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九十年的传承，红军后代22年重走长征路16次 | 长征精神在上海①

2026年9月1日，邓玉平在上海某校开学第一课讲长征故事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迎来90周年之际，我们在上海，走近这样一群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与长征精神近距离相遇……上海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持续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奋进动能，让长征精神始终激荡浦江两岸。

坐在记者面前的邓玉平年近七旬，身形瘦弱。很难相信，这位老人重走长征路16次，历时22年，足迹几乎遍布所有红军长征路线。她是高校退休历史老师，讲台上讲长征，讲台下用脚丈量长征。支撑她的，是一种精神——长征精神。

星语初心

邓玉平是红军后代，父亲邓志云12岁便参加红军。

她对长征的讲述，从一个场景开始：小时候，南京玄武湖畔的夏夜，父亲常带着我们在外面乘凉。他会指着天上的星星给儿女们看，先是牛郎星、织女星，再指向那些一闪一闪的无名星星。

“那些，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父亲说，他很想他们。

彼时的邓玉平还很小，她也不太明白，当时还不太会说话的自己，怎么会将这一幕记得这样清楚。“大抵，那就是一颗种子。”

邓玉平与父亲邓志云（上图）一样，多次到长征途经地的学校讲述长征故事

小学时的邓玉平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父亲作为红军常受邀去学校讲红军故事。“他总是笑眯眯地走上讲台，先给大家敬个军礼，然后开始讲故事。”父亲给同学们讲红军在行军途中怎样学文化。“没有像样的纸笔，就把写了‘中国’‘革命’‘红军’的木牌或布挂到前面战士的背包上，一边赶路一边学认字。”

散会后，邓玉平听到同学们议论：“红军好聪明啊！”她心里有隐秘的欣喜：“我很自豪，谁都不知道讲台上的红军是我爸爸。”

父亲提起最多的是三个人——朱总司令、蔡局长和秦班长。

长征路上，父亲在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蔡威身边当通信员。蔡威待他极好，有吃的总要分他一些。过雪山时，父亲实在走不动了，想坐下歇一歇。蔡威大声喊：“不能坐下，要勇敢地向前走！”然后牵住他的手，一起往山顶爬。

过草地时，父亲一脚踏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秦班长赶来，把行军背包垫在身下，又用枪托一点点将他往外拉。父亲得救了，秦班长却被泥潭吞没。

英雄无言

父亲有个秘密。

他曾说，朱德总司令总是叫他“小胖子”。儿女们好奇：“为什么叫您小胖子？”父亲却摇头不语。姐弟总是悄悄讨论：“爸爸也不胖，为什么叫他小胖子？”每次追问，父亲总是摇摇头，低声说：“下次，下次再告诉你们。”

晚年的父亲躺在病床上，时常呓语：“冲啊，不要管我，敌人在前面！”老人清醒时，邓玉平便抓紧机会问他：“他们为什么叫您小胖子？”老人依旧摇头：“下次，下次再告诉你。”

而这一等，便没有了回答。

多年后，邓玉平看望另一位老红军孟克时，才得到答案。

“部队过草地时，有一天早上起来，互相一看，昨天晚上一起睡觉的战友，怎么脸都胖了？大家还开玩笑，说草地的空气真养人，没吃的还能长胖。于是，大个子叫大胖子，小个子叫小胖子。”

可是没过几天，许多被叫作“胖子”的人，都没有了。

其实，这是浮肿病。因长期严重缺乏蛋白质而导致。所谓“长胖”，其实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正在被饥饿吞噬。从那以后，看到有人“长胖”，大家再也笑不出来了。

邓玉平终于懂了。为什么父亲说不出答案，为什么父亲说：“比起在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幸福百倍了。”

1991年，父亲去世。送别时，邓玉平哭得不能自已。

踏上征途

父亲走了，数星星时种下的种子却开始疯长。

那时，邓玉平已是一名高校历史教师，在学校开设了“走进长征历史”选修课。长征的时间、路线、重要事件，她在课堂上讲了一遍又一遍。讲得越多，邓玉平越想知道：父亲走过的长征路，是怎样一条路？红军，到底是怎样一群人？长征精神，究竟是什么？

2004年暑假，她决定走一次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她背着大大的行囊，个子小小的，走在父亲当年走过的路上。

走进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眼前的景象让她愣住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墓碑，多数没有名字，只刻着一颗红星。这里安葬着25048位红军英烈，无名烈士碑上红星闪闪，在阳光下连成一片。

她跪拜。突然，天空下起暴雨。她没有找地方躲雨，任雨水浇透全身。十分钟后，她站起身，又是晴空万里。

“这是苍天的泪滴。”她对自己说。

从那一刻起，邓玉平真正走上了长征路。几乎每个暑假，都会出发。

红军女儿

重走长征路，邓玉平探访红军战斗遗址和沿途留存的标语，并寻访健在的老红军。至今，她前后拜访的老红军已超过300位，其中开国将军28位、女红军49位。

她叫他们“红军爸爸”“红军妈妈”。

由于既是历史老师，又是红军后代，红军爸爸妈妈们都愿意给这个女儿讲当年的故事。

“红军妈妈”苏力8岁参加长征，原是地主家的丫头。邓玉平摸过老人头上的伤疤，左额、左臂，一个个凹陷。“为什么都在左侧？”她问。老人说，地主婆用右手拿刀砍她，伤口自然落在左边。

