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见三苏 | 胡永辉：一场论辩 两脉宋学
□河南日报社评论理论全媒体中心特约专家 胡永辉
“汴京论辩”发生在北宋两位思想家苏轼和程颐之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元祐元年的“礼制之争”。是年司马光去世，正值朝廷举行明堂大典。百官依礼完成典礼后，不少官员打算前往司马光家中吊唁。崇政殿说书程颐一向恪守古礼，他援引《论语》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的说法，认为孔子若在一天中吊丧哀哭，便不再参与吉庆歌乐之事。由此反推，众人刚参加完明堂大典，同一天就不宜再去吊唁，否则不合儒家礼法。在场官员则认为不能简单反向推论，庆典结束再前往吊唁并无失礼之处。争执之间，苏轼用“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一语调侃程颐，称他这套刻板的礼法，是被处死在市井街头的叔孙通制订的。此言引得满堂哄笑，程颐当众受辱。第二个阶段是“策试论争”。苏轼在主持馆阁策试时，出题探讨宋仁宗、神宗两朝治国得失，提出仁宗忠厚宽仁易致官吏怠惰，神宗励精图治易致政令严苛，主张治国要宽严相济、因时制宜。程颐及其门人随即上书弹劾，指责苏轼非议先帝，动摇朝堂纲纪。由此，双方的论辩从表层礼制延伸至深层学术思想与治国理念。从本质上看，双方冲突的根源在于对儒家思想不同的理解，结合北宋儒释道三教合流格局已基本成形的大背景，二人论辩的内在分歧指向了如何处理三教关系。
早期广博而松散
元祐元年汴京论辩之前，苏轼已具备较为深厚的儒释道学养。但此时他对三家思想的融合尚处于自发整合阶段，呈现出广博、松散的特点。
儒学是苏轼早年思想的根基，支撑着他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他自幼接受正统儒家教育，秉承孔孟经世精神，主张仁政、以民为本。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到汴京参加省试，作《刑赏忠厚之至论》策论，得到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赞赏。苏轼在文中主张“赏疑从与，罚疑从去”“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也就是说，如果对是否该赏存疑，就给予奖赏；如果对是否该罚存疑，就免除处罚；在可赏、可不赏之间，可多赏一点；在可罚可不罚之间，不可多加刑罚。他认为赏罚的根本，不在于严刑峻法，而在于存仁心，仁是“本”，义是仁的节制。相比之下，程颐虽同样主张“仁义”，但他认为仁、义同出于天理，是天理的一体两面。仁是天理之爱，义是天理之断，仁、义不可偏废，不能说仁可以过头、义不能过头。是非裁断（义）是天理本身，不能为了仁而牺牲是非。
苏轼治学并不固守门户。青年时期的苏轼广泛研读老庄著作，常与僧道交游。道家顺应自然、守真变通的理念，以及禅宗明心见性、随缘自适的人生智慧，都成为他安顿内心、消解困顿的精神资源。但这一阶段，苏轼主要将佛道思想用于个人修身养性，并未融入治国理政的思考，也没有和儒学建立起清晰的主次、体用关系。相较而言，程颐以正心、主敬为本，认为应该先端正君心，再以天理教化百姓；修身的核心是克除私欲、体认天理。他力主纯粹化儒学，继承了唐代韩愈以来儒家的道统观念。
总的来看，“汴京论辩”发生之前，苏轼三教思想包容有余而体系不足。他能跳出当时思想界的门户之见，不独尊儒学，能接纳佛道思想，学术视野较为开阔。苏轼广博包容的思想底色使他天然抵触二程洛学的教条化与排他性，而他相对松散的三教思想尚未成熟，这需要一场激烈的学术交锋来完成自我梳理与思想体系化。这种具备融合基础但缺乏体系化的思想状态，为后来“汴京论辩”推动苏轼三教思想走向成熟埋下伏笔。
辩三教之体用
