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制造业调查：锻造大国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引擎
深度调研
先进制造业调查：锻造大国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引擎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工信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制造业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优先位置，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CR450动车组刷新世界轨道交通速度极限，“京华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创穿江越海纪录，“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深潜，福建舰成为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型航母，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持续刷新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认知。一个曾经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奋力追赶的发展中大国何以在新时代跑出创新突破、产业落地的加速度？一个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机遇的经济体又缘何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调研。
一、我国先进制造业何以行稳致远
先进制造业代表着一国工业体系中最活跃、最具引领性、最能经受竞争检验的部分，是新质生产力在实体经济领域最集中的载体。调研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从来不是单一产品、单项技术的较量，而是国家战略、组织机制、产业基础、开放格局等叠加形成的系统性、体系化竞争。产业变革浪潮中，如何洞察趋势、把准航向？技术封堵之下，如何集聚力量、攻克瓶颈？科技成果问世，如何快速转化、实现量产？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交织，如何优化产业链布局、高效配置全球资源？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命题，共同构成理解我国先进制造业崛起的分析框架。
以前瞻识变的战略决断和战略定力抢抓变革窗口。每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为产业跃迁打开机会窗口，能否在关键节点顺势进行产业战略布局并持续投入，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产业升级和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成败。我们在洛阳轴承集团调研时了解到，这家诞生于“一五”时期的重点工业企业，曾一度深陷亏损困境，面临外资并购风险。绝境之中，这家企业依托国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布局抢抓机遇，累计投入20多亿元改造传统产线，建成国内首座风电齿轮箱轴承“黑灯”智能工厂，生产效率提升约30%，高端轴承产值占比提升至70%，实现从持续亏损到年营收突破60亿元的蝶变。一家老牌轴承企业的重生，正是国家因时应势调整、接续推进工业化战略的微观缩影。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到推动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再到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国始终立足发展阶段，结合技术发展趋势，动态调整战略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叠加演进的变革浪潮，从2012年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到2015年部署“互联网+”行动，从2017年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2026年发布《“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国家战略持续引导产业发展紧跟大势、抢占先机。面对“低碳转型是陷阱”等疑虑，我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一体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推动传统行业在节能降碳中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等优势产业，实现全球领跑。
9月20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本届大会以“智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聚焦新能源汽车、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集中展示前沿制造成果，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嘉宾参展，展品超15000件。图为当日拍摄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 新华社记者 常能嘉/摄
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协同攻坚合力。2026年9月14日，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移交联合国。这份“礼物”，是我国近3000家单位、约10万名科研人员20余年勠力同心、协同攻关的结晶，见证了我们面对国外长期技术封锁、核心设备禁运、技术体系垄断，从零起步推动深空探测技术从空白到领先的跨越。航天领域的攻坚实践折射出一条现实规律：重大装备与前沿技术攻关往往投入巨大、链条冗长、不确定性高，单靠市场力量难以完成，单靠行政动员难以持续。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正在于把国家战略统筹与市场竞争机制结合起来，既依托国家力量整合跨领域、跨区域科研和产业资源，又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通过市场竞争、场景验证和规模应用促进技术优化与成本下降。北斗导航系统同样印证了这一体制效能：400多家单位、30余万名科研人员协同攻关，突破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核心器部件实现100%国产化，北斗终端社会保有量超22亿台（套），产业总产值突破1.3万亿元，成功实现战略安全与产业繁荣的有机统一。
以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融合塑造竞争优势。调研发现，我国能够形成并不断强化先进制造能力的关键，在于坚持推动市场需求、产业配套与空间布局相互促进，将静态禀赋转化为动态竞争力。一是广阔内需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帮助企业更快跨过盈亏平衡点。例如，5G模组商用的初期成本高昂，随着全国落地超2.5万个“5G +工业互联网”项目，规模化量产随即带动模组价格下降90%以上，形成“场景扩容—产能提升—成本下行—市场再拓展”的正向循环。二是完备产业体系兼顾效率与韧性的特征。在合肥，我们看到一条自动化连廊将全球最先进的玻璃基板工厂与面板工厂直接相连，零部件“下线”即“上线”，实现直供零等待；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研发所需的伺服电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在半径10公里内几乎能找到所有配套供应商”。这种紧密协作在缩短交付周期、促进知识共享、增强产业黏性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产业发展成本和大规模外迁风险。三是广袤国土空间赋予产业转型战略纵深。东部部分产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既保持产业链完整性，又激活内陆工业化潜力，为工业化持续迭代提供空间支撑。成都一家高新企业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相比东部研发基地，本地厂房租金、人工和单件物流成本分别降低60%、30%和40%，投产6个月产值就突破10亿元。
