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黄河遇见唐诗①丨唐诗中的河源神话

编者按：2026年9月，黄河两岸绿意犹浓、文脉愈盛，七年来，“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宏伟蓝图正加速照进现实。在此背景下，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沿着黄河遇见唐诗”专栏，以诗词为切口、以“诗歌黄河”为小视角，从生态修复到文化复兴，深度观照黄河文化这一宏大主题。专栏面向对该领域有研究、有积累的专家学者征稿，以诗证史、以诗观情，在唐诗与黄河的交响中唤醒大众对母亲河的文化认同与时代共鸣，今起持续刊发。

今天刊发张弘韬、杜学霞的文章《唐诗中的河源神话》——

大河崇拜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共有的习俗。就像古埃及人崇拜尼罗河、印度人崇拜恒河一样，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对于养育自己的母亲河——黄河，也抱有崇拜心理，这种崇拜心理主要表现在无论在先民还是后人眼中，黄河都具有神力。在先民的认知中，黄河并非普通的自然水系，而是发源于神山、沟通天地、由圣贤疏导的神性之河。对黄河的崇拜和敬畏在中国典籍中俯拾皆是，在民间信仰中更是普遍存在。关于黄河的神话传说有很多，比如伏羲在河洛交汇处画八卦、河图洛书、黄帝与黄河、大禹治水、黄河神河伯龙王、河源与天河相接、黄河清圣人出、鲤鱼跳龙门等。其产生地点主要在黄河源、龙门、潼关、砥柱、孟津、河洛交汇处。这些神话有的与中华民族文明起源有密切关系，如伏羲画八卦、河图洛书；有的反映了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故事；有的与治河直接关联，如大禹治水及与之相关的龙门、砥柱；有的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美好愿景的期盼，如黄河清圣人出、鲤鱼跃龙门等等。其中，黄河源神话是唐诗利用黄河神话创作的重要内容。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知识的限制，直到唐代，人们对黄河源的认识还很模糊，仍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唐人对黄河源的认知，也深深地融入了自先秦两汉积淀而来的上古河源神话。《山海经》记载“河出昆仑”，《尚书》记载大禹导河积石，汉代张骞乘槎探寻河源而至天河，三大河源传说共同构建出古人对黄河源头的核心想象。这些神话传说融入唐诗笔墨，构成了唐诗一道亮丽的风景，让黄河成为一条贯通天地、满载着民族想象的文化之河。

一、河出昆仑：《山海经》中的宇宙神山

关于河出昆仑的神话，屡屡见于唐代不同诗人的作品中。孟郊的“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薛能的“何处发昆仑，连乾复浸坤”等均对大河之源、圣河与神山关系、河之混沌与连浸乾坤的力量发出追问。这里，“河出昆仑”是中国最早的黄河源神话原型。据《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记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山海经・海内西经》则曰：“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这里所说的“昆仑之丘”并非现代地理学概念中的昆仑山，而是上古典籍中天帝居凡间的神山，是上古的天地中枢、百川之源、百神所居；也是先民依托原始宇宙观构建的精神神山，是天地灵气、神圣力量的汇聚之地。黄河从昆仑东北角流出，潜行地下千里，最终于积石山复出地表，这一叙事被后世称为“黄河重源说”。

从这个神话就能看出黄河与生俱来的神性，黄河不是来自自然阡陌的普通河流，而是源自神山，自带贯通天地的神圣属性。这也就成为唐代黄河诗雄浑意象的核心源头，也造就了其浑雅圆融、雄伟博大的气质。每当我们想起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自然就能联想到黄河奔流澎湃的磅礴气势。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昆仑神山，但融合了“河出神山”“黄河通天”的双重神话内涵，将源自昆仑的地下潜流、天地圣水，转化为自九天倾泻、奔涌不息的人间大河，完美契合了大唐盛世昂扬开阔的时代气质。而李白的《公无渡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则直接以河出昆仑的神话原型书写了黄河冲破神山桎梏、奔腾万里、直抵龙门的壮阔图景，将神河转化为充满力量感的审美意象。

