲击下的集体自救。
然而，洋货凭借成本、包装与营销优势迅速席卷西南，本土手工业者和中小药商节节败退。一批有远见的实业家开始意识到，单靠“抵制洋货”远远不够，还必须在产品品质、品牌塑造与营销传播上有所作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淞沪会战、长城抗战相继爆发，《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又洞开华北门户。国难日亟，商战愈演愈烈，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夹缝中，黄岐轩将“爱国”二字刻进每一张商标、每一颗丹药。他的“爱国牌”商标组画，不是应景之作，而是一份在国难当头时，用商业语言写就的抗战宣言。
天生元的商标终会泛黄、脆裂，可它留下的启示没有过时：请古人“回来”，不是为了看他们表演，而是为了让苏武的旄节替今人撑一撑脊梁，让岳飞的“不事阋墙”替今人敲一敲警钟，让包拯那句“莫存五分钟的热性”替今人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把该坚持的事坚持下去。
借古人的精神，鼓舞现代的人心，这才是“复活”二字真正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