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月，是毛泽东一生中创作诗词最多的一个月

作者：牛志远 冯群星

·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夹金山。（视觉中国）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当我们回顾惊心动魄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会发现：由于极其艰苦的行军环境、极其危急的战争形势、极其匮乏的物资条件，长征时期留下的照片极其稀少。年轻的我们，似乎难以直观地“看见”长征的模样。

但历史留给我们另一样宝贵的记录：长征时期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他在长征路上留下了8首诗词，长征出发前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也分别有1首。尤其是1935年10月，毛泽东接连写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4首脍炙人口的诗词，是他一生中写诗词最多的一个月。

其中，《七律·长征》是第一首向社会公开并被译成外文向全世界发表的作品——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采访毛泽东。1936年10月，一次长谈后，毛泽东亲笔抄录了这首诗赠予斯诺。后来，斯诺将这首诗写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长征》一章就以此诗结尾。

七律·长征

1935 年10 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但这首诗的首次公开，早于斯诺的采访——1935年9月29日，中央红军攻占甘肃通渭县城。当晚，毛泽东在文庙街小学接见驻在通渭的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朗诵了这首诗。

此时，距离娄山关大捷已经过去7个月。从大西南的贵州到大西北的甘肃，中央红军是如何走过的？又要走到哪里去落脚？

“铁索寒”

1935年4月28日，在云南的鲁口哨、大汤姑一带，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毛泽东最后发言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毛泽东用的是“抢渡金沙江”。而后人谈及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往往冠以“巧”字。这一“抢”一“巧”，并不矛盾。渡江必须抢在追兵到来之前，而之所以具备“抢”的条件，靠的正是此前战略运筹之“巧”——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就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后来的佯攻贵阳、佯攻昆明，都是这一战略意图的具体展开。这些为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争得了时间。

5月9日，中央红军完成渡江。等到国民党追兵赶到金沙江边时，已是中央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连船只都已烧毁。

巧渡金沙江，使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紧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但北上之路，阻截着又一道天险——大渡河。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支流，河道险峻、水流湍急。1863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部由滇入川时经过大渡河，因贻误时机陷入死局：前有急流，后有追兵，粮草断绝，数次抢渡，均告失败。全军覆没之际，石达开望着滔滔河水，留下一句哀叹：“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

18岁的当地青年宋大顺目睹了这悲壮的一幕。

历史的长河里，72年弹指而过。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中央红军抵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蒋介石自以为等到了天机，叫嚣要“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

宋大顺此时已90岁高龄。中央红军一到安顺场，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就登门拜访了他。毛泽东到了后，又把老人请进老街中药铺的指挥部，请他把石达开部败亡的经过细细讲来。

老人讲完石达开部如何一步步兵败，临别时抬起头，言辞恳切地说：“长官莫停留！”

今年9月，环球人物记者来到大渡河，见到了宋大顺的曾孙、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长宋福刚，他对记者说：“有人讲，是宋秀才一句话救了红军，这话说大了。在此之前，中革军委对整个战役有通盘考虑，早就下了迅速渡河的命令，我家老人刚好在那个节骨眼讲了一段血淋淋的教训，又恰好说到了点子上。”

·2026年9月，宋大顺的曾孙、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长宋福刚在大渡河边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环球人物记者 牛志远 / 摄）

恰恰是这句“说到点子上”，照见了中央红军与石达开最根本的不同。同是天险当前，石达开孤军困守，中央红军却愿意把一个乡间老秀才请进指挥部。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像红军这样，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长征路上，红军每途经一个地方，停留时间再短，也会做群众工作，刷写标语、做宣讲。在安顺场也是一样。宋福刚说：“中央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即使夜里睡屋檐、街道淋着雨，也不敲百姓的门打扰。老百姓渐渐觉得红军不一样。最初，没有一个船工愿意帮红军渡河，后来却有越来越多的船工闻讯帮忙。我们现在统计出来的人数是77人，他们中有3位直接加入了中央红军。”

但船只有限，水深流急，大部队要在安顺场过河，恐怕要花费一个月。毛泽东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320里的泸定桥。

红一军团第四团担任先锋队。5月28日清晨，部队接到死命令：限29日拿下泸定桥。此时他们距桥还有240里。大雨如注，山路泥泞，战士们边走边战，沿途击溃数股川军。一昼夜疾驰240里，于5月29日清晨兵临泸定桥头。

出现在战士们眼前的泸定桥，已经不能称之为“桥”了——国民党军拆去了大部分桥板，只余13根铁链悬空摇晃。桥的对岸，是国民党军设下的防御工事和密集火力网。

红四团22名勇士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硬生生闯开了生路。傍晚时分，红旗插上了泸定城头——大渡河没有拦住中央红军。

1983年，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建成，宋福刚的父亲恰好退休，受命看守。宋福刚从小就守着纪念碑长大：“我领悟到的长征精神是‘激流勇进’四个字。如今我研究这段历史，愈发懂得‘莫停留’的分量。第一批突击的勇士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冲锋，他们不怕牺牲，他们向死而生。”

·1936年9月，美国记者斯诺（左三）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的勇士合影。（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供图）

“千里雪”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明知夹金山冰封雪裹，中央红军却选择翻越雪山，为什么？

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主任骆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尽管雪山苦寒，却是中央红军当时的最优选择。“向东是茂县、松潘地区，蒋介石已在这条路上布下了重兵；向西是丹巴、阿坝地区，少数民族聚居。选择向北走，经过雪山草地一线，人烟稀少，有利于达到快速行军的目的。”

1935年6月12日，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作为先遣队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翻过山去，在当天赶到红四方面军所在的懋功（今小金县）。

