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明日揭晓，为什么获奖者总出自那几所学校？

作者 | 第一财经 高雅

每年诺奖季，经济学奖都是压轴大戏。今年的奖项将在北京时间10月12日下午揭晓。

翻开半个多世纪的诺贝尔奖花名册，有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反差。物理、化学、医学奖得主中，获奖时身处本学科诺奖得主最多前十高校的只占两三成，七成以上来自其外；经济学则恰好相反：近六成得主获奖时就在那十所名校之中。把视线拉长到整个职业生涯，差距更加明显。经济学奖得主的任职时间，有一半集中在哈佛、芝加哥、麻省理工等8所大学。

高等教育在全球扩张，知识生产也越来越国际化，科学前沿本该更分散。但哈佛大学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清华大学谢丹夏等学者最新发表了一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题为《获奖经济学家的机构集中度居高不下并持续上升》。论文追踪了18个学科近两百年的数据，发现其中17个学科的获奖者越来越分散，只有经济学逆向成了集中度最高的学科。

为什么最好的人总是聚在最好的地方？这种极度封闭的“学术名校俱乐部”，究竟是知识生产的客观规律，还是一场隐秘的学术特权闭环？作为该项研究的共同发起者，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博导、人本健康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谢丹夏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拆解了这背后的四个原因。

诺贝尔奖牌/图源：诺贝尔奖官网媒体中心

逆势飙升的集中度

论文梳理了18个学科的171个国际权威奖项，追踪近6000名获奖者从求学到任职的完整履历，时间跨度从19世纪到2020年代。衡量集中度的工具，是反垄断审查中常用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数值越高，说明越集中。

以获奖者整个职业生涯的任职年数计算，1960年经济学的集中度（HHI）为257，在18个学科中排第9，处在中游。此后半个多世纪，其他学科大多越来越分散：物理从136降到112，数学从331降到222，政治学、社会学、法学都降到了100上下。只有经济学反向上升，2022年升到387，排名第一。

若用经济学界习惯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来透视，这种极化更为明显。经济学获奖者全生涯机构分布的基尼系数高达0.812。更形象地说，在产生过获奖学者的全球24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中，仅哈佛、芝加哥、麻省理工、斯坦福、普林斯顿、耶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这8所机构，就占据了全体经济学获奖者整整50%的学术工作岁月。

根据论文绘制的历史演进轨迹曲线，谢丹夏提醒，1990年至2010年，经济学的集中度斜率呈现出近乎陡峭的攀升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程的六年里，有五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名单中有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这段时期的上升，恰好与芝加哥学派的黄金时代重合。

不过，谢丹夏强调，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胜利，更多是方法论上的突破。1992年获奖的贝克尔（Gary Becker），把最优化分析延伸到家庭、犯罪、生育；1993年摘得桂冠的福格尔（Robert Fogel），则用计量方法重写了经济史。这些成果是芝加哥学者长期耕耘的结果。

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一锤定音”

伴随高等教育全球扩张与互联网协作兴起，自然科学稳步走向“去中心化”，经济学却逆向更加集中。论文在对比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科时，首先将目光投向了物理资本与流动成本之间的“悖论”。

从直觉来看，人员流动越自由，资源应当越分散。但谢丹夏说，现实恰好相反，原因在于各学科的“知识生产函数”不同。物理、化学或生命科学高度依赖重资产与专用仪器，从极地探测阵列到占地巨大的同步辐射光源、粒子加速器，往往需要整栋实验大楼与海量经费托底。这些物质资产天然构成了人才迁移的高门槛。谢丹夏称：“哪怕哈佛这样拥有雄厚财力的顶级名校，也难以在寸土寸金的市区为挖角一位学者而一夜之间复刻一套造价昂贵的实验室。”

相比之下，经济学家的知识生产则完全不同，它对实体物质资本的依赖极低，核心资产高度凝结于学者的大脑，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便能开工。论文的实证追踪证实，经济学在全体科研门类中拥有最高的学者流动率，在获得重大奖项前的跳槽频率显著压倒依赖实验的学科。谢丹夏表示，正因为知识生产不被土地与重型仪器绑定，顶尖名校“掐尖”掠夺人才的成本反倒微乎其微。

另一个深层分水岭在于成果的验证模式。在硬科学和数学领域，突破性贡献往往体现为“单一且可验证的孤立发现”（single testable finding）。谢丹夏举例称，数学家张益唐在做出孪生素数猜想的重大突破之前，曾长期在学术体制边缘漂泊，在快餐店打过工。澳大利亚医生马歇尔（Barry Marshall）当年默默无闻，为了证明细菌会导致胃溃疡，亲自喝下了含细菌的培养液。但只要推导成立、实验可重复，成果最终都得到了承认，并拿到了大奖。

