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昊：鸦片战争为何爆发？如果没有鸦片，中英还会不会发生战争
鸦片战争为何爆发？除了贸易冲突与外交摩擦，英国人如何认识中国、这种认识又如何随着帝国扩张而改变，也是理解战争起源的一条重要线索。
10月18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系帝国与全球史副教授高昊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作题为“英帝国视野中的中国：中国观的变迁和鸦片战争的起源”的讲座。这是“帝国与全球史中的英国与中国”系列讲座的第二场。该系列在上海多所高校举行，围绕英国赴华使团、英国中国观的变迁、帝国史与全球史的研究路径，以及鸦片战争的历史记忆等议题展开。本场讲座将目光投向战争爆发前英国社会对中国与清廷的认识，探讨这些观念如何构成中英关系恶化的深层背景。以下内容根据现场讲座整理。
高昊：
鸦片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如果没有鸦片，中英之间还会不会发生战争？
这两个问题，我们似乎都不陌生。英国要扩张，要打开中国市场；中国实行一口通商，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沿着这样的解释往下推，战争仿佛迟早都会发生，鸦片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契机。
但我想追问：我们凭什么认定，当时的人从一开始就只有走向战争这一条路？
今天，我们知道184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然而，站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面对的是尚未确定的未来。英国人怎样理解中国，谁在代表英国与中国打交道，他们希望采取什么办法，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固定的。即使距离战争爆发已经不到十年，英国内部对中国的认识仍有明显分歧。
我研究英国中国观的变迁，就是想把这些分歧重新呈现出来。英国并不是一个认识一致、意志统一的整体。东印度公司、自由贸易商、传教士和外交使节，各有各的利益、经验与判断。如果只把他们统称为“英国”，我们就可能错过理解鸦片战争起源的重要线索。
不能因为知道了结局，就认定战争必然发生
关于鸦片战争，学界已经提出了很多解释。
较早的一类解释着眼于经济冲突：英国经济不断扩张，中国却以一口通商限制对外贸易，双方矛盾难以调和。在这样的框架中，鸦片本身反而可能不那么重要了。既然战争被认为不可避免，那么没有鸦片，也可以有其他东西引发冲突。
以费正清相关研究为代表的另一类解释，则更强调文化冲突。一个扩张、上升的西方，遇上一个被视为保守、落后的中国，冲突同样被理解为某种难以避免的结果。两类解释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容易让人形成一种印象：战争早已写在两国关系的起点上。
后来的研究重新强调鸦片的重要性。把印度放进来，问题就不只是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而是英国、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鸦片在这个结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能轻易假定它可以被另一种商品替代。
不过，承认鸦片重要，也不等于说它就是战争的唯一原因。商人希望扩大贸易，传教士也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商业活动毕竟已有一定空间，传教受到的限制更大，因此在某些方面，传教士可能比商人更急于改变现状。英国对国家荣誉的重视、荣誉问题与国内政治的联系，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我的博士生导师哈里·迪金森（Harry Dickinson）教授曾提醒我，不要轻易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就断言前者导致了后者。做历史研究，尤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因为自己研究某个因素，就认为这个因素解释了一切。
我关注观念，也需要警惕同样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只要研究英国人怎么看中国，就可以取代对贸易、鸦片和政治的研究。我想弄清的是，这些利益和矛盾如何被当事人理解，又如何转化为不同的政策选择。
