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视角看AI时代的治理、真相和文明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叙事里，当我们将庞大的资源投入到AI技术与产业应用中，AI终将变得无所不能，接管人们的学习和工作，让社会走向高效和繁荣。然而，当AI深度介入获取信息、判断真相乃至做出决策的全过程，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究竟被谁定义？“智力平权”背后是否潜藏着新的不平等？

9月12日，在由上海报业集团国际传播中心主办的2026 Inclusion·外滩大会分论坛《谁来定义现实：AI时代的治理、真相和文明》现场，来自海内外的哲学学者、计算机科学家、作家及产业界人士，围绕人工智能背后的文化偏见、人的能动性、伦理治理与社会代价展开讨论，试图从人文视角出发，重估AI技术的冲击与价值。

论坛现场，东西方学者围绕AI的本质和意义展开讨论。上海日报 董俊/摄

AI背后的文化偏见与技术冲击

大语言模型正在取代网络搜索，成为人们寻找答案的对象。博学多识的AI给人一种中立、客观的印象，然而在它的回答背后，其实存在着特定的价值观，可能对用户产生影响。

美国圣母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蒋伟（David Chiang）在论坛上指出，从技术内核来看，大语言模型的本质始终是“下一个词的概率预测器”。模型在海量文本上接受预训练，根据已有文本预测接下来最可能出现的词。

这导致无论在后训练中如何“价值对齐”，模型依然会体现特定的价值观。他援引相关研究指出，同一模型以不同语言回答有关工作、生活和社会价值的问题时，可能呈现不同倾向。模型开发者的所在地、训练数据的文化结构，也会影响其输出。

这种偏向不仅存在于语言中，也存在于技术对人的预设之中。美国圣母大学IBM技术伦理实验室项目主任Paul Scherz指出，每一种技术设计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关于“人是什么”的理解。例如，一些容易让人上瘾的产品采用行为主义心理学框架，将人理解为受到外部刺激后作出反应的机器。平台据此设计奖励、反馈和提醒机制，让用户不断点击、刷新和停留。长期使用这类产品，人也可能逐渐把自己体验成一个受刺激和欲望支配的对象。

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Levi Checketts提醒人们警惕以智力表现衡量生命价值的倾向。他指出，智商测试曾经在历史上被用来证明某些群体优于另一些群体，并为剥夺特定人群权利提供所谓科学依据。如果今天因为AI在测试中获得更高分数，便认为它拥有更高地位甚至更多权利，那么人们可能在不知不觉间重复一种危险逻辑：越聪明，便越有价值。

如果说观念中潜伏的风险尚未爆发，但AI技术在产业中已经开始造成新的后果与不平等。

Scherz将其中一种风险概括为“去技能化”。他援引有关放射科医生的研究称，使用AI辅助阅片后，一些医生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出现下降，而且这种能力并未随着时间自然恢复。更深层的风险是，技能训练不只让人完成工作，也让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耐心、勤勉、注意力、判断力和责任感。一旦实践过程被完全自动化，与之相伴的品格养成机会也可能消失。

在“智力平权”的口号下，AI产业已经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而在Checketts看来，产业发展可能正在创造新的剥削模式。分布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数据标注员、内容审核员和远程操作人员，以不稳定、低保障的劳动维持着AI产业的运转。与此同时，AI也可能被用于监控员工，并要求劳动者以机器设定的节奏持续工作。

用哲学重估AI价值

面对AI技术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不仅监管者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框架，人文学者也在从伦理学角度重估AI的价值。

伦理学是一门探究何为“好”的生活、人应当如何相处以及文明该走向何方的价值哲学。Scherz指出，过去十年间，西方AI科技伦理经历了一场从“原则（Principles）”向“繁荣（Flourishing）”的范式转向。

“此前各机构出台了超过300项AI伦理原则，诸如透明度、无偏见、可解释性等。但即便一家公司在技术合规上无懈可击，它依然可以开发出造成社会阶层撕裂的社交算法，或将劳动者压榨至极限的调度软件。”Scherz说。

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重新转向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古典思想家的德性伦理学。它关注的不是单次行为是否合规，而是一个人如何通过反复实践形成勇气、节制、正义和智慧，并由此过上一种幸福且繁荣（Eudaimonia）的生活。

