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书房：当经济学天才老去，他皈依了马克思

【文/观察者网 星期六书房】

在今天的学术界，经济学大概是最讲究“年轻”和“形式”的一门学科。一个学者要想端稳饭碗乃至出人头地，通常得在三十岁前拜入名门，在老牌顶刊发几篇满是数学推导的论文，把一个与现实意义微乎其微的小问题装进一个干净的计量模型里。

2021年秋天在纽约去世的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年轻时就是个中翘楚。

他早年以对新古典经济学“正典”的形式化建模能力而闻名，是备受索洛、萨缪尔森等泰斗赏识的天才。可这位天才到了晚年，却做了一件很不符合现代学术江湖规矩的事。

他拉上小自己近三十岁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凯文·奥罗克，花了好几年时间，写了一本厚达六百多页的巨著《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与世界经济》。

此书面世已有近20年时间，中信出版社引进中文版也有快15年了，有限的印量使二手书价也高高在上。

但对于全球化和世界体系这类宏大议题感兴趣的读者，仍然强烈建议找来看看。

无论是史料的质量和组织庞杂史料的功力，这本书达到的高度仍然还没有谁能超越，甚至包括两位作者自己。芬德利固然斯人已去，奥罗克也已经一路摸爬滚打成了标准“学阀”，再不能指望其学术建树了。

当然，虽是合著，但只要读进去就会发现，这本书真正的灵魂是芬德利。

他不仅在书里自封为“经济历史学家”，更像一个终于不用再向同行证明自己数学有多好的老匠人，在真正着迷的问题里自得其乐。

是什么让这个微观经济学天才对宏观政治经济学如此着迷？说来也许跟他的经历有关。

芬德利1935年出生在缅甸仰光，是个英缅混血儿。一个在帝国边缘的季风贸易港长大、30岁以后才移居西方学术中心的人，当他回头打量公元1000年到2000年的世界历史时，眼光自然跟那些一辈子待在伦敦或波士顿书斋里的学者不太一样。

在这本书里，他想纠正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错觉。

两只海妖

过去几十年，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最爱吵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出现在西欧，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对于这个历史问题，经济史名家戴维·兰德斯曾有过一段极传神的白描。他说，学界的解释归结起来无非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是如此之好，而他们是如此之坏”。

也就是说，欧洲人勤劳、知识丰富、受过良好的教育、管理有方且工作高效。持这种看法的人，总喜欢强调欧洲金融体系的演进、光荣革命的胜利，或是弗朗西斯·培根与启蒙时代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比如埃里克·琼斯那本著名的《欧洲奇迹》，从地理大发现讲起，把功劳归于欧洲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体系，而把奥斯曼、蒙元和满清当成僵化的背景板。

第二种观点则完全反过来，“我们如此之坏，而他们如此之好”。

也就是说，欧洲人贪婪、残忍，总是在侵略、奴役和垄断式地剥削外围国家。如果顺着这股对“欧洲中心论”的逆反心理再往前走一步，就难免会汇入声势浩大的“加州学派”，像彭慕兰、王国斌和弗兰克，他们转而去发掘亚洲内部的市场活力与中心地位，结果又被琼斯反唇相讥为“中国中心主义”。

芬德利在书里写了一段挺幽默的话。他说，他和奥罗克写这本书，就像荷马史诗里的尤利西斯把自己绑在船桅上一样，得时刻小心避开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这两只惑人心智的海妖，一只叫欧洲中心主义，一只叫中国中心主义。

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容易撞上这两只海妖，在“我们好他们坏”和“我们坏他们好”之间来回摇摆？

因为大多数人在写“强权”与“富足”的历史时，习惯把“贸易”当成政治制度或者经济发展的派生结果：仿佛先有了某个文明内部的优秀品质、制度优势或单方面的残忍掠夺，然后才人为塑造出了贸易的格局。

一旦这样看问题，世界史就变成了一张托勒密式的星图。

为了解释为什么这颗星比那颗星亮，学者们不得不在各自偏爱的文明内部，一层又一层地画上名叫“启蒙精神”、“产权制度”或者“煤矿位置”的本轮与均轮。整个图景是割裂的、混乱的，不是倒向欧洲，就是出于刻意的逆反而倒向中国、印度、甚至印加文明。

芬德利做了一件很干脆的事：他借用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的说法，把贸易直接提炼为一个“外生变量”。

换句话说，贸易不是某个帝国美德或恶行的影子，它本身就是那颗处于引力中心的太阳。

当你把长途贸易放回星图的中央，过去一千年里世界史跃进的最重大三个里程碑：13与14世纪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和黑死病、15与16世纪之交新旧大陆的融合、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就不再是某一个地区的独角戏。

黑死病之所以能改写欧亚大陆的人口与制度，前提是游牧民族用弯刀建立的“蒙古和平”打通了横跨大陆的商路，而旧大陆的七大文明区域全都参与并巩固了这个网络。最先航海到达美洲的确实是西欧人，但把新大陆的商品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并运回旧大陆的，却是被掠夺贩卖过去的非洲人，尽管这完全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

至于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它的主导产业所需要的原材料，由被贩运到美洲种植园的非洲奴隶生产，而兰开夏郡织出来的最终成品，则卖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哪一个奇迹是自己闭门造车出来的。