二、积石导河：《尚书》的圣贤治水

提到昆仑河源神话，不能不说大禹导河积石的传说。先秦典籍里就有许多大禹治水的传说，比如禹承父业、改壅为导、凿龙门、通百川、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其中大禹导河积石的故事为黄河注入了厚重的人文精神。《尚书・夏书・禹贡》是成书于战国的古地理文献，据其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山海经・海内西经》又联系昆仑河源，记载在河水潜行之后，“入禹所导积石山”。《史记·夏本纪》则将大禹治水纳入正史体系：“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样，就形成了“昆仑潜流、积石出河、大禹疏导”的完整河源叙事。孔颖达《尚书正义》指出：“河源不始于此，记其施功处耳。”也就是说积石山不是黄河本源，而是黄河复出地面、大禹着手疏导的关键节点。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这个记载逐渐摆脱了纯粹的地理记录，不断增添圣贤色彩，从而演变成大禹治水、济世安民的文化IP。因此，唐人在运用这个典故时，也不单纯描绘积石山的地理形态，而是结合大禹治水的功绩，赋予黄河安澜、百姓安居的家国理想，从而把神话故事上升到士人的责任与担当。比如李白《相和歌辞·公无渡河》“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蚕麻”，是实战，是智慧，是创造，是神话，实则是把全民族团结奋斗，战胜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的力量和伟大精神集于一身而创造出大禹神的形象。唐代诗人往往借助大禹神话反映时代精神，如宋之问《游云门寺》“龛依大禹穴，楼倚少微星”，吕温“大禹平水土，吾人得其宗”，胡曾“大禹涂山御座开，诸侯玉帛走如雷”等都使用了大禹治水的典故，既歌颂大禹，又抒发了兼济天下的壮志豪情。

三、乘槎寻源：从《博物志》到《荆楚岁时记》

黄河神话体系中最具浪漫色彩的衍生叙事是汉代张骞寻源入天河的传说。这一典故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存在着层累形成的过程：西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下》就有浮槎抵达天河、遇牵牛织女的故事，但并不知道故事主人公姓名，也不关联黄河河源；到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天河仙话才与张骞出使大夏探寻黄河源头的史事相糅合，形成了“汉武帝遣张骞寻河源，乘槎溯流而至天河，遇织女，得支机石而归”的完整叙事。《史记》《汉书》所载张骞西行穷河源仅为地理记载，并无天河仙事，可见这一传说是汉晋间不断附会、层层累积而形成的仙话，这就打通了地上黄河与天上银河的边界，构建出“地上黄河连通天上银河”的神奇想象。

相较于先秦神话的庄重肃穆，天河寻源传说更富于诗意浪漫，强化了求索天地的审美意境，成为唐代诗人使用频率最高的河源典故。如刘禹锡《浪淘沙・其一》就是化用天河神话的经典之作：“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诗人逆流而上、直抵天河，摒弃了张骞寻源的历史叙事，重构了连通人间与天界的通道——九曲黄河。浪漫的想象挣脱了世俗桎梏，追求自由高远的人生理想，意境空灵豪迈，意蕴悠远。而杜甫则将天河典故与家国情怀、世事感慨相结合，赋予神话厚重的现实底色。《秦州杂诗》中“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以“寻源使”代指张骞，借古人寻源通天的壮举追忆汉世盛景，对照当时乱世飘零的现实，暗含怀古伤今、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感五首》中“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以乘槎寻源典故的消逝，喻指盛世不再、先贤难寻，以神话意象抒发了诗人对现实的怅惘。

地上的黄河直通天上的银河，天地合一，当然能与牛郎织女交友了，故有储光羲的“倘遇乘槎客，永言星汉游”。灵活化用仙槎、支机石、天河织女等神话元素的唐诗比比皆是，比如宋之问《明河篇》“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胡曾《咏史诗・黄河》“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待灵槎送上天”、李商隐《海客》“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李邕《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今日还同犯牛斗，乘槎共逐海潮归”等等，这些唐诗有的抒发高远求索的志向，有的抒发古今沧桑的慨叹，古老的天河传说在唐诗中焕发出多姿多彩的文学魅力。

神话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为历代诗人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唐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各民族交往融合，孕育出博大包容的时代文化。谙悉上古典籍与民间传说的唐代诗人深受黄河神话的熏陶，自觉吸收并化用河源神话，把古老的神话叙事转化为诗性想象，让黄河突破地理空间的局限，创作出兼具自然壮美与神性浪漫的诗歌。

【作者：张弘韬、杜学霞 单位：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 本文系2023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中原诗学的理论基础、基本范畴及学科体系研究》（2023XWH111）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付婷　　审核：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