为此，我把视线从战前几年拉长到大约五十年。齐世荣先生关于历史研究时段的讨论曾给我启发：我们有很多短时段研究，也有很多长时段研究，中时段研究却相对不足。只看战争前几年的危机，可能觉得双方已经无路可退；往前再看几十年，才能发现，那条后来走向战争的道路，是怎样逐步形成的。
国家关系的恶化有一个积累过程。观念有时像潜流，并不立即成为政策，却会影响人们如何解释摩擦、判断对方，以及决定接下来怎么办。
描绘1841年1月7日英国“复仇女神”号等攻击中国战船的版画，1843年出版。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博物馆藏
东印度公司为什么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18世纪的欧洲，曾经相当向往中国。
利玛窦来到过晚明中国，伏尔泰则没有到过中国，但两人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欧洲中国形象的塑造。茶叶、瓷器等商品受到追捧，中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也并不天然是一个落后、应当被强行打开的国家。
随着接触增多，英国对中国的认识却没有沿着一条直线变化。到1830年前后，不同中国形象之间的竞争尤其突出。理解这种竞争，要先看英国人自己在争什么。
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受到自由贸易观念的冲击。经过政治博弈，公司在印度贸易中的垄断被打破，对华贸易垄断却一直延续到1833年。其他英国商人可以到印度自由经商，但面对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东印度公司的限制。
这二十年的等待，对那些已经来到印度、试图在亚洲开拓市场的英国商人来说，绝非历史书上轻轻翻过的一页。他们虽然能够通过亚洲内部贸易参与中国市场，却迟迟无法自由经营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直接贸易。这种处境不仅影响了他们对东印度公司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如何描述中国。
东印度公司的说法是，中国确实特殊。
中国的商业文化、政治文化与英国不同，国内贸易又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需求，不能把西方的自由贸易原则直接套用到中国。与中国人交往，需要尊重中国法律和办事习惯，不能步步进逼。
在东印度公司的叙述中，中国人也并非不可理喻。儒家传统使讲道理具有重要作用，只要有足够经验，英国人就能够理解中国社会及其政治运作。中国与英国不同，却不因此低人一等，更不意味着不值得尊重。
这样的认识，有它的经验基础，也有明确的利益指向。东印度公司紧接着要说的是：只有我们真正了解中国，只有我们与中国政府建立了稳定关系。其他英国人没有这些经验，也缺乏处理中国事务的能力。
于是，中国越特殊，东印度公司就越不可替代。它把自己塑造成中国事务专家，再以这种专业知识，论证其贸易垄断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我们不能只看到它对中国相对尊重的一面，也不能简单认为这全是虚伪的借口。知识、经验与商业利益，在这里是交织在一起的。
约1805年的广州十三行，中国佚名画家绘制的玻璃背画。Wikimedia Commons
自由贸易商如何把打开中国说成中国人的需要
自由贸易商当然不接受这套解释。
在他们看来，东印度公司把中国说得过于特殊，把贸易限制说得过于严重，目的就是维护垄断。阻碍英国人进入中国市场的，不仅有清政府，也有东印度公司。
鸦片贸易就是他们用来反驳公司的一个例子。东印度公司名义上不直接经营对华鸦片贸易，而是在印度组织鸦片种植，再由自由贸易商运往中国销售。这些商人倾向于把自己的活动称为“未经授权的贸易”，而不是“非法贸易”。
这种措辞值得注意。它淡化了违法性质，又让商人能够反过来质问：既然这样的贸易已经广泛开展，中国市场真的像公司说的那么封闭吗？
1832年，自由贸易商组织了一次秘密航行，考察中国沿海。他们也要证明，自己有关于中国的实地知识，并不是只有东印度公司才懂中国。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究竟是根据考察形成认识，还是带着既定认识去寻找材料？在我看来，这次考察具有后一种倾向。他们得到的结论，与原先的立场相吻合：中国并没有那么特殊，自由贸易原则完全可以在这里通行。
传教士郭士腊参与塑造的中国形象，也与这一判断相互呼应。郭士腊不是英国人，但与英国人关系密切，还参与过《南京条约》的翻译。他强调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商业倾向，同时把清政府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民众区分开来。
