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最想上岸的年轻人，正在“巡回赶考”

进入秋季招录周期，“全国巡考”再次成为考公群体中的高频词。

所谓“全国巡考”，指的是考生不局限于户籍或常住地，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报名各地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编制考试，以时间、精力与地域迁移为成本，换取上岸体制内的最大可能性。

对此，网上一度流传着一个段子：“国考练手，江苏一模，浙江二模，山东三模，联考全真，最终目标是老家省考，上岸就是终极录取通知书。”

玩笑背后，是越来越多人把各地招录考试视为一场可以反复参与的联赛。考生不再押注单一省份或单一岗位，而是以“多城市、多类别、多批次”并行报考来提高概率。从秋季国考到各省联考，再到事业编与选调，考试日程被拆解成一张跨越大半年的流动地图。

进入十月，社交媒体上也出现大量巡考时间表分享

当越来越多人采用同样策略时，流动本身也在创造新的拥挤。

据华图教育统计，2026年3月多省联考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为586.95万。而若将“事业单位报考”与“考生跨省重复报考”的因素叠加，当月实际参与考编的考生总数估算已逼近800万。这中间近200万的“增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考生不再押注单一考试、而是通过“多报几场”来对冲风险的普遍心态。

我们与几位曾经选择了全国巡考的考生聊了聊：一年辗转十余座城市，他们如何安排时间与成本？当报录比被不断刷新，“多考”真的意味着更大的确定性吗？在反复奔波的考场之间，他们究竟是在追逐机会，还是在对抗焦虑？

一年跑十余座城市

九小时四省极限赶考

研三那年，陈衡辗转十余座城市，参加了三十余场考试。

2024年10月，他先后奔赴广州和深圳，参加教师编和定向选调考试。12月，他又出现在苏州的教师编考场，紧接着转战武汉。寒假期间，当同学陆续回家团聚时，他在南京参加教师编统考。年后不久，他再次启程，前往长沙应试。其间，他还辗转天津、珠海等地，穿梭在一场场笔试与面试之间。

这条全国巡考路线不算小众，是许多希望进入体制内的应届生共同的选择。

陈衡赶考路上拍摄

为了提高“上岸”概率，陈衡采取的是“多线并行”的策略——公务员、中小学教师编、大学辅导员三类岗位同时推进。

公务员系统中，各地设有独立的选调考试；中小学教师编招聘通常在本地及跨省设置考场，以扩大选才半径；高校辅导员岗位则多采取“到校考试”的形式，考生需亲赴校园参与笔试与面试。

陈衡考过的部分单位

最忙的时候，陈衡一周内需要连赶四场考试，带着不同季节的衣服穿行在不同城市的站台。

12月下旬，他先在广州参加选调和军队文职考试。空气里带着岭南冬天特有的湿润与温暖，他只穿一件衬衫，在考场上低头疾书。考试结束，他马上转至武汉考教师编制，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最上面，手指被冷风吹得发僵。这场考完，他又得北上南京。

通过报考更多场次，增加整体“上岸”的概率，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每个人在选择城市与岗位时，都有自己的权衡。

陈衡在筛选地区时，更关注城市的发展潜力。

他是江苏人，最初希望毕业后回到苏南工作。但在多次赴考的过程中，他逐渐把目光转向薪资待遇更高的广东地区，同时也把天津等直辖市纳入考虑范围。城市的产业结构、财政实力与晋升空间，都成为他评估的重要指标。

在985高校就读文学硕士周书言则将重心放在老家所在省份，力求在省内实现稳定落脚。报考省外岗位时，她只考虑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会城市，并把薪资待遇作为硬性条件之一。

在她看来，跨省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必须以更优的回报作为交换。

周书言赶考时拍下的窗外风景

巡考并不轻松。不断更换的落脚点、永远在调整的行程表、一场接一场的考试——体力和精力的消耗，远远不止坐在考场里的那两个小时。

而赶考的路途中难免有波折。机票改签、车票售罄、天气突变……计划随时可能被打乱。

刘曦9月份订好了飞往武汉考试的机票，临近出发时，她的出发地却遭遇台风。

手机里的天气预警不断弹出，她反复刷新航班信息，手指悬在“退票”按钮上迟迟没有按下。那几天，她在酒店订单和机票页面之间来回切换，既计算成本，也权衡风险。

刘曦去北京考试的飞机特意选了能看日落的一侧座位

陈衡也有过临时“改线”的经历。一次在广州，他上午刚结束一场考试，中午刷到信息，得知南京第二天有一场极想参加的考试。直达高铁已售罄，机票价格涨至两三千元。

时间与预算都在逼近上限，他只能临时拼凑出一条“迂回路线”——从广州坐高铁到武汉，再转至湖北，随后北上到河北，最后折回南京。

那趟行程在车厢里延展成九个多小时。窗外城市一座座掠过，他反复核对转车时间，生怕错过衔接。晚上十点多抵达南京时，站台灯光刺眼，他拖着行李走出车站。

每个巡考人，都有自己的“省钱大法”