9点左右，红四团来到夹金山脚下，气温骤降，连路面都被冻得硬邦邦的。时任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记得，大家一鼓作气爬上山腰，举目环视：左边是深厚的雪岩，右边是陡立的雪壁，路中间是硬滑的积雪。越往上爬，路越陡，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几乎到了一步一停的程度——然而万万不能停，只要坐下，就永远起不来了。

·走上长征路时，徐特立57岁，是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战士之一。图为表现徐特立与年轻战士相互搀扶过雪山的油画《老兵》，田友庄作。

大约8小时后，红四团战士终于翻过雪山顶峰，下山的路积雪没膝，不知谁先发现，抱着枪仰面躺倒，顺着雪坡滑下又快又省力，全团便抱枪仰卧，一路滑下，又有一道深沟横在面前。战士们正小心绕行，前方忽然传来几声枪响。大家迅速卧倒、推弹上膛，准备厮杀。

就在此时，侦察员飞奔而来，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是红四方面军！是我们的同志啊！”

空气凝固了一瞬，随即爆发出震天欢呼。在山脚下，两军战士奔向彼此，紧紧地、长久地握手，直到热泪盈眶。

这一刻，他们等得太久了！

离开中央苏区8个多月，一万多里孤军奋战，遇到的不是围追堵截的敌人，就是难以想象的高山大河。在湘江东岸，他们曾热切盼望着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却未能实现。如今刚刚翻越一座人迹罕至的雪山，竟猝然与自己的同志相遇了，怎么能不激动？

·1935年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部翻越夹金山，在一座桥上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欢迎。图为达维会师桥。（新华社发）

达维镇是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就在两个多月前，1935年3月28日，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他们的长征，一路西进岷江流域，连克茂县、理番（今理县），6月8日攻占懋功，并控制了县城东侧、夹金山北麓的达维镇。

6月17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红军成功翻越夹金山，到达达维镇。次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一路上，随处可见一条标语：“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这是先头部队奉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之命张贴的，“三十万”这个数字也是张国焘“推算”出来的。

实际上，中央红军几经恶战，到懋功时只剩下2万余人。战士们跋山涉水，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军装，面容憔悴。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不久，战士的身体情况、装备都优于中央红军，人数更是多达8万余人。时任中央红军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幽默地将这种差别形容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6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与从茂县前来的张国焘见面，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嘹亮的《两大主力会合歌》响起：“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骆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红一、红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是长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中央红军长期孤军转战的处境，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

次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了北进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为了尽快北上，1935年8月初，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右路军继续踏上北上之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松潘草地。它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因排水不畅而形成沼泽，表面看似平缓，实则暗藏无数泥潭。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

七天六夜后，右路军走出草地，但许多战士永远留在了那里……

“尽开颜”

9月11日，北上红军到达甘肃俄界（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俄界村）。次日召开的俄界会议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卡口，就是敌人重兵扼守的天险腊子口。

藏语里，腊子口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它是川西北进入甘肃的必经之路。环球人物记者到达这里时，只见山势陡然收紧，两侧崖壁高约500米，几乎与地面呈90度直角。

蒋介石对这道天险颇为自信，他电令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和腊子口。

“9月16日，毛泽东到达距离腊子口十余公里的黑尕寺（今黑多寺）。他的指挥所设在山上，山脚就是国民党援军的指挥所，相隔不过数里。”腊子口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董小丽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聂荣臻曾说：“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接连三次致电彭德怀，部署攻占腊子口的战斗计划。电报写道：“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腊子口谷底唯一的通道，是一座一米多宽的木桥，底下就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河。鲁大昌早在桥头东侧修筑了好几座碉堡。由于双方距离很近，红军战士们甚至能看见里面黑洞洞的枪口。1935年9月16日下午，先头部队红四团发起进攻，但敌人火力太过密集，几次冲锋都未成功。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前线的动静。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硬仗，让他对经常充当先锋的红四团有着充足的信心。因此，他没有一味催促，而是持续了解部队有何困难，指示寻找敌人的弱点。“经过进一步侦察，杨成武和时任红四团团长黄开湘终于发现，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火力全部集中于正面，峭壁和山顶几乎无人防守。”董小丽说。

但峭壁几乎垂直，要如何爬上去呢？一个瘦小的苗族战士主动请缨，他是飞夺泸定桥22名勇士之一。因入伍时没有名字，大家亲切地叫他“云贵川”。他自称从小在深山采药，练就了一身攀爬的绝技。“云贵川”赤着脚，腰间缠上用战友们的绑腿布接成的长绳，就地取来一根木棒，棒梢用布条绑上铁钩，钩住崖缝，一点点攀上了绝壁。

·描绘苗族小战士“云贵川”攀爬腊子口绝壁的版画。沈尧伊作。

黎明时分，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攀崖成功的迂回部队已成功插入敌军背后。正面作战的红军蜂拥而出，前后夹击，直扑腊子口。9月17日清晨，硝烟散去，腊子口的天险变通途。

毛泽东于当天赶到了腊子口。董小丽说：“据当时的机枪手何光文回忆，当毛泽东得知‘云贵川’英勇牺牲时，久久地伫立在腊子口，向这次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默哀致敬。”毛泽东看着地上厚厚一层的手榴弹柄和弹片，感慨万千：“只有我们英勇的红军能够战胜这样的难关，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红军北上抗日！”

第二天，毛泽东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岷山。甘南的秋风迎面而来，先前的沉郁一扫而空，舒展为“三军过后尽开颜”。1958年，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亲笔批注：“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监制：吕 鸿 张 培

编审：孙夏力

编辑：刘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