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民众本来愿意贸易，阻碍他们的是政府。这样一来，英国人要求改变中国政策，就可以被解释为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
这一步很关键。如果障碍来自中国社会本身，自由贸易是否适用，还需要讨论；如果障碍只是政府，那么只要改变政府的政策，问题似乎就能解决。对中国的描述，也就逐渐变成了干预中国的理由。
两派对交往手段的判断，同样不同。东印度公司强调讲理、协商，主张尊重现有规则；自由贸易商一派则更强调压力，认为要让对方感到强大乃至恐惧，合作才有可能。中国法律在前者那里，是交往中需要遵守的条件；在后者那里，却可能因为被判定为不合理，而失去应受尊重的地位。
与此同时，贸易又被赋予了“文明”的意义：贸易带来接触，接触促进交换，交换推动文明发展。沿着这一逻辑，强行打开中国市场，就可能被说成有利于中国，甚至是在替中国民众争取利益。战争因此获得了一套可以为自身辩护的说辞。
这不等于观念单独造成了战争。但它说明，经济利益如何被表达，强硬政策如何被合理化，都与人们讲述怎样的中国密切相关。
马戛尔尼之前，还有一个没能抵达中国的使团
如果继续往前看，我们会遇到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人：卡斯卡特。
提起英国早期来华使团，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实际上，在他之前，英国已经派出了卡斯卡特使团，只是使团没能抵达中国。
这次出使从1784年开始筹划，1787年出发。到1788年，使团来到印度尼西亚一带，原计划下一站前往澳门，却因卡斯卡特病重而未能继续。他出发时已患肺结核，医生认为改变环境、前往非洲或亚洲可能改善病情，他也因此带着出使的期待上路。可最终，身体没能支撑他完成使命。
使团没有设置副使，也没有为这样的意外准备接续安排，只能返航。后来马戛尔尼使团设置斯当东为副使，也与这次经验有关。
以往的叙述，往往用很短的篇幅就把这件事交代完了：派了一个使团，没到中国，结束了。既然没有建立联系，似乎也就没什么可研究的。
但我觉得，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使团没有抵达目的地，就意味着它没有历史意义吗？
相关材料并非不存在。大英图书馆保存的东印度公司档案，为研究提供了条件。只是与被反复研究的马戛尔尼使团相比，卡斯卡特得到的关注少得多。有时，材料被忽视，并不是因为材料贫乏，而是因为研究者预先认定，这件事不重要。
使团的经历还保留了很多容易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细节。比如，人员到达海边以后，等待适宜风向，等了十七天才启程。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远洋航行却仍然受到自然条件的明显制约。我们用了“现代”这样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具体的人就摆脱了风向、疾病和航程的限制。
我支持并参与全球史研究，也重视连接与流动。但如果我们只研究成功的连接、已经发生的流动，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又该放在哪里？不能因为上海、广州、福建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多，就觉得其他地区不值得研究；也不能因为某个使团没能建立联系，就认定它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历史。
马戛尔尼使团随行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使团船只，1793年。耶鲁英国艺术中心藏
同样代表英国，两位使节却有不同的办法
卡斯卡特使团首先帮助我们理解，英国为什么要派使节到中国。
如果只说英国崛起了，需要扩大对外联系，这当然是一个背景，却不足以解释具体行动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发生。
1784年开始筹划使团时，英国刚刚在1783年承认北美十三殖民地独立。大西洋方向的挫折，使英国更加重视以印度为中心的亚洲事务。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经营和统治面临困难。小威廉·皮特出任首相后推动改革，英国政府也开始在原先主要由公司处理的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把出使放回这一帝国转型和重组的过程，我们就能看清，英国对华外交不是到1793年突然开始的。卡斯卡特与马戛尔尼之间，既有延续，也有因意外而中断、重新安排的过程。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两人都代表英国，他们对怎样与中国打交道，却有很不一样的判断。
