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慧城市到太空基础设施建设：中美领跑，全球南方应该如何追赶？

“你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不想仅仅是‘消费者’。”

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的“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与太空基础设施建设”专题论坛上，来自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塞拉利昂学生Joseph Momoh Conteh，第一个站起来提出了这个问题。

对他而言，这并不只是一次关于技术趋势的提问。对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当城市加速数字化、月球及更远的太空空间开始成为新的基础设施竞争场，真正的问题是：下一轮技术竞争到来时，他们能否不再只是购买者和使用者，而成为建设者和参与者？

这场论坛是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专题活动，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浙江外国语学院城市国际化研究院联合主办。论坛的参与者来自49个经济体，既有包括亚美尼亚、塞浦路斯等国驻华使节，也有国际金融机构和高校的代表，以及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青年学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教育部）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主持开幕式。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侯君舒，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叶静漪，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张环宙，商务部原副部长蒋耀平、新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周强武等出席并发言。

从城市治理到太空基础设施，现场讨论的已不只是技术能够走多远，也包括技术由谁建设、由谁掌握，以及谁能够从中获得发展的机会。

论坛分别将智慧城市和太空基础设施列为观察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切口：前者关系到城市的交通、能源、公共服务与治理效率；后者则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进入近地空间、地月空间乃至更远的竞争。对于全球南方而言，这两条赛道既意味着新的技术门槛，也可能意味着一次重新进入全球发展进程的机会。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叶静漪说，智慧城市以数字勾勒全球文明新图景，太空基础设施关乎地外空间开发，二者走向“天地协同”，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深层变迁。

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张环宙说，智慧城市不只是信息基础设施的代名词，日益成为区域联通、政府治理、民生福祉的综合体现，而太空基础设施则致力于探索和拓展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

商务部原副部长蒋耀平提出，贸易畅通、城市智通、星际融通正在成为区域经贸合作新途径。城市是承载全球贸易的核心节点，智慧城市为数字贸易提供基础设施支撑，数字贸易则为智慧城市注入经济动能；太空基础设施是支持全球数字贸易的“天基动脉”。他介绍，北斗产品与服务已出口140多个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定位导航、授时市场占有率达到58%。他建议，以数字规则对接为先导，打通高水平开放“软通道”；以太空设施为硬支撑，铺就天地一体贸易“快车道”；以产业合作为引擎，激活区域经贸合作“新功能”。

周强武表示，世界正在处于十字路口。信任赤字不断扩大，各类冲突旷日持久，多边机构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历史告诉我们，“关税战”、单边制裁和武力手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若不及时纠偏，世界有可能滑入一个新的黑暗森林的时代。他指出，在重重困难之下，全球南方正在走上全球事务的中心舞台。

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城市国际化研究院院长陈溪现场发布《2026亚太经合组织智慧城市排名》与《2026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

亚太经合组织智慧城市前十中，中国城市占五席，美国城市占三席，新加坡和多伦多各占一席： 纽约第一，北京、上海并列第二，洛杉矶第四，深圳第五，新加坡第六，多伦多第七，芝加哥第八，重庆第九，成都第十。

太空基础设施（月球相关）： 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日本第三，俄罗斯第四，英国第五，德国第六，法国第七，印度第八，意大利第九，荷兰第十。

陈溪讲了一个细节：去年发布的太空基础设施评估报告，全球阅读量达到 27.6 万多人。按地域统计，美国读者占 41.83%，中国大陆读者占 8.86%，港澳台地区占 13.5%；如按经济体发展水平划分，发达经济体读者占比达 87.71%。智慧城市排名报告的读者分布也类似：92%的读者来自经济发达区域。

这些阅读数据至少说明，关于“未来基础设施”的信息交流，仍然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之间。谁在生产报告、谁在阅读报告、谁在决定哪些指标值得被评估，可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这正是塞拉利昂留学生Joseph Momoh Conteh在提问时的潜台词，是无法回避的全球南方之问"大部分基础设施和治理框架，是由全球北方国家奠定的。我们怎么避免让这种劣势继续下去？"

论坛三个研讨会——技术联通、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与金融——虽然主题各异，但实际讨论的，是全球南方国家都想了解的：中国经验能不能复制？全球南方能不能成为生产者？还有没有时间追赶？

中国经验，能不能复制？

巴基斯坦留学生现场问得很具体：为什么中国智慧城市能取得这么大成就，超过很多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怎么帮助弥合智慧城市的发展差距？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唐新华答道："中国每个省发展自己的智慧城市都有雷同之处，但不可能照搬其他城市的模式，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国家和城市，找到最迫切的需求。"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大成，补充了一个"已经在复制中"的真实案例：中国科学院空天院、国家遥感工程中心在推进南南合作中非技术推广时，把"卫星数据接收与应用"作为最关键的抓手。他们已经帮助南非建设了卫星接收中心，并协助埃及、马来西亚等国搭建了卫星星座。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曲博则换了一个角度——他说，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问题其实不是智慧城市，而是涌入大城市的人有没有就业机会。"过去我们是消费者，但现在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成为生产者，找到新的城市化道路。"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肖耿，则把问题放到了公共治理和公共品的层面。在他看来，中国经验的重要部分，不只是建设某一种技术设施，而是把基础设施视为公共服务，并通过政府、产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将技术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能力。肖耿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合作路径建议："产学研合作"——产业、大学、研究机构三方协同，既培养人才，又讲叙事，又能指导产业需要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评级。

