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工、牙医和休班飞行员救了一架飞机，但下一次呢？

9月30日清晨，一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FZ1073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本。机上174人中，包括27名儿童。

谁也没想到，一场血腥搏斗即将在万米高空上演。

飞行大约两小时后，灾难从驾驶舱内部爆发。一位乘客回忆，飞机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是“严重气流颠簸”。飞机持续下坠约二三十秒后短暂恢复平稳，紧接着再次俯冲，又再次拉升。

FZ1073 航线和事件时间线丨译制：十字星

Flightradar24的数据还原了这只钢铁巨鸟的瞬间失控：原本在约10360米高度平稳巡航的飞机，在不到30秒内狂坠近4300米，瞬时下降率达到每分钟约9500米，是常规民航下降率的十几倍。随后短暂拉升再度下坠，最低跌至约4270米以下，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累计下坠超过5000米。信号层面，9时31分飞机先挂出7700代码（紧急状况），几分钟后切换为7500代码（非法干扰/劫机），随后又是7700。

7500触发了最高层级警报：以色列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召开紧急安全磋商，以色列领空一度临时关闭，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为此取消了原定访美行程。

而此刻驾驶舱内，正在发生一场生死搏斗。根据事后拼凑出的画面：行凶者是阿曼籍的副驾驶，被刺伤的是39岁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哈尔（Smit Machchhar）。飞行途中，副驾驶持折叠刀多次刺伤机长的头部和手部，并试图操控飞机急剧俯冲。

正在这时，门从里面被打开了！

第一个冲上去的人，叫亚尼夫·哈云，是一位水管工。“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

他看到的画面是，机长倒在血泊中，副机长站在操纵台前，一边猛砸面板，一边用英语大喊“杀了我”。哈云从后方一把锁住副驾驶的喉咙，把他拖离操纵台。其他乘客一拥而上，用耳机线、充电线把副驾驶的手脚捆了起来。

但飞机还在俯冲。

哈云没有犹豫，他抓住操纵杆，猛地向后拉，飞机缓缓抬起了机头，从俯冲中恢复平稳。

哈云事后被内塔尼亚胡总理接见时，总理问他：“你学过开飞机？”哈云说没有。他说自己只是《空中浩劫》系列纪录片的铁杆粉丝，看了很多年。

水管工亚尼夫·哈云在制服袭击者后，衬衫与裤子上留有血迹丨照片来自以色列记者 @AmichaiStein1

乘客们制服了副机长，但机长已经大量失血，濒临昏迷。他头部和双手多处被刺伤，尤其是手，“几乎被切断，几乎要断成两截”。一位牙医冲到机长身边，立刻跪在血泊中为机长止血。他叫穆萨耶夫·肖塔，那天恰好搭乘这趟航班从中国出差返回。

哈云拉起机头、稳住飞机后，真正的大问题来了：飞机怎么安全降落回地面？这时，两名休班的迪拜航空飞行员接管了飞机，他们原定接替执飞下一个航班。哈云说，他们接手之后，飞机在4500米左右的高度上下浮动，近一个小时都无法稳定在某个高度，说明全程是靠人工操控。

最终，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地面医疗迅速接管了救援，机上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生还。

迪拜航空涉事航班乘客乘坐替代航班抵达后走出机场| 新华社

FZ1073 迫降沙特塔布克后，涉事客机，尾翼方向舵受受损，停在机场场坪，乘客经舷梯下机转运|阿联酋 The National

一扇坚固的门，一个致命的盲区

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各方国际势力仍在角力。然而，这场堪称奇迹的拯救事件，其成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9·11事件后，民航把驾驶舱门铸成坚不可摧，可当威胁来自这一道门里，又当如何呢？

