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陕北，他们征程不止
在青浦练塘镇的陈云纪念馆里，静静躺着一只棕色皮箱。皮箱跟随陈云60多年，表面的牛皮已经磨损起毛，颜色也在岁月洗礼中变得斑驳。
1933年初，陈云从上海去中央苏区前买下这只皮箱。彼时的上海，早已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临时中央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陈云等一批长期工作在上海的干部，陆续通过秘密交通线，辗转前往江西。他们中的很多人，将在一年多后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两万五千里征途。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让我们追随上海先辈的脚步，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生死转折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性转移。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时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随这支部队亲历了湘江战役等一系列惨烈战斗。
他后来回忆说：“长征时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没好好睡过觉。”“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遵义会议会址。新华社发
然而，受到“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失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究竟该向哪里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后，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会议的张闻天（洛甫）首先作了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反报告”。
张闻天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人中，除陈云之外的另一位上海籍参会者。他出生于浦东祝桥镇邓三村，随中央红军长征后，常和毛泽东、王稼祥进行深入交流，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在遵义会议所作的这份“反报告”，实际也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并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形成的。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陈云手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明确记载，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并指出“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红军主力长征时，上海的革命斗争仍在进行。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年仅15岁的赵戈在上海救国会的安排下，组织了一百多人参与游行。1936年，他和二十余名同学一起，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我原来不会打草鞋，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把自己的草鞋给了我，又教我如何打草鞋。”赵戈生前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家中最宝贵的是一双破草鞋。一位和他差不多同龄的队长，过草地时连草鞋都没有，脚裂了口子就拿针缝上。“我留着它来提醒自己，共产党员不能忘本，穿上皮鞋，不能忘了草鞋” 。
遗憾的是，很多将士没能看到革命胜利那一天。出生于嘉定黄渡镇的夏采曦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江南省委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市法南区委书记，1933年6月由上海党组织派往江西瑞金，担任红军大学教授。在敌人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夏采曦协同红军总后勤部，成功改装制造枪弹的小型机器。
1934年10月，夏采曦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行至川贵交界处的江门以东一带，奉命留在该地区牵制敌人兵力，后因敌强我弱，被迫撤离。夏采曦改扮成商人辗转至四川，还因没有钱支付住宿费，不得不撬去口中的金牙当卖，回到上海后又继续投入革命，1939年在苏联学习期间不幸牺牲。
以笔为枪
“他们唱得实在太多了。”
1936年夏，陕北保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坐在窑洞前的土炕上，带着几分不解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窗外，一群十七八岁的红军小战士正蹲在墙根下，你一句我一句地哼着什么。
红军爱唱歌，不是什么秘密。
陈云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就记载了红军的歌声“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彼时刚刚经历湘江血战的红军将士，身体虽然疲惫不堪，却依然唱着歌行军，连攀12座高峰，成功翻过老山界。
后来斯诺才明白，这些歌声是有力量的，带着乐观的革命精神，支撑着红军战士一步步走向胜利。“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斯诺写道。
长征途中，诞生了众多脍炙人口的金曲，如《红军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后来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被改编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
这首歌的原作者之一，是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一位长期在上海求学、工作的干部。
陆定一190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25年在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读书时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遵义会议后，陆定一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5年6月，四川懋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终于见面了。当时还在宝兴县的陆定一得知喜讯，即兴写了首《红军两大主力军会合歌》。6月17日，这首歌在达维镇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联欢会上首次唱响。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韩洪泉认为，曾在上海学习和工作过的黄镇、陆定一、冯雪峰、李一氓、成仿吾等人，不但是长征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而且为传播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作出了特殊贡献。
陆定一执笔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王闲乐 摄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在上海市档案馆，展出着一副陆定一执笔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这是长征途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份民族政策布告，采用六言韵文形式，全文共26句，一韵到底，语言通俗，便于群众记诵传播。
后来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彝族首领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彝区、抢渡大渡河。
值得注意的是，布告诗中第一次把“长征”的概念与“万里”的行程结合使用，出现了“红军万里长征”的表述。这一称谓经朱德审定发布后，随着红军脚步传遍大江南北。
斗争不止
1935年7月，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堂街新永安路，一个名为永安的平常旅馆附近，常可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影，他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作响，俨然一个生意人，别人都客气地称他为李先生。
此人正是陈云。长征途中，党中央先后派遣潘汉年和陈云返回上海，尝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重建白区党的工作。
因形势过于险峻，陈云与潘汉年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很快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又怎会轻易熄灭？陈云和潘汉年之后，更多从上海离开的红军将士经历长征淬炼，在新的战线上开启新的长征。
1929年，冯雪峰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并成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3年秋，由于身份暴露，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冯雪峰奉中央命令暂离上海，同年12月底抵达瑞金苏区，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1936年4月，冯雪峰接到新的命令，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重回上海。张闻天向冯雪峰交代任务时关照，“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因为“他们是靠得住的”。
到上海后，冯雪峰住进了鲁迅家中，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鲁迅治丧工作，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主任。冯雪峰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治丧委员会名单中。这是鲁迅和毛泽东的名字首次公开出现在一起。
冯雪峰之后，刘晓也来到了上海。1926年，18岁的他奔赴上海求学，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轰轰烈烈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32年又奔赴中央苏区，后参加长征。1937年，他奉命重返上海，与冯雪峰建立联系，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白区隐蔽斗争。
1992年6月刘晓故居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纪念地。
不久，一位时年27岁、经历长征的红军干部奉命前往上海建立秘密电台，负责上海地下党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络。潜伏十余年后，1948年12月30日凌晨1时50分，他发出了最后一句电文“滴滴滴、嗒嘀嗒”，意思是“再见”。
他就是李白。他的英雄事迹后被先后改编为电影和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深受观众喜爱，已经成为上海这座城市一张永不褪色的红色名片。
战火硝烟虽已散去，伟大复兴重任在肩。今天，上海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先辈遗志，赓续红色血脉，铭记初心，勇担重任，在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书写属于这座城市新的奋斗篇章。
（本文由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指导，上海市档案局（馆）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