全国巡考既是对考生的体力和心力的考验，又是一笔经济账——备考成本是考生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变量。陈衡粗略估算，包括交通、住宿、餐饮及报名费用，“一年巡考下来四五万元打底”。

这些资金主要来自父母的支持，以及自己实习兼职的积蓄。陈衡大学期间做家教、实习积攒下的一部分收入。父母得知他频繁赶考后，每个月都会多给一些生活费。

如何省钱，成为很多巡考生的另外一堂“考试”。在这群巡考生发明的省钱策略里，账本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端：关乎考试状态的开支绝不克扣，其余都要尽可能削减。

周书言把节省的重点放在路费上。她几乎每一趟都选择最便宜的绿皮火车。武汉是她全国巡考的第一站，从出发到抵达整整十个小时。车厢里人声嘈杂，灯光偏黄，行李架上塞满大包小包。硬座板凳又直又硬，坐久了腿发麻。

周书言拍下的武汉站

这样的场景时常出现：周书言怀里抱着一本厚度接近半个手掌的习题册，戴上耳塞，低头刷题。车厢里的交谈声、零食袋的窸窣声被隔绝在外。她一页页翻过去，笔尖在纸面上快速移动。渐渐地，周围原本闲聊的几位阿姨声音小了下来。

后来，其中一位甚至主动换到了别的座位上，给她腾出空间。周书言得以独占一整排硬座，把绿皮车厢临时改造成备考教室。

住宿是另一项需要反复权衡的支出。

陈衡和刘曦都把目光投向各地的人才公寓——那是专门为赴当地求职的应届生提供的免费住宿点，只需提交学生身份证明和准考证，预约成功即可入住。

但由于报考人数众多，人才公寓常常一房难求。陈衡统计过，自己十次预约成功不到一半。刘曦提前两天预约武汉某区的人才公寓，却发现早已被订满，只好绕远到另一个区申请空房，行程因此拉长，交通时间也随之增加。

刘曦住的人才公寓

对考生而言，住宿环境直接影响考试状态。安静、整洁、距离考点近，是优先级最高的考量。

陈衡逐渐摸索出经验：民宿价格或许更低，但不确定性更高。他曾在深圳订过一间临街民宿，楼下夜宵摊烧烤到深夜，喧闹声持续到凌晨。他辗转反侧，第二天却要参加选调考试。那之后，他开始更倾向选择连锁酒店。

刘曦几乎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换两到三次酒店。以武汉为例，前两天主要是资格审查，她刻意选择距离考场较远的酒店，以节省费用。中间两天，她终于预约到免费的的人才公寓，拖着行李箱换到新住处。然而临近考试，人才公寓满房，她不得不再找第三间酒店。

第三间酒店临街，夜里车辆长鸣喇叭，隔音效果也差。她坐在床边练习试讲，刚开口几分钟，窗外的鸣笛声就把节奏打断。她只好再次收拾行李，换到第四家酒店。

刘曦在换酒店的路上

为了保证备考质量，陈衡有时会在当地租用自习室，购买四小时的短时套餐。有一次在南京准备面试，他特意订了一间可以出声朗读的小单间，发现隔壁也有人在模拟讲课。

临近考试日期，住宿价格的浮动也在加剧。周书言去深圳考试时，提前三四天订下一家普通小旅馆，98元一晚。等到考试当天，她再打开平台查询，同样的房型已经涨到265元。

每一条“捷径”上都挤满了人

在巡考群体里，有一句几乎被反复验证的话：巡考，本身就是最好的模拟考。

刘曦最初准备无领导小组面试时，反复练习的是培训机构给出的标准资料。她熟记答题框架，预设发言顺序，甚至提前写好几种稳妥答案。可真正坐进考场，她才发现，招聘老师更看重的是表达的现场感与逻辑清晰度。

第一次面试结束后，她才恍然：“原来他们真正想听的是这个。”培训机构能给她标准答案，但考试经验远比想象中重要，她在考试中一次次校准的答案才更接近正确。

周书言第一次参加国考时，她在行测部分明显感到时间紧张，很多题目来不及细读。几次实践后，她的做题速度明显提升。真正让她找到节奏的，是一场场真实考试。

周书言考完事业编到地铁口发现好多人

不同考试之间的经验，也能平移流动。

陈衡在考过公务员后，再去应聘高校辅导员，明显感到从容。他发现两者在笔试与面试题型上存在大量重合，尤其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无纸化办公等公共治理议题。很多思路早已在公务员备考中形成，再进入辅导员考试，只需做针对性调整。