2001年的9·11事件是民航安全机制变革的分水岭。在那之前，驾驶舱门防范并不算严密。9·11之后，人们开始设法让驾驶舱变成外部力量无法侵入的“坚固堡垒”。现代民航飞机的驾驶舱门配备功能强悍的电子门锁，只能从内部授权开启；门体本身采用芳纶纤维复合材料外加防弹钢板，别说强力冲撞，就是小口径子弹甚至小型手雷，都无法轻易穿透。2023年起，商业航空界甚至开始加装第二道屏蔽门，防止机组人员进出舱门时遭遇外部暴力侵入。

现代民航客机的加固驾驶舱门（图为空客 A319 舱门，打开状态可见内部驾驶舱）。9·11 之后，驾驶舱门改为防弹、防撞的电子锁门，只能从内部解锁——这把"坚固的堡垒"却在此次 FZ1073 事件中成了一道从内部被攻破的门 | 维基共享

但所有设计的假设都是“威胁来自门外”。一旦威胁发生在门内呢？这道门就可能成为隔绝外部施救的障碍。

2015年的德国之翼4U9525航班事件就是直接例证。副驾驶卢比茨在机长离开驾驶舱后，将舱门反锁，独自操控飞机撞向阿尔卑斯山，机上150人全部遇难。录音显示，机长在舱门外反复敲门，试图用斧子砍开舱门，但始终未能进入。

德国之翼 4U9525 涉事客机 D-AIPX（空客 A320-211），2015 年 3 月 24 日，该机被副驾驶蓄意坠毁于法国阿尔卑斯山，机上 150 人全部遇难 | 维基共享

迪拜航空这次事件几乎是德国之翼的“翻版”——但结局不同。区别就在于：德国之翼的机长在门外，而此次的机长在门内，在大量失血，随时可能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一面抵抗侵袭，一面操纵舱门开锁，这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如果开门不成，那么这架飞机很可能难逃厄运。即便开门成功，在两名机组都无法驾驶的情况下，如果机上不是恰好有专业飞行员，那么这次事件可能同样悲剧收场。

长期以来，民航飞行员都是一个受到高度信任的群体。机长副机长两人机制是保证飞行安全的需要，两人同处一个驾驶舱，距离近在咫尺，需要紧密合作才能完成全部飞行程序。把机组置于相对安全封闭、不受外界侵扰的驾驶舱，目的就是保证飞机操纵权不会旁落。然而，一旦驾驶舱内发生暴力事件，飞机的操纵权就会瞬间丢失，无论是被居心叵测者夺取，还是进入无人管控状态，其结局都是灾难性的。

技术能否兜底？

面对驾驶舱内失控的风险，最自然的想法是：能不能让地面远程接管，或者让人工智能直接驾驶？

从技术上说，这完全可能。现代飞机已高度自动化——驾驶波音777的飞行员，正常飞行中只有约7分钟是手动操作，空客飞行员的手动驾驶时间更短。NASA甚至设想过由一位地面操作员同时管理多架航班，在飞行员失能时“切入”接管。

但问题远比技术复杂。首先，如何判断驾驶舱内发生了什么？飞机在万米高空，驾驶舱是一个封闭的“黑箱”。地面要接管，前提是准确理解舱内状况，而这一点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并不容易做到。

举个例子，如果飞机遭遇客舱释压故障，飞行员需要驾驶飞机从万米高度快速下降到三千米以确保乘客安全。这种高速下降一旦被AI判断为“不安全事件”而触发接管，反而可能让情况更糟。

而且，外部接管意味着权力和责任的同步转移。一旦决策失误，后果谁来承担？有航空专家直言，远程接管飞机实际上就是把一架民航客机变成了一架大型无人机，其中涉及的法律、伦理和操作难题，至今没有答案。

网络化的AI还带来了新的攻击面。一旦依赖数据链和云端模型，飞机就从相对封闭的机载系统变成可远程触达的联网终端，数据链路、航电总线、机载服务器都成为潜在入口。AI越聪明，针对它的模型攻击反而可能越有效。岭南大学2026年的一项研究还发现，盲目提高AI的自主权，甚至容许其在紧急状况下主动接管，反而会削弱飞行员对工作的掌控感，增加心理疲劳，加剧“人机冲突”的风险。

