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亲见亲闻|卅载相知录——与董建华先生交往的片段回忆

1997年3月4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跨“九七”财政预算案编制达成一致，当晚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到香港香格里拉酒店向专家小组表示祝贺。图为董建华先生（左）与本文作者合影。

董建华先生亲笔签名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首日封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董建华先生获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董建华先生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首批聘请的港事顾问、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1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董建华先生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视察香港重要讲话中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此时进入后半生的董先生已经在多年风雨兼程的实践中，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引的“一国两制”方针的努力学习者、忠实践行者，一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外交的活动家。

沪语呢喃里的家国志

我和董建华先生的相识交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些会议、会见活动的场合。他那现已为全世界熟悉的诚恳、和蔼、笑容可掬的忠厚长者形象，早就印入我的脑海。我欣赏他的一句名言：“凡事立定目标，全力去做！”并常以此激励自己。

我们都出生在上海，从小在家里都说上海话，所以只要没有其他人的场合就常用上海话交谈，哪怕和董夫人也是如此，沪语呢喃，格外亲切。

1997年初，董先生邀我去他位于港岛南的府邸香岛小筑共进晚餐，我和董先生的私人友谊应该从这天算起。我驱车穿过香港仔隧道，沿着港岛南曲折东行约10分钟，在标有“香岛小筑”牌子的围墙边转入一条窄陡的私家路，车头仿佛要冲向大海，却在府邸的门口安然停下。

董先生引我穿堂入室，漫步至屋后花园。他一面请我享用美食，一面介绍他和他的家族。他的父亲——中国第一代船王董浩云先生开创的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OOCL），是世界上最具规模的综合运输、物流及码头公司之一，也是当时香港最亮丽的环球商标之一，率先在内地提供了全线物流及运输服务，航线遍及五洲四海各大港口。董先生拿出一本签了名的精美画册送给我，说这是东方海外公司办的一桩特别公益事业——将一艘游轮改建成的海上流动大学，船名为“美的城堡”。它年复一年地周游世界，师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那个晚上，我们促膝长谈了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解和感悟，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中央人民政府架构，谈了对香港未来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祛邪匡正、除旧布新的美好设想和期望。

1996年10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为选举提供了制度依据。11月2日，筹委会组建了由400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推选委员会。紧接着，推委会开始工作，召开数次会议，通过提名、答问等环节，公开、公正、公平地产生了三位行政长官候选人，董先生是其中之一。

一天晚上，董先生约我到太平山顶与中环之间的半山住宅区，他妹妹的家中会晤。我见到他时吃了一惊，原来他的腿不幸受伤，上了石膏，拄着拐杖进门来。

那晚，他极为诚恳地对我说，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国家待我们恩重如山。那么他决心参选，为国家、为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奉献余生，哪怕会头破血流。

12月11日，400名委员无一缺席推委会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选举，董先生得到了压到多数的320票。12日筹委会将选举结果报送国务院。16日国务院依法发布第207号令，任命董建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就职。

在董先生当选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后，我们之间的接触更多。一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正代表国家和未来香港特区的利益，就跨越1997年的事宜与英方磋商交接，除国防、外交等以外的其他过渡事宜，理应向候任行政长官及时汇报，听取他的重要意见；二是董先生为人谦虚，视我为朋友，有些事希望参考一下我的意见。从言谈举止中，乃至一些他的讲话稿、即将发布公告的字里行间，我都感受到他对香港基本法、对中央政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筹委会的信任和尊重。所有这些交往要点，我都及时汇报并请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要领导。

财金风浪中的定盘星

众所周知，财政预算案是现代政府理财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计划和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对经济民生影响重大。香港这地方当然也是如此，但延续英国规定，每个财政年度是从当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显然，1997年至1998年财政年度将迎来香港历史性的回归，其中前3个月为港英当局管治，后9个月将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管治，这份财政预算案的编制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完成。

由于特区还未成立，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来代表特区利益与英方共同编制，这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对此董建华先生在当选候任特首前后都十分支持。但英方却为维持撤退前的“尊严”和为未来香港“埋钉子”，不想让中方参与实质性编制工作，并在撤退前大撒金钱，将福利推至与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高水平，没有考虑香港的长远利益，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很可能在惯性轨道上难以为继。双方斗了一年多，中方戳穿英方阴谋后，编制工作终于进入预算草案批准程序。中方建议草案分别由港英立法局和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审批；但末任港督彭定康不承认正在深圳展开回归筹备工作的特区临时立法会，咬定港英立法局是1997年7月1日前香港唯一有权审批的机构，谈判又陷僵局。

对此，中方专家又提出了一个既坚持原则又合情合理的建议，即对外口径将这份预算草案的审批程序笼统表述为“提交香港立法机关”通过，不明言这个机关属于中方，也不认可属于英方。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筹委会请示，同时专门去征求董先生的意见，我俩都是筹委会委员，容易沟通。他听后当即领悟外交斗争中讲原则与作妥协之间的关系，一口支持中方的措辞，说：“这份预算案后9个月的编制内容和今后执行，一定是要体现国家主权和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原则肯定不能让，但为实现目标，表述上‘可以稍含糊一些’。”

