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花钱雇人对前男友施压泄愤，却能被“依法不予追究”？律师解读

【文/观察者网 夏曼波】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海南的李某花与王先生分手后一时难以释怀，心生怨恨。2025年5月，李某花刷到郭某“红星护卫队”的维权视频，视频里“为民出头”的人设演绎、激烈的对峙场面，让她以为找到了“说理的捷径”。李某花遂主动联系郭某，以8000余元费用委托其出面施压，让前男友王先生低头服软。

为制造轰动效果，郭某等人恶意捏造王先生私生活混乱、身患疾病的谣言，还制作了带有王先生肖像的传单。随后，郭某等人前往王先生的工作单位、住所散发传单，当众散播谣言。更为恶劣的是，其中二人还往王先生的私家车位倾倒粪便，用低俗手段对其肆意羞辱、报复。

无休止的诋毁和滋扰，彻底打乱了王先生的工作与生活。名誉受损、身心俱疲的他，不堪舆论压力和无端骚扰，最终被迫离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经查，2025年5月至11月，郭某等人多次跨省作案，通过发放造谣传单、堵锁眼、围堵辱骂、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制造纠纷、摆拍引流，累计获利3.8万余元。

8月20日，法院经审理，以寻衅滋事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二年；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委托人李某花，虽存在付费委托他人施压泄愤的过错，但主观上因婚恋纠纷维权无门，被网红虚假人设误导，并无蓄意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主观恶性，检察机关依法不予追究。

此案中，检察机关对委托人李某花“依法不予追究”，引发舆论不解，如何解读这一判例？

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周弋博律师向观察者网表示，本案中检察机关对李某花“依法不予追究”，应放在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和共同犯罪主观故意两个层面理解，不宜简单理解为“花钱雇人报复都不犯罪”。

首先，寻衅滋事罪惩罚的是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本案中，郭某等人不是单纯帮李某花解决婚恋争议，而是跨省份以发造谣传单、堵锁眼、围堵辱骂、公共场所起哄、往车位倒粪等“软暴力”制造事端、摆拍引流，甚至多次跨省作案、获取非法利益。其主观是职业化滋事、收割流量，客观严重扰乱单位、社区公共秩序，符合寻衅滋事的主客观要件。

其次，李某花是否构成共犯，关键看她对造谣、倒粪、围堵等具体手段有无共同故意。假设李某花仅表达“让前男友低头服软、出面施压”，而郭某等人擅自把事项升级为捏造私生活疾病、印发肖像传单、倒粪便、堵锁眼，则对于这些“超出委托范围”的严重违法手段而言，李某花可能缺乏共同犯罪故意，从而不构成共犯。

当然，“不予追究”仅指不启动刑事追责，不等同于行为合法，也不免除其民事过错责任。

从其他角度，比如民事，李某花的责任应当如何具体划分？

周弋博律师称，责任划分需要从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两个层面综合考虑。

如果李某花只是仅付费委托“施压”，没有实际指使或参与郭某等人的后续行为，李某花仅对“可预见范围”承担一定比例的民事责任。

如果李某花对郭某等人的后续行为知情默许，甚至提供了一定支持或深度参与其中，可能会根据《民法典》关于“共同侵权”与“教唆他人侵权”的规定，与郭某等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在生活中遭遇了类似行为，受害者应当如何维权？

周弋博律师表示，建议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保存侮辱性传单原件、照片、监控视频等，对微信群相关聊天记录、短视频平台相关视频录屏固定，同时还需要保存就医或心理咨询记录用于证明精神损害。

在此基础上，建议立即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处理。如希望提起民事诉讼维权，建议先获取警方处理结果后再起诉，将警方处理结果作为证据提交，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诉讼中的举证难度。

同时，为了防止损失扩大，受害者也可以凭身份材料向短视频平台投诉下架、封禁账号，但建议在采取该行动前先固定好对方侵权的证据。

回头看这起案件，传导的始末很完整，从视频里激烈对峙的广告，到八千元转账的订单……最后到郭某判了二年，王某判了一年二个月，一条线上直接动手的人都归了位。

而王先生失去的名誉、工作、安宁和心理健康呢？要靠他自己固定证据、找平台投诉、报警、起诉，一步一步讨回来。

对他而言，郭某等人被判刑，固然是对违法行为的追责，但判决落地，并不意味着被造谣的名誉能够自动恢复，被迫离职的损失能够自然弥补。那些由此产生的现实困境，都不应随着案件审结而被遗忘。

至于王先生的前任，事情的起点，那个花钱雇人施压的李某花，可能只需安静等一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通知。从法律上说，这一结果有其依据，但这不等同于王先生承受的伤害有了交代。

李某花的“无主观恶性”被看到了，王先生丢掉的工作、受损的名誉、难以量化的精神伤害，以及他可能仍要独自走完的民事维权路，能不能也被看到？

刑事责任有边界，但受害者的损失，不该成为一场闹剧落幕后无人收拾的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