陈溪把中国智慧城市的“核心特质”，归纳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基础设施的协同——不是单点技术，而是把传统路桥能源、数字网络通信、政务制度治理放在同一套框架里推进。"中国从来不只做其中一个点，而是协同。"

第二，是人才规模与工程师红利——充沛的人力，形成足够大的创新池与市场规模。

第三，是制度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政务体系、治理规则的同步演进。

这三条，它不是单一政策，而是过去三十年工业、城市化与数字化的同步叠加。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信息化研究所所长李苑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关键变化："金砖国家从以前买设备建设，到现在更多希望我们能帮他们提供培训。我们在建设运营方面，更多注重帮他们加强基础能力的培养。"

这些回答指向同一个结论：中国经验可以被拆解、学习和转化，但很难被原样复制。可以输出的是技术、方法和培训；无法直接移植的，则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产业链、工程师规模、财政能力和制度环境。

全球南方能不能成为"生产者"？

回到塞拉利昂学生 Joseph Momoh Conteh 最初的提问：全球南方，如何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

在论坛现场，这个问题被拆解成了三个更具体的维度：谁提供资本，谁参与生产，以及一个国家能否保有自己的选择权。

路径一：金融治理的平等性

在主旨演讲中，给出了一个全球南方自建金融基础设施的样本。新开发银行由金砖国家创立，是首个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周强武列出了它的四大特质：

第一，平等发声——五个创始成员国同等投票权，融资不附加政策条件。

第二，扎实落地——截至2025年底，累计批准430亿美元，支持139个项目。

第三，本地融资——约24%的项目以成员国本币计价，累计发行熊猫债945亿元人民币。

第四，以受援国为中心——优先支持气候友好项目，采用国别体系，让融资贴合本国战略。

"新开发银行第一个十年充分证明：由发展中国家主导设立的机构，同样能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实效。"周强武说。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总监钱美君则指出：金融工具本身也具有“生产性”。

在她看来，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机构与传统多边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融资条件和制度安排。比如，尽量使用本币为南方国家提供贷款，可以降低外汇风险；而融资来源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影响一个项目采用什么样的治理标准、数据规则和制度安排。

换句话说，全球南方要成为“生产者”，首先需要的并不只是更多的钱，而是能够以什么规则获得资金、用什么方式配置资金的能力。

路径二：产业转移与互补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提供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中国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转移到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产业转移，为全球南方从消费环节进入生产环节提供了现实入口。

但“工厂来了”，并不意味着“生产能力就来了”。真正决定产业能否留下来的，是当地能否进一步获得技术、人才、供应链，以及参与标准制定的能力。

“中国的产业阶段、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很多南方国家存在更多互补。”王勇说。

这意味着，产业合作未必是一场零和博弈。对于全球南方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从承接一座工厂，逐渐走向承接一条产业链；从参与生产，进一步拥有自己的技术、品牌和标准。

“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如何把蛋糕做大。”王勇说。

路径三：不选边的"多元伙伴关系"

如果说金融解决的是“钱从哪里来”，产业解决的是“怎么参与生产”，那么亚美尼亚驻华大使瓦赫·格沃尔克扬提出的，则是另一个更底层的问题：一个国家能不能决定自己和谁合作。

亚美尼亚是一个内陆国家。大使说，他们希望把“内陆国家”转变为“陆联国家”。

在数字时代，这意味着打通数字安全、电子通关、跨境数据流等基础设施，让这个国家从地理意义上的“内陆”，变成欧亚之间新的连接节点。

对亚美尼亚而言，成为“生产者”并不意味着必须拥有完整的火箭、卫星或者数字平台产业。大使说：“我们希望彼此互信支持、彼此依赖。我们不应该成为某些封闭科技阵营的成员。在捍卫主权的同时，尝试同全球各个科技集团合作。”

这实际上把“全球南方成为生产者”的问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生产者不只是能够生产一件产品、建设一座工厂，甚至也不只是拥有一项技术。它还意味着，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能力，在不同的技术、资本和产业体系之间进行选择，并决定哪些技术进入本国、以什么方式进入，以及最终如何为本国的发展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南方真正要追赶的，可能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而是形成一套能够自主选择、持续建设和不断升级的发展能力。

