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评中国】河声丨在中原叩问“何以中国”：大遗址如何“先保护、活起来”？

10月13日，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郑州召开。会上发布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增29家，累计达65家，游客总量超3.03亿人次，是“十三五”期间的近两倍。

这次会议选址郑州，意味深长。距今5万年的老奶奶庙遗址透出旧石器时代的文明曙光，3600年的郑州商城矗立起早期王朝的都城骨架，裴李岗、大河村、双槐树、王城岗……一处处文化遗存，在中原大地上串联起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多元汇聚一体的脉络。从郑州出发，可以读懂我国大遗址保护的深层逻辑。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遗址保护陷入“保护就阻碍发展、发展就破坏遗址”的困境。破解这道二元方程，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一整套制度设计。郑州的考古前置改革，正是对这道方程的正面作答。2018年起，郑州在全国率先推行“先考古、后出让”的“净地”出让模式，将文物保护从被动跟进转变为提前介入。过去是“建设倒逼考古”，开发商拿到地才发现地下有文物，停工、延期、损失，各方都成了输家；如今是“考古先行、净地出让”，政府在供地前完成全部文物调查、勘探、发掘及审批工作，企业拿到地即可开工，平均节省约30天。截至目前，郑州市文物部门已累计服务1000多个土地储备项目。

当然，这项改革的价值远不止于效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十三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这一制度，新增地下文物“先考古、后出让”保护前置机制，明确规定在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土地出让或划拨前须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同时，法律还明确了因考古发现文物导致建设单位损失的处理程序。这意味着保护不再只是文物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嵌入土地审批、城市建设的全流程，成为各方必须共同面对的制度约束。

但制度解决的是“能不能保”的问题，“愿不愿保”则取决于保护能否为城市和居民创造可感知的价值。郑州的“生态保遗”模式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截至目前，郑州累计建成55处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后，保留仰韶时期的房基、城墙与地震遗迹，市民游客可在此观星露营、体验制陶，进入遗址博物馆“仰韶印象”数字空间，可目睹先民捕鱼制陶、收割谷物的鲜活场景。郑州商城遗址公园则形成“城中园、园中城”的格局，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完整保存着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夯土城墙，城址3000年不位移，这在世界城市史上都极为罕见。当遗址公园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保护便从“不得不做”的负担变成了“值得去做”的投资。

放眼全国，不同城市给出了不同解法。良渚古城遗址以“5000+”数智应用平台实现预防性保护，用1006个摄像头、5个无人机场构建智慧监管体系。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将遗址展示利用与“道北”棚户区改造并举，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则探索了大遗址保护综合管理的路径。洛阳坚持将大遗址集中区域划为非建设用地，2026年出台的《洛阳市考古前置工作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考古前置实施范围，并建立多部门联动审批监管机制。这些路径差异背后，是对同一个命题的不同回应：让文化遗产融入城市、惠及大众。

然而，也要清醒地看到，难题并未完全破解。以西安汉长安城遗址为例，其保护总面积达65平方公里，但已建成的未央宫遗址公园仅6.11平方公里，其余区域仍被村庄、农田、仓储用地和闲置土地占压。核心城区大遗址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平衡，仍是全国性难题。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有待拓宽，沉浸式文旅产品供给仍有短板，部分遗址公园的展示方式仍以静态陈列为主，未能将考古成果有效转化为公众文旅体验。从“一城探索”到“全国铺开”，仍有不少制度衔接和利益协调的硬骨头要啃。

大遗址之“大”，看的不是面积，是文明分量。它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文物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资产。守护好一处处大遗址，就是守护好民族精神的根与魂。从“保起来”到“活起来”，大遗址保护完成的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理念跃迁。文化遗产不应是被动守护的对象，而应成为城市发展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来源。

泱泱华夏，天地之中。当一座座遗址公园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日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考古工地、触摸历史温度，我们便在回答“何以中国”的同时，也回答了“何以未来”。（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田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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