1997年秋，亚洲金融风暴铺天盖地扑向香港。刚刚回归的特区脆如新竹，股市暴跌、汇率震荡，国际炒家虎视眈眈。董特首立于风暴中心，前方是狂怒的市场，身后是千万市民的生计，他肩上的担子重若千钧。但是，他在中央坚定不移的强有力支持下，率领特区政府顶住种种压力，捍卫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保住了港币联系汇率的稳定。事后他并未归功于自己，他曾多次对财政司司长说，感谢中央政府的巨大支持。他也总提及我在跨“九七”财政预算案编制过程中为香港“把住了一大笔数”，给新生特区留下了足够抵御国际金融大鳄进攻的财政储备。我欣喜地觉得，董先生正在从一位企业家角色快速地向政治家角色转变。

还有一事，我牢记不忘。正值香港回归，董建华先生夜以继日地操劳，异常繁忙。但我每次造访他的临时办公地点，临别时总要硬着头皮拿出几张受人之托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首日封，请他留下宝贵的签名。他总是宽容和善解人意，哪怕时间紧促、秘书在旁立等，他都笑嘻嘻地重新坐下来，戴好眼镜，俯身一笔一画签下名字，仿佛在为一段情谊镌刻印记。至今想起来，我心里还会涌起感激的暖流。

中央关爱下的治港者

香港回归次年，我奉调回国务院港澳办工作，与董先生的交往更多了。一般情况下，他上京公干，都由我去机场迎接，在去宾馆的路上叙说别后；每年岁末他来京述职，也都由廖晖主任和我陪同。

1998年盛夏，曾经经历中英双方激烈较量、最终获得中方支持与监督的跨越“九七”建设的赤鱲角香港国际机场庞大工程终于竣工。7月5日，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好大喜功，为创下“一夜间无缝对接的奇迹”，在当日后半夜的几小时里就把运作73年的老机场从九龙启德仓促搬迁到新界大屿山的赤鱲角新机场。岂料7月6日早晨通航才一天，这个亚洲货运重要枢纽，货运量、效率、服务位居世界第一多年的香港新机场电脑系统和机械设备发生严重故障，客货运处理陷入混乱甚至被迫停顿，每天损失高达18亿港元，而抢修恢复却遥遥无期。社会各界忧心忡忡，报纸甚至刊出《救救机场，救救香港》的醒目标题。

7月13日，董特首第一次开口请求中央政府予以支援：在香港新机场货运系统全面恢复前，允许有需要的航空公司借用深圳黄田机场（今名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务院港澳办当日下午收到董特首来函，随即提出处置建议上报国务院。

14日下午2时，港澳办会同民航、海关、公安、交通等各有关部门，研究落实总理、副总理的指示。各部门早就在关注香港的困局，一致表示全力帮助香港排忧解难，不到两个小时，已形成一套多部门紧密协作的支援方案。

下午4时，廖晖主任嘱我和董特首通话，传达中央政府的批复，通报下午会议情况，并请他通知特区政府组成相应部门的代表团于明早10时来深圳，与我和我的同事们会商借用黄田机场的两地协同方案，尽快落实实施。

董先生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激动，对中央政府高效作为、支援决策的反应近乎惊喜。傍晚，他向全香港公开发布了一条“号外”消息，并在讲话中说：“我代表特区政府和全体市民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对特区的关怀和支持。我相信透过中央的协助，定能纾缓本港出入口在货运上面对的困难。这次中央政府的快速反应，充分反映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新优势。”

类似这样的事例有许多。例如，2003年香港非典肆虐期间，中央照单全收特区政府开出的支援防护衣物和医疗药品清单，在内地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周内就从全国各地以及国际市场如数调集了支援物资，由国务院港澳办在深圳口岸代表中央政府无偿移交给董特首和特区政府。几十年来，鲜活禽畜、食品菜蔬、东江水、天然气能源供港从未间断；港珠澳大桥建成，四通八达的高铁开通；航天员上天，奥运会选手夺金，都是回来后连庆功会都没来得及开，第一站就飞到香港，和特区市民、学生见面、联欢等。所有这些都不断加深了董建华先生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伟大创举的心悦诚服。他多次对香港同胞说：“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他在特区立法会作的7次施政报告，越来越鲜明地融入“一国两制”方针要旨，提出了“以国为先”“以民为本”，确立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善用香港优势，巩固支柱产业；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向高增值提升”的策略路向。

海阔天空间的赤子心

董建华先生于2005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仍然那样亲和，与我保持着友谊。他来北京，只要时间允许，都会约我吃个饭，聊聊双方关心的港澳问题、中美关系等问题。我们时常交流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的领悟体会，衷心拥护，坚决执行。他不辞辛苦，带领一众志士能人，为贯彻中央战略方针，开展中美民间外交，奔走在大洋两岸。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更十分钦佩。每次见面后告别，他都出门送我到电梯口。记得2018年冬天那次，他披上大衣，执意同我夫妇一起乘电梯下楼，直送到北风凛冽的首都宾馆大门口。

2021年7月1日建党百年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遇董先生后，又许久没谋面了。我想念他和年年热心筹办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活动的董赵洪娉夫人。不知他们伉俪可都安好？

唐诗曰：“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如今汶水清清，犹带港岛海风；故人白发，自守赤子初心。衷心祝愿他们康泰益寿！

（作者陈佐洱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此文系稍早前写成，选自即将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8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