全球南方还有没有时间追赶？

唐新华援引了一份2025年美国白宫报告：全球可能面临"第二次大分流"。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做的，是避免在这一轮分流的底部停留——建设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基础设施，再嵌入当地的智慧城市框架。

陈溪补充道，对于非洲而言，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尽快识别自己最紧迫的需求，一边建设制度、一边建设技术，是我们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时间了，再过5—10年，到2035年，人类社会的技术鸿沟几乎难以弥补。在这种局面下，如何与中国，或者与其他国家一起，尽快把资源投向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有限的领域，非常重要。尤其在资金如此紧张的局面下，没有太多空间去犯错。

但“没有时间”，并不等于“没有机会”。历史上的技术跃迁，往往也会打破原有的领先秩序：后来者未必需要沿着先行者走过的每一步重新走一遍，而可能在新技术、新基础设施和新应用中，直接进入下一阶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提到，"农业时代，中国遥遥领先；工业时代，落后挨打；信息时代，跟跑；人工智能时代——也就是与太空基建紧密相关的这一轮革命——中国与西方国家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并跑的。南方国家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人口规模在上升，通过教育、交流可以提升人口质量。在目前现在比较弱的阶段怎么办呢？就要搞国际合作，包括和中国的合作，在这些新的领域我们首先得有想法、得有雄心壮志，然后经过不懈努力，不断缩小差距。”

但技术上的“同一起跑线”，并不意味着发展机会会自动发生。技术只有进入城市、产业、教育和公共治理，才可能变成真正的生产力。对于全球南方而言，关键不只是获得一套先进设备，而是能否建立起承接这套设备的基础设施、人才和制度。

王勇则把这种紧迫性，转化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表达：“基础设施联通了能源、信息、知识、人力与资本。它不只是简单的硬件投入，更能够释放出新的巨大正外部性。”

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毛振华在闭幕总结中表示，本次论坛时间紧凑、议题前沿、成果丰硕。《2026亚太经合组织智慧城市排名》《2026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两份报告，为全球提供了新的发展框架，即通过建设“区域融合”导向的智慧城市与“星际联通”导向的太空基础设施，推动“天地协同”。

这场论坛没有给出简单答案。

它留下的，是从智城市排名到月球空间想象之间，一条仍在延伸的竞争线。

陈溪介绍，“明年我们还做什么？月球评完了，对，就是那儿，火星。”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谈一个遥远的未来，但它真正提出的问题并不遥远：当基础设施的边界从地面城市延伸到地月空间，甚至更远的行星空间，谁有能力参与建设？谁能够参与制定规则？谁又可能再次被留在门外？

对全球南方而言，真正紧迫的或许并不是现在就具备建设火星基础设施的能力，而是当下一轮技术与基础设施革命到来时，能否拥有进入这场竞争的能力、资源与席位。

而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等到了火星才能回答。它已经发生在今天的非洲城市里，发生在能源、道路、数据、公共服务和一套套正在被引入的技术系统中。

“塞拉利昂应亲手写下自己的名字”

论坛结束后，Joseph Momoh Conteh把这个问题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这位来自塞拉利昂、就读于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的学生，在塞拉利昂媒体发表文章，标题直指他的核心关切：《北京正在画地图，塞拉利昂应亲手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把智慧城市和太空基础设施，放回了塞拉利昂的发展处境中。

在塞拉利昂，城市治理面对的可能是洪水、道路、土地登记和公共服务；卫星遥感数据，则可以帮助识别降雨、滑坡风险和农业变化。对这些国家来说，智慧城市和太空基础设施并非遥远的未来，而是与日常治理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能力。

但他更关心的是：当外部技术进入一个国家，谁来掌握它？

“基础设施买什么”或许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硬件到了，机构却没有跟上。谁来治理买来的东西？数据属于谁？价格由谁决定？

他介绍到，他在塞拉利昂司法部门协调办公室工作时，也曾亲眼看着司法系统引进的生物识别与案件管理系统在弗里敦正常运转——法院供电稳定，档案员熟悉机器，法官按时开庭；而同一套系统到了塞拉利昂内陆一处治安法院，一年之内便告衰败：发电机每月第一个星期五断油，主审官十八个月里换了两次。“摄像机还在工作，它周围的办公室没有了。”硬件先于制度抵达时会发生什么，他见过。

这也许是智慧城市建设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技术可以跨国购买，但让技术持续运行的电力、人才、制度和维护能力，不能简单打包进口。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南方真正需要追赶的，可能从来不只是某一项技术指标。

一座智慧城市、一颗卫星，甚至未来的月球基地，最终都不是孤立的技术产品。它们背后，是能源、教育、人才、数据、制度和资本共同构成的一整套基础设施能力。

而一旦缺少其中任何一环，所谓“进入下一轮技术革命”，就可能只停留在购买一套设备、接入一个系统的层面。

Joseph真正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全球南方能不能从技术的使用者，逐渐变成技术能力的建设者；从被动接受规则的人，变成能够参与制定规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