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嵌入全球产供链网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2018年6月，我国取消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特斯拉随即宣布在上海建超级工厂并在2019年实现首批交付，到2025年底累计下线整车已达400万辆。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其Model 3与焕新Model Y两款车型的零部件本土化率超95%，60多家中国供应商进入特斯拉全球供应链体系。从准入开放到本土配套，再到融入全球网络，资本引入、技术学习与市场拓展相互贯通，有利于带动本土企业提升能力，并将国内产业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位势。高水平开放还体现在以“走出去”主动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上。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从单纯产品出口转向技术合作、联合研发和本地化经营。宁德时代海外工厂扎根欧洲本土产业链，以自主技术体系服务欧洲汽车集群；奇瑞投资韩国KGM，将新能源动力总成、整车平台技术与KGM的产品设计、开发经验及本地市场渠道结合起来，既为自主技术和配套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也为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深化跨国产业协作创造条件。
二、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面临哪些时代课题
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制造业跨越式追赶意味着先发国家历时数百年缓释的结构性矛盾和技术短板问题，短期内在我国集中显现，形成多重矛盾交织、多重任务叠加的现实挑战。“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既要巩固已经形成的规模和赛道优势，又要补齐需要长期积累的技术短板；既要实现单项技术、产品的突破，又要打通创新转化、价值提升、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中的堵点；既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变革机遇，又要防范新的技术代差，守住产业安全底线；既要依托开放整合全球资源，又要应对外部遏制、增强自主可控能力。这种多重目标、多重约束、多重博弈的复合发展场景，无成熟经验可鉴、无固定路径可循，构成了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考验着我国产业发展韧性、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治理水平。
源头创新与技术积累仍有短板，产业发展根基仍需夯实。一方面，随着我国越来越多领域进入“无人区”，现有技术和成熟路径难以借鉴，保持领先更加依赖自主基础研究突破。但源头创新供给尚不能充分适应这一要求，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为7.08%，虽创历史新高，但与世界科技强国15%—20%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既需要快速突破的“短赛道冲刺”，更需要持续迭代的“长周期耐力赛”。比如，发达国家在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研发投入、复杂工况验证和多代产品演进。美国通用电气与法国赛峰在民用航空发动机领域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其CFM56系列发动机累计飞行超过13亿小时，为新一代LEAP发动机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撑。相比之下，我国商用航空发动机起步较晚，国产大飞机依然面临一些“卡脖子”问题，必备的积累过程是实现追赶必须跨越的门槛。
产业体系协同存在堵点，链条融合效能有待释放。从创新链看，产学研用衔接不畅的问题尚未根除，应用需求未能充分融入研发前端，技术成果往往到产业化阶段才暴露出适配缺陷；从价值链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不够，重制造、轻服务的路径依赖尚未打破，服务型制造的价值潜能有待释放；从产业链看，整机突破与基础配套能力提升尚不同步，大飞机、远洋船舶等“大块头”不断取得新进展，但部分关键零部件等“小家伙”仍存在薄弱环节；从空间布局看，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尚不均衡，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集聚全国六成以上国家级集群，东北、中西部集群规模与配套能力仍需加强。同时，跨区域技术协同和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也制约了优势集群的辐射带动作用。
“人工智能+制造”竞争加速，抢占先机仍受多重短板制约。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主阵地。对照这一变革要求，我国新一代智能制造仍面临多重制约。调研发现，基础数据层面，我国全谱系工业场景蕴藏大量生产经验和工艺知识，但数据分散、标准和接口不统一，“老师傅经验”等隐性知识难以有效沉淀，制约着人工智能向生产核心环节深度渗透；算力模型层面，高端算力芯片、工业大模型等仍有短板，特别是制造业细分领域具有“一米宽、百米深”的特点，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和深厚工业知识的行业垂直模型和智能体供给不足；规模应用层面，现有应用以局部环节、单点场景为主，贯通生产全流程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供给不足。同时，企业数智化转型成本高，中小企业缺乏“开箱即用”成熟解决方案的困境仍然突出。
全球产供链重构趋势加剧，外部约束更趋复杂。依托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这一优势的发挥有赖于稳定可靠的国际环境。近年来，地缘冲突与国际竞争持续冲击全球产业网络，部分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全球产业网络受到更多非经济因素干扰。有的国家围绕先进计算芯片等领域多次加码出口管制，并通过“硅和平”等框架强化与盟友协作，加大我国获取先进技术、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的难度。欧盟对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的同时，还综合运用投资审查等工具加强监管，使我国企业面临从产品出口至海外投资限制的制度性障碍。技术封锁、市场壁垒、规则博弈叠加，对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韧性建设、全球布局和国际合作构成持续挑战。
三、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在哪里