苏力说，长征路上，她不小心丢了自己的碗，看见庙里神龛上有几只沾满灰尘的木碗，就拿了一只回来。班长发现后，严厉地说：“赶快还回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忘了吗？”那天晚上，“红军大姐姐们”轮流批评她。“铁的纪律，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苏力说，她记了一辈子。

“红军爸爸”向轩，7岁参加红军。“您受过多少伤？”邓玉平问。向轩挽起裤脚：“你自己数。”弹片打过的疤痕摸上去滑溜溜的，邓玉平挨个数下来——1，2，3……数不清。向轩告诉她：26！

“红军战士个个是好汉！”这是父亲说过的话。而邓玉平认为：“红军战士个个是英雄！”

每拜访一位老红军，邓玉平都请对方在红旗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每到访一处长征地，邓玉平都去当地邮局盖邮戳。这些记录，也促成了数次“奇迹般的重逢”。

一位老红军看到红旗上熟悉的名字，激动地说：“这是我曾经的战友。没想到我们还能这样重聚！”另一位老红军看到“小金”的邮戳，回忆道，自己当年在那里患了痢疾，不能走路，是当地老乡找来中药，战友用担架抬着他继续赶路。

邓玉平说：“我有世界上最多的爸爸妈妈，我的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家。人们管我的爸爸妈妈叫红军，管我的家叫队伍。”

英灵永在

重走长征路，邓玉平也会碰到无法解释的事。

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邓玉平为父亲立了一块碑。碑位满满当当，几乎没有空地。而第二次再去时，就在父亲碑旁，空了一个位置。她想到了秦班长，便在那里为他也立了一块碑。

“秦班长，今天就让我来做您的女儿吧。”

“让父亲和班长再次并肩，我觉得是天意让我做这件事。”邓玉平说。

2009年暑假，邓玉平到了甘肃永昌红军烈士公墓。她把手掌贴在墓碑上，突然觉得掌心在跳动，好像是在对话。

她问：“你们当年只有十几岁，走过了千山万水，永远安眠在这个地方。你们为了什么？”

她仿佛听到墓碑回答她：“为了中华苏维埃，为全天下人民求幸福。”

同行的伙伴催她：“邓老师，快走，我们还要赶路。”就在那时，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陵园的馆长说：“让邓老师和红军爸爸妈妈多交流一会儿。我们这边已经一个多月没下过雨了，怎么红军后代一来，说下就下？”

2026年，邓玉平专程前往蔡威烈士的家乡福建宁德。在蔡威烈士安葬地，她写了《给蔡局长的一封信》。拿着菊花走向前时，天空突然飞过群鸟。学生用相机抓拍下这个瞬间。邓玉平后来反复听现场录音，总觉得那些鸟鸣声像是在“跟我们说话”。

作为唯物主义者，邓玉平却愿意相信，那些为了信仰和人民付出一切的人，没有真正离开。这些英灵守护着山川大地，而万物生灵也在为他们歌颂。

精神长存

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归来，邓玉平面向全校师生作了交流汇报。几名学生主动找到她：“老师，您下次再去走长征路，一定要带上我们。”

长征课题组就这样成立了。成员有十几位。二十多年来，学生毕业一批，又来一批。他们利用节假日，跟着邓玉平拜访老红军，编纂长征口述史。

第一批课题组组长杨柳青、副组长顾超，一直跟着邓玉平，做她长征路上的“拐杖”。他们自费去山区，在红军走过的地方做公益。杨柳青的儿子今年10岁，从小就听邓奶奶讲长征故事。今年春天，邓玉平、杨柳青、顾超、杨柳青的儿子一起站上贵州两所红军学校的讲台，讲述长征故事。男孩清亮的童声响起来，台下的同龄人听得格外认真。邓玉平欣慰地说：“就数他获得的掌声最响。”

至今，邓玉平已重走10万余公里长征路，写下100余万字的长征访问日记，作过500多场长征主题讲座，编写了《今日话长征》校本教材。她写下的《长征路上血脉情》还被编入《大学语文》教材。

有小学生问她：“老师，长征精神我觉得有点抽象，它在哪？”

她用另一位学生的话回答：“当我看到红军身上的战争疤痕，泪流不止，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美好是革命前辈打拼下来的。长征精神不遥远、不枯燥，它是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具体的，是一种触手可及的精神存在。”

“那精神到底在哪里？”小学生追问。

邓玉平说：“就在我们的心里。”

她想起，父亲每次去学校讲长征回来，总是特别高兴。如今，邓玉平每次讲完课，也感受到了那种喜悦。

从父亲，到自己，再到学生和学生的孩子，邓玉平相信，长征故事会这样一代一代讲下去。

有传承，长征精神就永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