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唾骂的纪录片和那个未观而妄评的懵懂少年
文/刘亚东
有一部纪录片，拍完被全国骂了好几年。导演被定性成“反华小丑”，报纸广播轮番上阵，连小学生都编了儿歌。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请进正经场合放了一场，一票难求。
这片子叫《中国》，导演是意大利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纪录片《中国》片头（图源：网络）
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多半听过这个名字。不是因为这人有多牛，而是因为这部片子当年闹出的动静实在太大。
那时候的小刘，也为这场喧嚣贡献了自己的分贝。因为从小擅长小作文，学校指定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读自己写的批判稿，当年这可是一份让小伙伴们艳羡不已的光荣。只记得从天而降的怒火和义愤，化作小刘澎湃的写作激情，带着被刨了祖坟的仇恨，把安东尼奥尼批得体无完肤。一气呵成的发言稿，得到师生们一致称赞，算是出色完成了任务。
难以置信的是，其实小刘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压根没看过这部纪录片。不观影就写影评，好比不了解新闻就写新闻评论。若有人质疑，如此小刘日后怎能胜任国家媒体的总编辑，那我只能说，还不许人改呀，呵呵。
前些日子，老刘在朋友家的私人影院，终于把这部传说中的片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时隔半个多世纪，第一次亲眼见到成片。就这？咱当年到底批了个啥呀，我怎么没读出一丝一毫的污蔑和诋毁！当然，他的镜头自带外来者的眼光，取舍之间当然有其偏好与局限。
安东尼奥尼摄制组在天安门广场前拍摄（图源：北京日报纪事）
片子是1972年拍的。那时中意建交不久，安东尼奥尼受邀来华，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头。他在中国待了22天，去了北京、河南林县、苏州、南京、上海。扛着摄影机，记录了小学课堂、棉纺厂的纺织女工、田地里弯腰插秧的农民、公园里打太极拳的老人。
他拍了一个产妇在针灸麻醉下做剖腹产，整个过程安安静静，产妇睁着眼睛，表情平静；他拍了红旗渠，但没给太多特写，镜头一掠而过，接着就去拍渠边的庄稼地和挑水的村民；他拍了南京长江大桥，但角度有点偏，桥下绳子上晾着裤衩和背心；他还拍了一头猪在泥地里拱食，配乐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那不过是养猪场高音喇叭正在播放的，被摄影机同期录了进去，导演连歌词都听不懂，何来刻意剪辑。
纪录片《中国》片段（图源：网络）
这些镜头，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外国人对陌生国度的平实记录。但在1974年，它们成了“罪证”。
当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批判文章，标题是“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文章逐条列举安东尼奥尼的“罪行”，说是蓄意侮辱新中国，丑化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连小孩子都编了儿歌：“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可安东尼奥尼自己怎么说？他说：“我不企图解释中国，只想展现一张张面孔、一个个举止和眼神。”他的摄影师后来回忆：“我拍的只是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关注人的真实状态。”
他确实拍了接待方安排好的场面，但也拍下很多不在预设展示清单里的日常画面：胡同里晒太阳的小脚老太太、菜市场中买大葱的妇女、桥洞下乘凉的搬运工。就是这些“计划外”的镜头，触碰了当年的逆鳞。
今天回头看这段往事，最让人唏嘘的，不是一部片子被声讨数年，而是那个时代滋生出来的心态：我们对外人的天然警觉和敌意，见不得不一样的视角，容不下不那么光鲜的画面。只要镜头没有只展示我们想让人看见的景象，只要外来者的观察和我们预设的叙事对不上号，马上就定性为抹黑，转眼就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举国批判。
1974年，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被结集出版（图源：网络）
这种心态，骨子里是深深的不自信。外表看着强硬，不容半点质疑，内里却十分脆弱，不敢直面自身的缺憾，也不愿承认世界本就存在多种观察角度。普通人困在单一的话语环境里，缺少看世界的渠道，独立判断的空间很小，很容易被情绪裹挟，跟着别人一起声讨。参与批判的几乎所有人，甚至根本没看过这部片子，只是按照既定口径站队——比如当年的小刘。
好在历史终究翻篇了。1979 年，中央批复文件，对这场批判进行拨乱反正；1980 年，中方相关负责人向安东尼奥尼表达歉意。2004 年，北京电影学院小范围展映这部片子。那时安东尼奥尼已经九十多岁，没能亲自到场。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图源：网络）
五十多年一晃而过，山河早已巨变。这部老片子，如今成了一帧珍贵的历史切片，留住了那个年代鲜活的人间百态。但真正让这枚切片变得完整的，是它当年激起的滔天波澜——片子本身记录了中国的一面，片子引发的举国批判，则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另一面。两面合在一起，才拼出一个更真实的历史轮廓。回看这段旧事，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面对外界评价，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应激；多一点包容，少一点非黑即白。
一个民族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只允许别人唱赞歌。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听见不一样的声音，先别急着抄家伙。敢于接纳别人不一样的目光，坦然正视曾经的困顿与不足，分得清客观记录和恶意攻击，这才是见过世面的样子。
那天晚上，关掉投影，老刘在沙发上愣了好一会儿。想起五十多年前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慷慨激昂的那个少年，想起他根本没看过片子就写出了一篇看似漂亮其实空洞的批判稿。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无比正确的事。他不知道，很多年后，他会为这件事感到羞愧。
这种羞愧，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共同的精神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