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极端复杂的人类社会网络，很难存在“一锤定音”的判定性实验。论文在借助大语言模型对诺贝尔奖官方授奖评语进行系统文本归类后发现，在经济学诺奖得主中，高达55%的获奖依据是依托多篇论文在漫长岁月里构筑的“广谱体系工作”，“单一可检验发现”占比不到一半，且更多授予了理论、计量、方法类工作。

“自然科学可以有杨振宁、李政道先生三十岁出头凭借对称性推翻实验而光速摘得诺奖的传奇，但经济学绝无可能，”谢丹夏感慨，“宏观经济变量一年往往才产出一个数据点，一套增长理论是否扎实，往往需要数十年真实历史数据的反复沉淀。”当一项假说无法被客观实验在短期内彻底证实或证伪时，对它的肯定，高度依赖“经济学家群体的学科共识”。因此，机构的名望、师承的网络以及学术权威的背书，便不可避免地被当作了关键的质量替代信号。

为什么经济学家都往几所学校挤

然而，同为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学的知识生产函数同样不需重资产，同样依赖长周期的证据推导，这些学科的获奖集中度却未增反降。

对此，谢丹夏提及了论文剖析的第三重机制，即经济学在整个社会科学谱系中，拥有绝无仅有的“高度统一范式”与极其严密的发表审查垄断。

在社会学或政治学中，学术生态允许多个流派并存，甚至在人性假定上针锋相对。学者即便不发核心期刊，也能靠深耕田野、出版一本具有洞见的专著立足，各大图书奖项同样认可这种贡献。

但现代经济学极度追求普遍规律，所有问题都被收敛到最优化、价格与均衡等标准框架下。谢丹夏说：“经济学界不存在所谓‘印度经济学’或‘毛里求斯经济学’，学术界只承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学者必须从一些现象中提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机制，才能获得主流认可。

统一的范式，也让成果的“出口”变得很窄。经济学高度依赖五大顶刊，比如《美国经济评论》（AER）、《经济学季刊》（QJE）。这些期刊与名校关系密切，甚至出现“主场现象”：论文引用的研究显示，2000至2016年间，QJE约四分之一的文章出自哈佛作者，约14%出自麻省理工作者；《政治经济学期刊》约14%的文章来自芝加哥大学作者。

这一格局在教职市场上也看得到。研究团队使用美国高校教师招聘网络数据发现，经济学是向上流动最难的学科之一，只有约6%的教师任职于排名高于其博士母校的院校，平级流动的比例高达91%，“向下安置”的比例仅有3%。作为对比，其他社会学科的向下流动比例在60%以上。

谢丹夏进一步提醒，这种闭环从学者的学术生涯起点便已铸就。论文对获奖者的统计显示，博士毕业院校的集中度甚至显著高于获奖时工作单位的集中度。同时，全美排名前十的顶尖经济系对其师资的博士出身的挑剔与集中程度同样高居各学科之首，其师资来源的集中度HHI指数接近780。

在谢丹夏看来，缺少实验这类“硬约束”，而“师承脉络”与母校背书就成了学者终身的信用资产。

反垄断思考与重心东移

谢丹夏长期研究反垄断与法律经济学，曾半开玩笑地想把这项研究命名为《经济学要不要反垄断？》。但他也说，这种集中是否损害了学科的配置效率，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他的担忧是，当整个学科过度拥抱同一种主流理论，颠覆性的非主流探索要挤进顶刊，难度会异常巨大。

不过，谢丹夏对未来相对乐观，认为眼下的集中并非不可逾越。他说，过去一个世纪以美欧名校为主导的话语权，本质上是建立在美国经济体量之上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掌握着世界经济霸权，全球经济学的顶级阵地是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经济学杂志》。

他认为，经济学追求普遍规律，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其运行逻辑就会被学界锚定为“全球标准经济样本”。他预测，随着中国未来确立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全球学者如果试图探寻现代经济的一般性规律，中国经验都将成为绕不开的必读样本与核心基准”，全球经济学的学术重心“必然发生深刻的‘东移’”。

随着新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在即，谢丹夏也给出了自己对前沿风向的独到研判。他分析，诺奖评选在长周期中有“领域轮动”的规律，现代经济学可分为微观、宏观和计量方法三大支柱，2025年的大奖已经授予了宏观领域，新一届奖项向微观经济学或计量实证方法倾斜的概率相对更高。

在这一逻辑下，诸如早期深耕微观机制设计、近年来在机器学习与因果推断交叉融合上做出开拓性贡献的苏珊·阿西（Susan Athey），或是极早系统量化自动化、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技能偏向型冲击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奥特（David Autor），都是极具竞争力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