制造业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石，支撑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的每一次跃迁，但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也伴随着资源环境代价高、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等突出问题。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全面推进，创新范式、生产力布局、分工体系与治理规则面临深刻调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约30%，既是世界工业体系的重要稳定器，更是全球产业变革中不可替代的系统性力量。今年9月16日至17日，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更需要在全球工业文明演进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大格局中谋篇布局，既要实现从规模赶超向质量领跑的跃升，也要为破解增长动能不足、技术壁垒高筑、绿色转型承压、南北发展失衡等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与体系支撑。
激活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个“动力源”。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把科技创新的势能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能。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支持前沿领域多路线探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底层“根”技术协同攻关。健全稳定支持和长周期评价机制，为产业向前沿迈进提供持续创新供给。二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是要坚持重大技术装备突破与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并举，以整机需求牵引上下游协同攻关，补齐工业基础短板。三要贯通成果转化与应用迭代。推动需求端、研发端、应用端协同攻关，完善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体系，优化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政策，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场景支撑，在持续应用中提高产品成熟度。
2026年7月30日，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崇太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崇太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图为当日拍摄的崇太长江隧道“领航号”盾构机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陈浩明/摄
做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这篇“大文章”。调研发现，实践中仍存在这样的认知偏差：将传统产业简单贴上低端标签，把新兴产业当成短期风口，把未来产业简化为概念包装。事实上，先进制造业不是孤立的新兴赛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样能够孕育新增长曲线，三类产业共同构成先进制造业的完整生态。做优传统产业存量，深入实施传统产业焕新行动，以数智、绿色技术赋能存量产能，稳住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基本盘”。做大新兴产业增量，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发展赛道，以大规模场景示范牵引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培育未来产业变量，鼓励多条技术路线并行试错，建立适配高风险、长周期的投融资和风险分担机制，在市场应用中筛选成熟技术。
把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这个“方向舵”。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方向，三者相互赋能共同重塑生产方式、发展模式与价值逻辑。智能化是核心引擎，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工业智能体深度落地，同时统筹技术进步与就业转型，完善技能培训、转岗保障，实现人机协同、技术向善。绿色化是鲜明底色，要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制造、节能降碳技术，优化工业用能结构，把绿色约束转化为绿色竞争优势。融合化是价值新增长点，要顺应产业链价值分布变化趋势，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培育全流程解决方案服务商，促进制造与研发设计、运维服务、供应链服务深度融合互促。
用好制度供给和产业治理这个“调节器”。技术迭代越快、产业融合越深，越需要政策供给的及时响应、治理方式的动态调整，使标准、政策和发展环境更好适应产业变革。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优化，一项国家标准从立项到发布的周期已由3—5年压缩至1.5年左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关键指标迭代已从数月压缩至数周，但标准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仍存在时差，同时部分政策支持方向、资金配置方式和项目验收指标也未能及时适应产业的快速变化。要健全新兴领域标准快速制定和动态更新机制，促进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应用协同推进。要增强产业政策的动态适应性，探索滚动评估、分阶段支持模式，提高对技术试错和快速迭代的包容度，让政策跟得上技术，资金投得准方向，项目容得下试错。要推动产业治理与发展格局相适配，对内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规范整治地方非理性竞争，加强产能监测预警，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对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支持出海企业提升本地化经营与合规能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调研手记：
从薄如蝉翼的手撕钢，到连片布局的智能工厂，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成林成势，1.76万家“小巨人”企业破局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每天都在发生产业迭代的生动实践，这些实践跳出了传统理论的窠臼，为我们理解后发国家产业赶超的全新路径提供了新答案。我们常说，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但中国走的这条路不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而是一条不封闭、不依附、不掠夺、不僵化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深刻印证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工业化不止于单一范式，为缺少原始积累、没有先发技术优势、希望自主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抓住世界百年变局与产业变革难得机遇，扎根本土自主创新，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不仅是夯实制造强国硬核底盘所必须，更是冲破西方工业化理论话语藩篱、为全球产业治理变革和现代化理论创新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执笔：郭斐然 刘文强 梁一新 孙海尧 舒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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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王雅雯 校对 - 何晨琛 夏明月 审校 - 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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