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丨琴扬东方韵，弦怀赤子心
俞丽拿：“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人物名片】
俞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她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她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俞丽拿先生
俞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俞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俞丽拿给学生上课
每周五下午，俞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俞丽拿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舞成了指挥棒。
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俞丽拿：刚刚过的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我一个暑假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我们一个学期只有17次课，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俞丽拿和学生在一起
假期来找俞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俞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俞丽拿：你一天不练自己知道，这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了。只要我人在上海，我就一定在暑假寒假给学校学生上课，而且是不收费。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的传统。
学生们在俞丽拿家里聚餐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俞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俞丽拿：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就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去练。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俞丽拿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俞丽拿：是因为贺绿汀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表姐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我就跟在她屁股后面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上海音乐学院首届少年班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俞丽拿人生的十字路口。
俞丽拿：我们弹完了，鞠了躬，出来以后，就碰到这个老师的小桌子。他就让我们打开手看看，手背，手心，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手细的，拉小提琴；手粗的，拉大提琴。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俞丽拿，心里还是不乐意。
俞丽拿：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跟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拉小提琴，什么动作都不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胳膊要折过来，这个动作拿弓子，都是别扭的。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俞丽拿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俞丽拿：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我们很感动，还有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她，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她说我家里的凳子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地学了，但是大家听不懂，不喜欢。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俞丽拿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俞丽拿：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从老百姓的脸上就看到他都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俞丽拿：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写什么呢？因为何占豪以前是在越剧团，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钢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
俞丽拿和陈钢、何占豪一起排练
1958年底，俞丽拿和同学回到学校，陈钢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俞丽拿：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梁祝的电影了，反复地看电影，另外学唱腔，比如说我学着唱“久别重逢梁山伯，倒叫我又是欢喜又伤悲”，这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所以把它放到小提琴上来拉。
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试奏新作时合影
正式演出20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俞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俞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俞丽拿：拉到最后一个音是很轻的泛音，拉完以后，弦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好担心。过一会掌声就来了，总算有掌声了。我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何占豪在乐队里拉，陈钢在旁边，鞠了躬。谁知道完了以后还在鼓掌，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整场音乐会都是新作品，新作品没有返场的，最后就怎么办？就再来这个作品。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俞丽拿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
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俞丽拿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
俞丽拿（左二）在上海音乐学院女子四重奏组坚持了30年
1962年，俞丽拿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俞丽拿：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记者：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俞丽拿：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俞丽拿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俞丽拿：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了解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到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问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把全世界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就觉得）对手来了。
俞丽拿、何占豪、陈钢同台领取《梁祝》首演六十周年特别荣誉奖
2010年，俞丽拿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记者：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俞丽拿：我自己还是比较客观地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记者：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俞丽拿：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演奏也是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用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还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将来要教得比我还要好得多。
俞丽拿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博士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俞丽拿学琴。
俞丽拿：她爸爸是我学生，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这辈分怎么说？是师哥师姐师妹？还是爸爸妈妈？
俞丽拿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俞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俞丽拿：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这次来拉琴，拉完以后，我说谈恋爱了是吧？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记者：这么敏锐吗？
俞丽拿：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022年，俞丽拿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俞丽拿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俞丽拿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俞丽拿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俞丽拿：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冯会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俞丽拿：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俞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
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她住过猪棚，牛棚，在码头扛过沙包，无琴可拉的日子里浸泡着多少五味杂陈，她从不多说。此后的人生岁月里，她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俞丽拿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这华夏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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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上海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