说到底，如果个别案例证明飞行机组中存在“不安全因素”，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认定，AI或外部操控的信任度比驾驶舱里的两个人更高？轻易得出肯定结论显然是武断的。

波音 737 新一代（NG）驾驶舱。现代客机高度自动化，正常航段中飞行员手动操纵的时间极短——这既为"地面远程接管/AI 驾驶"提供了技术想象，也带来了"谁来下令、谁来担责"的新难题 | 维基共享

需要升级的，是“门内那道看不见的门”

航空安全从来不是一扇门、一道锁、一个规定和一个AI模型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管理机制+物理屏障+程序冗余+心理监控+自动化兜底+网络韧性”多层防线同时起作用的系统工程。

驾驶舱门的“情境感知”升级： 2026年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研究提出了新思路：门锁的紧急开启不再取决于“里面的人是否同意”，而是同时满足两个客观条件时自动授权——至少一名飞行员不在座位上（座椅传感器判断），且飞机已触发认证的紧急警告（如失速、地形警告、俯仰/滚转超过安全包线）。这个逻辑的关键在于，不预测“飞行员是否想作恶”，只响应“飞机已经处于危险状态”这个事实。

驾驶舱内的“第三双眼睛”：目前基于目标检测算法的飞行员异常行为检测系统正在研发中，可以实时识别和预警驾驶舱内的异常行为。虽然“装摄像头盯着飞行员”在隐私层面争议极大，但一个折中方案是将监控数据用于触发安全告警而非实时直播，当系统检测到异常时才启动录音录像。

心理健康支持：从“筛查”转向“支持”。 德国之翼事件后，欧洲航空安全局强制要求运营商为所有飞行员提供支持计划，核心原则是保密与非惩罚。监管框架明确规定：心理评估不应被视为临床精神健康评估，而应关注职业动机、抗压能力和自我约束等维度。数据保护是前提——披露给运营人的信息必须匿名化、聚合化，不能因为飞行员主动求助就吊销其执照。

这个思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面了一个恶性循环：飞行员不敢主动报告心理问题，因为害怕失去飞行资格，结果反而让潜在风险被隐藏得更深。ICAO的数据显示，57%的飞行员和67%的乘务员存在某种形式的“医疗回避”——他们因为害怕失去飞行资格而不去看医生。EASA最新的调查显示，93%的欧洲运营者已经实施了同伴支持计划，参与计划的机组人员反馈非常积极。

行为漂移的早期识别。 一个人的极端行为通常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一个“漂移”的过程。问题在于，这种漂移往往没有清晰的因果链——“坏心情”和“抑郁”之间的界限模糊，性格的微妙变化很难被量化。目前的方向是将飞行员的脑电、眼动、心率等多模态生物传感数据，利用AI算法转化为可量化的心理能力指标，实现从“群体标准评估”到“个性化纵向监测”的转变。当然，这条路走起来必然伴随着隐私与安全之间的持续博弈。

网络韧性同样不可忽视。 无论未来飞机如何自动化、智能化，它都需要数据链与地面沟通，软件升级需要网络支持。这意味着飞机作为一个功能软件系统并非完全封闭，仍然有被非法侵入甚至篡改的可能。航空通信系统需要在架构冗余、流程闭环和智能运维层面构建多层次的容灾体系，确保即使在部分系统失效时，飞机仍能安全飞行。

舱门已经足够坚固，真正需要升级的是门内那道看不见的门。

但FZ1073还告诉我们另一件事：在系统失灵的时刻，最后一道防线，往往是齐心合力的普通人：重伤的机长拼死打开了舱门，乘客及时冲入舱内并制服了凶手，水管工拉起了操纵杆，牙医跪在血泊中按住的伤口，两位本该去飞下一段航程的飞行员接过的控制权。他们没有预案，没有演练，只是在那一刻，选择了挺身而出。

作者：王亚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 《航空知识》主编）

编辑：吴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