真空里的拍卖

把贸易当成核心变量，听起来像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的本行。但芬德利最让人意外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对本行那种空洞学术的拆穿。

他在书里写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是怎么上第一堂国际贸易课的：教授会在黑板上画出A和B两个国家，各自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然后，仿佛有一位虚构的“拍卖商”在场，执行以里昂·瓦尔拉斯命名的价高者得式竞拍，大家兵不血刃地反复试错、交换，最后在均衡价格水平上皆大欢喜。

“真希望现实就是这般简单而又纯粹。”芬德利带着一点冷嘲写道，真实历史中世界贸易最大的几次扩展，从来不是拍卖商摇铃的结果，而是源自“马克沁机枪的枪管、半月弯刀的刀口或游牧骑兵的暴行”。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对工业革命的解释。

芬德利一辈子都在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从不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可当他试图解释为什么贸易能让英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让技术发明变成持续的增长时，他的直觉却在暗中皈依了马克思。

经济学界长期争论工业革命的源头到底在供给方还是需求方，有人盯着瓦特和阿克赖特的独创性发明，有人盯着静态的资源分配。芬德利却指出了一条更底层的逻辑：像阿克赖特那样的发明家，并不是“以纯知识的名义”去搞发明的。把创意变成现实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些资金往往来自逐利的风险资本家。

在一个封闭的、只有本国市场的经济体里，哪怕你发明了新机器，织出来的布很快就会让本地市场饱和，价格暴跌，利润消失，发明也就不可持续了。

英国之所以没有停下来，是因为在此之前的两百年里，重商主义、《航海条例》以及英国与荷兰、法国的一系列战争胜利，已经帮它巩固了一个全球市场。这个庞大的外部市场极大地提高了经济体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弹性。

一头是美洲种植园用奴隶制度持续两百多年为英国提供食糖和棉花，突破了本土自然资源的限制，另一头是全球大市场带来的潜在利润，足以帮助发明家们补偿高昂的创新沉没成本。

正如芬德利在书中所梳理的，不同于只关注技术变化的索洛模型，也不同于避开动态分析的计量历史学家，马克思和某些古典经济学家早就看明白了一件事：利润才是增长的源泉。

如果把芬德利的模型语言翻译成马克思的话语，事情其实再明白不过：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内部贸易，其之所以能推动产出增长，并不是因为两个国家在黑板上温和地探讨出了“比较优势”，而是因为贸易网络的扩张，带来了为商品生产而专门动员的、集中开展的、更充分甚至更残酷的要素动员与投入。

没有贸易的存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恐怕还能存在许多个世纪。

当贸易需要更多工人时，工人的数量和质量无需深思，“完全可以通过强行使之沦为奴隶而实现”；当贸易需要更多利润时，“完全可以通过肆意掠夺和强加垄断来实现”。

贸易像一台由强权驱动的巨大抽水机，把原本散落在前现代社会里的劳力、土地与技术，全部卷进了为追逐利润而运转的涡流里。

今天的启示

合上这本大书的时候，很难不让人想到我们眼下的处境。

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着、担忧着全球化的退潮。

关税、制裁、供应链重组，成了每天新闻里的日常。我们在书末也能读到作者的预警：贸易造成的经济动荡和收入分配问题会激发政治上的对抗，未来并不能杜绝类似19世纪反全球化的抵制运动在富裕国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为了换取公众对经济开放的支持，政府不得不拿出一系列教育、培训和福利国家政策来做权衡，而大规模移民又给这种福利安排带来了新的财政与政治威胁。

所有这些芬德利的预言都已成为现实，并由此催生了一种今天大行其道的悲观论调。人们下意识觉得贸易或者说交换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它必须靠某种国家权能或者霸权秩序的主动作为才能维持。一旦国家间起了冲突、强权失序，全球化就会像玻璃一样碎掉。

但如果你跟着芬德利走完了整整一千年的贸易历史，大概会生出另一种更笃定的理解。

诚然，政治决定贸易，贸易模式在很多时候只能理解为相互竞争的政权之间军事和政治均衡的结果。

但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长卷里，蒙古帝国崩溃了，重商主义的殖民体系瓦解了，两次世界大战把世界炸得满目疮痍，可结果呢？

一旦拉长视线就会发现，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其实只是海面上的风暴与潮汐；而在深水之下，不同地区人类之间越来越密切的贸易联系，才是那个从未真正逆转过的稳定趋势。

没有哪一个强权能永远靠暴力垄断富足，因为贸易通过影响各政权的能力和激励，也在反过来决定着政治。

正如此书在结尾所观察到的，当西欧的海外领地或据点缩减消失时，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正以较快速度发展壮大，终结了此前延续几个世纪的相对停滞状态。

只要人类社会还想摆脱有限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马尔萨斯”限制，只要还想延续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带来的“斯密式增长”，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联系会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发生。

这大概就是这位生长于仰光、终老于纽约的经济学天才，在晚年编撰这部“世界贸易百科全书”时留给我们的人生智慧。

当人们又一次因为地缘冲突的阴影而担忧全球化的前景时，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别太高估了那些帝国的权能，毕竟，人类通过交换走向富足的冲动，比任何一个帝国的寿命都要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