卡斯卡特认为，商业安全要建立在信任之上。先取得中方信任，再谈贸易安排，这是他的基本思路。他也愿意检讨英国人的责任，承认英国方面对某些自由贸易商缺少有效约束，不能把摩擦全部归咎于清政府。
他希望获得一个规模有限的商站，并愿意在清朝法律之下经营。他重视英国的尊严，但反对把武力威慑作为交往的起点。在他看来，过度展示实力，可能使清廷不安，怀疑英国带有军事威胁，反而不利于合作。
马戛尔尼更强调展示实力。他认为，中国需要先看到英国的强大，才会尊重英国、愿意合作。他把问题主要归于中国的政策限制，包括一口通商、各种贸易约束以及广东地方官员的腐败。相应地，他更看重改变中方制度。
他的要求也更广泛，涉及开放口岸、关税、通商和驻使等方面，还包括对舟山的诉求。相比于一个有限商站，这些要求触及更大范围的交往规则，其中某些方向，与后来《南京条约》的安排具有相似性。
马戛尔尼很重视礼物所展示的科技能力，也希望通过军舰火炮、卫队和陆军的服装与操练，表现英国的国家力量。但到了热河，他连预期的迎接也没遇到；乾隆对礼物的反应，同样没有达到英国方面的期待。
詹姆斯·吉尔雷1792年发表的讽刺版画，描绘其想象中的中国皇帝接见英国使团场景。此画早于使团抵华，并非现场写实。大英博物馆藏
一个主张先取信、再通商，一个更倾向于先展示实力、提出要求，再展开谈判。这里已经存在不同的交往方案。我们不能因为后来更熟悉马戛尔尼，就把他的方式理解为那个时代英国唯一可能采取的方式。
六年的时间，也可能改变一次外交的条件
有人可能会问：即便换成卡斯卡特，他到了中国，难道就一定能成功？
当然不能这样说。我们没有材料证明，卡斯卡特只要抵达，中国就会接受他的要求，更不能断言后来的一切都会因此改变。
但同样地，我们也不能把1793年的结果直接投射到几年前，认定无论谁来、什么时候来，结果都一样。
1787年与1793年只隔六年，清廷面对的环境却在变化。法国大革命及其相关消息、清朝与尼泊尔方面的战争，以及有关英国在印度的军队帮助清朝对手的传闻，都值得放进这一变化中考察。
这里尤其需要区分：传闻是否属实，与传闻如何影响人的判断，是两个问题。研究观念，不能直接把当事人的认识当作已经核实的事实。
在马戛尔尼的叙述中，福康安是一股态度强烈的反英力量，又能接近皇帝。这首先是马戛尔尼对清廷内部力量的判断。使节的个人立场、消息传播、战争经验和宫廷政治，交织成了他所处的外交环境。
所以，要比较两次使团，就既要比较使团长，也要比较他们面对的条件。不能只看到国家层面的结构，而忽略具体的人、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方案。
这也使我想到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马戛尔尼可以是18世纪末英国的一位代表，但那个时代的英国不能完全由他代表。为什么是这个人代表国家？他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政策？如果换一个人，对同一国家利益的理解会不会有所不同？这些都需要研究。
历史不能只是一部倒放的电影
讨论卡斯卡特这样的失败使团，不是在替历史编造一个更好的结局。
我真正想质疑的是：我们对“必然”的确信，究竟有多少来自材料，又有多少只是因为已经知道结果？
从后人的经验出发，我们很容易把过去串成一条通向终点的道路。可当时的人还有期待，他们设想过不同的未来，并据此采取行动。有些期待后来实现了，有些没有。没有实现，并不意味着它们从未影响过历史过程。
如果只根据结果解释此前的一切，历史研究就容易变成“倒放电影”：知道最后发生了战争，再把前面每一次接触、每一次摩擦，都看成战争的预兆。
回到历史现场，就需要尽可能恢复当事人面对的选项，理解他们为什么相信某种办法可行。失败的计划、未能建立的联系、未曾实现的期待，同样是这个现场的一部分。
在现场讨论中，有人问，强调历史的其他可能，会不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我的回答是，研究卡斯卡特，并不是断言他一旦抵达，鸦片战争就一定不会发生。提出问题，是为了检验那些被当成理所当然的解释，而不是拿一个未经证明的结局，去替换已经发生的历史。
对可能性的讨论，必须受到事实、材料和具体条件的约束。既不能认定已经发生的就是唯一可能，也不能把自己想象的另一种可能当作事实。
历史研究需要批判性思维，这种批判也必须指向我们自己。一个判断在得到充分证明之前，可以是有价值的假设，却不能因此成为定论。“既是，也不是”如果有意义，就在于提醒我们追问：某个解释在什么条件下成立，又在什么地方需要修正。
回到鸦片战争，我想强调的是：英国内部曾经存在不同的中国观，也存在不同的对华交往方案。战争的结局，不应抹去这些差异。把它们重新放回历史，才能更具体地解释，两国关系如何一步步走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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