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足音⑥丨从被动到主动：苟坝会议的历史贡献与独特地位

编者按：10月，大别山层林尽染，何家冲回响着历史的足音。“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为讲好长征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专栏《信仰“足”音》。

今天刊发唐金培的文章《从被动到主动：苟坝会议的历史贡献与独特地位》——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县平安乡（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的苟坝村召开有2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经过多次争论最终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行动，并组建了新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并为实现“四渡赤水”突出重围的军事奇迹奠定了基础，苟坝会议因此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取得了抢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的重大胜利（史称“遵义大捷”），士气为之一振。在“再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等口号的鼓舞下，党和红军的一些领导和军事指挥员一时头脑发热，滋长了继续打大胜仗扩大战果的狂热情绪。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发给中央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一封“万急”电报中提出，“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

集中优势兵力夺取物产丰富、商业繁华的打鼓新场（今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从理论上讲的确有助于中央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并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接到这封信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决定于当天组织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开会集体讨论这件事情。会议一开始，就围绕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进行了激烈讨论，并迅速形成赞成夺取打鼓新场的“一边倒”态势。毛泽东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坚决反对贸然夺取打鼓新场。他之所以不惜以辞职为代价坚决反对这次军事行动，主要是因为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的元气虽然稍有恢复，但敌我综合力量对比悬殊，而且此时的中央红军缺少近距离外援；加上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有碉堡工事。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在3月5日就已经下令各路“追剿”部队向遵义、鸭溪等地集结，试图对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进行分进合击。西北面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三个师只需大半天急行军即可赶到打鼓新场，侧击中央红军后背；东面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也只需大半天行程就可赶到打鼓新场，攻击中央红军左侧背；东北面川军三个旅和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两天行程也可以赶到打鼓新场，投入“聚歼”中央红军的战斗。在毛泽东看来，遵义战役之后，由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了滇、川、黔各部排兵布阵，刚刚在取得遵义大捷后稍作休整的中央红军就已经陷入各种大小不一、或明或暗的包围之中。如果在这个时候与固守之敌对垒，中央红军将会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窘境，并有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可是，会议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不管不顾毛泽东的强烈抗争，坚持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作出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对于毛泽东来说，进入贵州的这些日子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虽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并没有具体职务；在大约一个月前召开的扎西会议上，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而几个小时前的苟坝会议上，他提出的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在这次会议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立无援和无可奈何，他的正确意见遭到所有与会人员的一致反对后，他不惜以辞去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前敌政委相抗争，却依然没有唤起与会人员的警醒和支持，反而被免去刚担任一个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这种特别孤立无助的情形，即便是在王明教条主义最盛行的时期也没有这样严重，因为那时还有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人的暗中支持。

回到住处，毛泽东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他担心一旦下发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就有可能出现无法挽回的结局。个人得失事小，三万红军将士的生死、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事大。当天深夜，毛泽东怀着对红军命运以及党和革命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历史使命感，提着马灯，冒着严寒，走了近两公里山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恰好这个时候周恩来从情报科得到一个关于敌人正向鸭溪、金沙一带包围过来的新情报。在这种机缘巧合下，毛泽东不仅说服了周恩来作出延期发布作战命令的决定，而且和周恩来一道说服了朱德，并达成共识。11日一大早，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劝说下，张闻天再次召集在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相关人员开会。会议期间恰好又破译了一封敌人的密电，确认各路国民党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聚集，距离打鼓新场最近的一支部队路程已经不到两个小时。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会上审时度势，深入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并根据最新敌情变化及时纠正原来的决策部署。经过再次激烈的讨论，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这个有可能葬送整个中央红军的冒险计划，再次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一场惊险的决策失误虽然得到及时纠正，但这件事不仅让毛泽东深感忧虑，而且促使与会人员开始反思：在敌人的围追堵截的恶劣环境下，形势瞬息万变，动不动召集一二十人的高层会议集中讨论军事行动，而且往往因与会人员对一些问题各持己见而久议不决，这种决策方式明显不能很好适应战时灵活机动的作战节奏，极易贻误战机而遭受挫折。鉴于张闻天接替博古后，每遇战事都要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的这种极端民主化做法，毛泽东提议组建一个由少数几个人负责全权指挥的军事小组。这一提议得到与会人员的广泛赞同。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会议及时避免了当时反对洋教条、瞎指挥倾向下所掩盖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突出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遵循，严格区分了独断专行与果敢果断决策的边界。正是这次会议，赋予了毛泽东实际军事指挥权，并从组织上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改组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机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正是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始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成员，成为中国革命队伍的领导核心。也正是在苟坝会议上作出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引下，中央红军经过第三次、第四次渡过赤水胜利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如果说遵义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的担当精神和斗争精神，苟坝会议则突出了毛泽东坚持真理、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虽然重新获得了发言权，但没有安排实际职务，他的主要工作还只是协助周恩来主持军事工作。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不再仅仅是周恩来指挥军事的帮助者，而是有了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整个红军的权力。会议不仅赋予了毛泽东同志实际军事指挥权，而且实现了由“帮助下最后决心者”向“下最后的决心者”身份质的转变。

苟坝会议原本只是讨论中央红军军事行动的一次普通会议，事实上却成为完善党和红军领导制度、转变领导方式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无论是对毛泽东个人而言还是对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而言，都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关键性会议，不仅提升和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且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党史军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作者：唐金培，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付婷　　审核：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