“汴京论辩”并非单纯的朝堂意气之争与文人礼法分歧，而是北宋中期学术转型背景下的一场思想交锋，是苏轼儒学“礼本人情，不可泥古”和程颐以天理古礼约束人事的直接碰撞。前后两次争论主要围绕礼法制度、治学理念、处世之道与学术格局展开，深层次的分歧则在于程颐与苏轼处理三教关系的差异。这场激烈的学术对峙推动了苏轼三教圆融思想走向体系化的转向，形成了他三教归一、儒为体、兼采佛道的三教圆融思想。这场论辩为他后来正式提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的三教观奠定了思想基础。苏轼认为，孔子、老子门户不同，儒、佛分属不同体系，内部还有宗派纷争。这如同大海，江河源头不同、流向各异，最终都汇入同一大海。在论辩中，苏轼三教圆融的思想逐渐成熟，这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苏轼在论辩中坚守儒家在三教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二程洛学以纯粹儒学自居，将恪守古礼、体认天理、排斥异学作为正统标准，以此攻讦苏轼学术不纯、背离儒家道统。对此，苏轼并未抛弃儒学本位，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经世济民的精神内核。在礼制之争与策试之争中，苏轼始终以儒家仁政爱民、经世济民的核心道义为评判标准，认可儒学治国理政、修身立德的价值。他明确区分“僵化理学”与“原始儒学”，批判二程思想的教条化、禁欲化倾向，认为这并非原始儒学本身。在其三教关系架构中，儒学始终是立身、为官、治学的根本，是不可动摇的主体，规避了当时部分思想家融通三教流于空疏、背离士大夫使命的弊端。
其次，苏轼以道家思想补儒学之弊，将道家确立为经世为政的变通之用，完善三教的实践功能。针对洛学死守古礼、拘泥条文、重秩序轻人情、重古法轻时变的缺陷，苏轼主动引入道家道法自然、因时变通、顺应人情的核心理念重构儒学的实践逻辑。在礼制之争中，他以道家“顺时合情”的思维驳斥程颐机械守礼的教条，主张礼法服务于人心而并非僵化的规矩；在朝堂政见之争中，他以道家权变思想提出治国宽严相济、因时制宜，反对理学严苛束政、泥古不化。苏轼将道家思想定位为儒学的实践补充，用以矫正理学的弊端，让儒学从空洞的天理、僵化的教条回归现实人事，兼顾秩序性与灵活性。
最后，苏轼吸收佛学在心性涵养方面的思想资源，将其作为安顿精神、消解纷争的心性支撑。二程理学严苛约束人性、否定私欲，易使人陷入义理偏执与精神桎梏，而朝堂论辩的激烈攻讦、党争的倾轧排挤，更让士人深陷荣辱得失的内耗中。对此，苏轼借鉴禅宗随缘自适、明心见性、超脱得失的思想精华，摒弃佛教思想中出世、避世的消极因素，将其转化为士人修身养性的精神工具。面对洛党弹劾、思想打压、舆论非议，苏轼以佛教清净、通透的心态消解执念，不困于荣辱、不执于纷争，始终保持从容自守的心境，为自己入世从政、坚守道义提供了稳固的精神内核。
启宋学之两支
经过汴京论辩的深度探讨与主动重构，苏轼的三教思想摆脱了早期广博松散的局限，形成了体用分明、内外兼修、圆融自洽的成熟理论体系。他主张儒家为体，确立了人生价值的取向与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向；道家为用，提供灵活通达的处世方法与实践路径；佛家为心，构筑稳定通透的精神内核与心性根基，三者相辅相成，形成了较为完整而稳定的思想体系。
这场汴京论辩不仅完成了苏轼个人三教思想的升越，更塑造了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与人格特质，使其三教思想体系既区别于程朱理学刻板严苛、独尊儒术、排斥异学的正统范式，又摆脱了佛道之学超脱避世、空寂虚玄的消极取向，实现了三教思想的有机融合与创造性转化。苏轼体系化转型后的三教圆融思想，兼具儒家的责任担当、道家的通透豁达与佛学的淡泊从容，既有经世济民的务实底色，又有超然物外的精神格局，成为苏轼一生诗文创作、为官施政、待人处世的核心思想支撑。
在思想史上，这场交锋影响深远，形成了宋代思想中的两大分支：二程的洛学持续发展，后经朱熹完善，成为后世官方正统理学，影响中国传统思想数百年；而苏轼以人文情怀、务实精神、自由思想独树一帜，成为宋代人文精神的典范，其人格魅力与人生智慧成为后人滋养、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源泉。“汴京论辩”是严谨秩序与自由变通、义理坚守与务实融通两种思想风格的碰撞，二者互补共生，共同构筑了多元的北宋学术形态，也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秉文书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