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足音①丨那场壮举给我们的震撼——长征胜利90周年启示录

编者按：10月，大别山层林尽染，何家冲回响着历史的足音。“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为讲好长征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专栏《信仰“足”音》，今日起持续刊发。

今天刊发王喜成的文章《那场壮举给我们的震撼——长征胜利90周年启示录》——

90年前，我们党领导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红军万里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仅震撼世界、彪炳史册，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开启了我们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同时也给我们走好今天新时代的长征路以诸多启示和思考。

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其实，当初长征并不是我们党和红军的主动选择，只是重大失败后的无奈之举。1933年9月—1934年夏，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主导地位，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他们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而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之后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损失8300多人，根据地也大部损失，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已无可能。正是在此时，日本侵华加剧，民族危机加深，在此背景下，红军就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站上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制高点。同时，在革命岌岌可危的绝境，死守原有根据地已无可能，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抉择，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立足点，让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重获新的生机。

于当时而言，困境是改革创新的契机，身处发展难题、行业瓶颈、生活困局之中，固守旧思路只会原地停滞，我们应当破除固有思维束缚，顺势应变、主动求新求变，在调整规划、革新方法之中寻找破局之路，于变局中抢抓发展新机。

纠正错误路线，打出一片新的天地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博古、李德等人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苏联经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主张，在长征初期实行“搬家式”的撤退和阵地战指挥，导致行动迟缓，陷入敌军重围，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一是兵力锐减。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约8.6万人，在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时，由于战略战术等问题，红军虽然突破了封锁，但人数锐减至‌3万余人‌。

二是‌整体力量削弱。从全国范围看，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许多优秀指战员牺牲，如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几乎全师覆没。

三是极端危险的军事处境。在长征途中，蒋介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及川、黔、滇、桂军阀部队共约‌40万重兵‌，从四面八方向红军进逼包围，企图将仅剩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川黔边境。而红军连续高强度战斗、长途急行军，战士疲惫不堪，弹药奇缺，补给困难，且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被敌人识破并设下口袋阵，若继续执行，红军将面临毁灭性打击。

四是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上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李德独断专行，搞“图上作业”，剥夺前线指挥员的机动权，导致多次作战失利，广大干部和战士对错误领导产生强烈不满，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顶点。

正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党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突破腊子口等。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长征最终胜利筑牢了根基。

历史昭示我们，征途成败，贵在领航，坚强可靠、科学务实的领导核心是攻坚克难的根本保障。新时代新征程挑战重重，各类风险隐患交错叠加，只有坚守正确方向，服从大局引领，统一思想步调，凝聚集体力量，才能规避路线偏差、抵御前路风浪，稳步奔赴长远目标。

坚决进行反分裂斗争，将红旗插向大西北

确定正确战略方向后，坚守初心方针、恪守组织纪律，才能凝聚整体合力，抵制分裂乱象。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军总兵力一下子达到10万余人，全军上下欢呼雀跃。但意想不到的是，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企图以实力要挟中央，争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两支红军陷入了‌战略方针分歧‌、‌党内权力斗争‌以及‌分裂危机‌的尖锐复杂局面，这也是长征途中最为凶险的阶段之一。

一是战略方针根本对立。党中央主张‌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张国焘则主张‌南下‌或西进，避开国民党主力，在川康边区建立根据地。实际上这不仅是军事路线分歧，更是政治路线较量。北上是为了靠近抗日前线，争取全国革命的领导权；南下则是退却逃跑，可能导致红军被封锁在偏远地区。

二是张国焘提出改组中央军委，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并安插其亲信进入中央核心层。同时，他以“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导致松潘战役计划落空，红军错失良机，陷入被动。在要权未达到目的后，他于1935年10月公然在卓木碉宣布成立“第二中央”，自任“主席”，并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彻底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当机立断，率领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连夜脱离险境，单独北上，避免了红军内部的武装冲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而张国焘坚持南下，结果在百丈关战役中遭受重创，部队从8万余人锐减至4万余人，且陷入缺衣少食的绝境。南下失败证明了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在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坚决斗争和耐心工作下，加上共产国际的压力，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红二、六军团（后编为红二方面军）会师，在朱德、刘伯承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的推动下，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的重心转移至西北。

长征途中的斗争昭示我们，大局意识、纪律意识是团队与国家前行的底线，在集体事业中，个人私利、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大局。面对分歧考验，我们应当坚守既定正确规划，严守纪律规矩，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坚决摒弃本位主义思想，拒绝分裂涣散，心往一处聚力，守住前行的正确方向。

壮举艰苦卓绝，胜利惊天动地。

红军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在严酷自然环境方面，红军翻越了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跨越了近百条江河。过雪山时，许多战士因高寒缺氧、体力不支而牺牲；过草地时，不少战士陷入沼泽或误食毒草而长眠。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等一部分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在红一、四方面军四川懋功会师后被编为右路军，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缘故，他们为了革命大局，曾先后三次过草地，长征的行程不是一般的二万五千里而是三万五千里。

在‌残酷战斗方面，红军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著名的战斗包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

在‌巨大牺牲方面，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湘江战役中，数万红军将士血染江水。中央红军出发时的8.6万余人，到达陕北时仅剩约8000人，无数营以上干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所以，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辉煌史诗，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这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残酷的斗争环境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取得胜利。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党最宝贵的经验。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开启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它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它‌铸就了‌坚定信念、‌不怕牺牲、‌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依靠人民的伟大长征精神，这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长征精神对于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应对风险挑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九十年山河变迁，长征精神历久弥新。回望这段峥嵘的革命史诗，绝境思变、坚守领航、笃定大局、不畏磨难的启示深深镌刻在时代答卷之上。新时代的长征路已然开启，我们当传承长征红色血脉，汲取长征征程沉淀的经验智慧，怀揣坚定理想，勇于应变革新，坚守大局初心，直面前路风雨，以奋斗姿态奔赴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作者：王喜成，为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

编辑：付婷　　审核：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