相应的，AI伦理所要提出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技术不仅要避免伤害，还应帮助人维持能动性、发展德性，并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真正的问题不只是如何让AI作出正确决定，而是如何避免它替人拿走作出决定、承担责任和塑造自身的机会。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展翼文提出，应当重新审视“智能”概念。人工智能领域常把智能理解为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但哲学传统更关心“实践理性”。人类并不只是设定目标、寻找最优路径的系统，也是在社会规范中形成身份、承担责任和修改人生计划的行动者。

例如，一个普通人进行马拉松训练时，设定的成绩可能只是阶段性目标。即使最终没有达到目标，训练本身依然可以改变他的习惯、自我理解和生活方式。人的志向并不能被一个结果指标完全穷尽，因为它涉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人如何书写和修改自己的未来。

因此，评估AI时不能只问“它能做什么”，还要问：“它让我们能够做什么，又让我们成为什么？”而不同文化传统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不同答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指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一条西方哲学传统，常把理性和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的关键。但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更重视人的普遍的恻隐之心，如看到孩子即将落井时产生的本能的不忍。如果以这一传统重新设计图灵测试，那么要考察的或许不只是机器能否进行理性对话，还包括它是否真正具有并表现出恻隐之心。

他认为，单纯制定规则未必足以解决AI风险，因为现实中的道德情境充满例外和冲突。人类或许更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培养AI，并在长期互动中与技术共同演化。不过他也援引法家思想提醒，家庭式教化同样不能保证结果，一味关爱也可能带来失控。

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王小塞（Sebastian Sunday Grève）通过佛教哲学与儒家伦理探索AI的其他实践路径。他与合作者借助7世纪印度佛教哲学家法称关于“他心”的讨论，重新思考图灵测试。在另一项研究中，王小塞与合作者尝试构建一种儒家视角下的自动驾驶伦理模型。儒家伦理承认亲疏有别，认为人在特定情境中优先保护家人并非必然不道德。这样的差异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如何分配风险，不只是技术问题，也不可能天然存在一个脱离文化的唯一答案。

人文讨论在AI叙事中不可或缺

在技术迭代以月为单位计算的AI时代，耗费心力的哲学思辨是否是一场脱离实际的清谈？展翼文告诉澎湃科技，技术越是向“深水区”狂飙，就越是需要纳入人文视野。

陈楸帆提出，当前世界面临着“三个时钟”的脱节困境：技术的时钟以日和周为单位加速跳动；商业应用的落地以月和季度为周期推进；而社会制度、教育体系、法律监管以及伦理共识的时钟，往往需要以年乃至数十年为单位演进。

“三个时钟的‘严重时差’正在撕裂社会。而故事与创作正是弥合这一时差的‘沙盒’。”他说，文学能将角色、历史、阶层与情感置于具象的情境中，让公众在技术后果彻底固化之前，就以具身化、共情化的方式“预演”痛苦与后果。

据此，他提出，人文关怀下的“AI伦理的终极使命，不是去规划一条唯一的最优化的确定性路线，而是保护未来的多元可能性，让人类不至于被单一的硅谷技术叙事所绑架。”

在教育维度，北京中国学中心执行主任古嘉文（Simon Koo）同样反对以纯粹的效率和标准答案来规训后代。“科学史上大量重大发现都源于意外的失败。人类的悲悯，也只有在经历失去与痛苦后才能真正领悟。AI擅长消除摩擦、直达结论，但如果教育完全被这种效率逻辑主导，思维的收敛性将抹杀人类独有的异质性。”古嘉文说，面对技术焦虑，最好的解药恰恰是重读经典、回归通识，以跨越时间检验的厚重知识，涵养下一代辨识方向的洞察力。

技术不仅在重构个体，也在剧烈重组全球地缘与财富版图。与会者们认为，全球AI治理绝不能坐等一场切尔诺贝利式的巨大灾难发生后再仓促补救。国际治理不仅需要被动的风险防范，更需要不同文明在价值层面开展深度对话，共同描摹一个积极的、跨越文化隔阂的“人类繁荣”愿景，为技术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