多考一场，就多一次在真实考场里检验自己的机会。但对巡考的人来说，还有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需要回答：去哪里考，赢面更大？

于是，“错峰”与“捡漏”成了考生们常用的策略。所谓错峰，是避开热门省份和热门岗位的集中竞争，选择考试时间不冲突、报考人数相对较少的地区；捡漏，则是瞄准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岗位或地区，希望以更低的竞争比进入面试。

这套逻辑听起来合理。但在高度透明的信息环境下，每条“捷径”都挤满了人。

周书言专门到武汉考广东某地的图书馆编制岗位。朋友曾劝她：“在武汉考广东的岗位，竞争反而没那么激烈。广东人不愿意过去考，武汉本地的同学未必愿意去广东。”她带着这样的预期走进考场。可等到真正坐进教室，她发现人并不少。

笔试成绩出来后，她排在十几名，而能进入面试的只有前五名。

类似的捡漏逻辑在巡考群体中常见——报一个外地、没听过的地方的“好岗位”，希望通过信息差提升概率。但现实往往是，大家的想法高度趋同。

陈衡考过的部分单位

周书言报考深圳事业单位时，刻意避开市中心岗位，选择了自己此前没听过的坪山新区。她本以为报考人数会少一些，结果发现该岗位的报名人数甚至超过部分市区岗位。她环顾四周，估算到场率在八成以上。

2026年国考，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铁路公安处基层所队民警岗位的报录比达到2693:1，成为当年广东地区最热门岗位之一。这个岗位的“吸引力”也源于考生熟悉的逻辑——工作地点在韶关，但由广州单位发薪，似乎兼具成本与收益优势。

然而，当多数人都试图算同一笔账时，岗位反而被推向竞争顶峰。

全国巡考

也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

参加全国巡考的人里，文科生占了相当比例。他们谈起选择时，几乎都会提到几个关键词：稳定、体面、规则透明，以及一种可预期的生活节奏。

陈衡本硕都是语言类专业，他判断自己未来的岗位总体收入不高，去大厂也只能做非核心业务。刘曦则不喜欢没有阳光的办公环境，抱怨客户要求烦琐、会议太多，自己性格不争抢，也觉得很难往上走，更不想35岁被辞退。

在不确定感愈发强烈的就业环境里，体制内像是一种可以抓住的锚。越来越多人拼尽全力抓住这只锚，走进不同城市的考场，他们常常会在签到处或候考室里看到几张似曾相识的脸。

中文系出身的周书言对此感受尤为明显。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不同城市面对的，往往是同一批竞争者。事业编里适合中文专业的岗位本就有限，一份公告中往往只有四五个可报岗位，却吸引大量报考者。

一次考试后，刘曦认出一位同场考生，竟然是高中校友。几个月后，她得知对方顺利上岸，主动请教备考经验。考场上遇到投缘的人，陈衡也会互加微信，交换资料和信息。只要不是报同一个岗位的，都是朋友。

回看那段全国巡考的日子，大家都承认：报考更多的场次，这种高强度、近乎体力活式的奔波，本身就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

本硕985的陈衡，起初对自己颇有信心。真正走进考场，他才意识到竞争的强度早已升级。同一岗位的分数线比前两年高出一截，原本自认扎实的复习节奏显得不够用了，但“多考一场，就多一次机会”。

2月初，他拿到一个二线省会城市的公务员录用通知。但陈衡对地域并不满意，最终把重心转向广东的事业编考试，后来顺利上岸。再回顾一整年的巡考，他表示“如果重来一次，我可能不会跑那么多地方。反正拿了这么多offer，也只能去一个。”

刘曦考完后坐上回家的列车

刘曦在北京参加一所高中的考试时，看到一位考生穿着北大文化衫，随口对招聘老师说自己也是这所高中毕业的。招聘老师兴奋地把负责人拉过来聊起来，她羡慕对方的轻松，随即开始焦虑自己的背景。最难受的时候，刘曦只能去找学校心理老师求助。

去年年底，刘曦拿到了一家高中的offer，她打算先接下，等之后再观察其他机会。有时，她会提前焦虑教师的工作节奏、师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要牺牲周末备课和自学的压力。不过，她也意识到，寒暑假的休息时间已经算是不错的缓冲。

回望这段备考经历，刘曦笑着说：“正因为吃过苦，未来才能更安心、没有负罪感地躺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采访、撰文 | 旺仔

编辑｜三金、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