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中国古代的“文圣”“武圣”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的“文圣”和“武圣”是传统文化中对思想文化与军事领域最高典范的尊称，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文圣”孔子、“武圣”关羽，其实并非从来如此，而是随着朝代和统治者的需要与好恶不断变化，其历史演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宗教与价值观的变迁。

‌一、“文圣”及其演变‌

（一）历史上的第一位“文圣”是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西周开国元勋，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富有文韬武略，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武王薨逝后，继位的成王年仅12岁，由叔父周公旦摄政。文王的几个儿子管叔、蔡叔、霍叔等不服，联合殷商贵族武庚和东夷反叛。周公率师东征，平定叛乱后大举封藩建卫，营建成周洛邑，并制礼作乐，建立周朝立国的典章制度，其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而周公之所以被封为“文圣”，主要就在于他制礼作乐等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礼”，以及乐悬、舞佾、列鼎、乘舆等具体配套制度，涉及神明、天人关系、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也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此之后，周朝礼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并以此为基础发展成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伦理标准。周公制作的“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制作的“乐”，强调的是“和”，即所谓“亲亲”。礼乐制度中的“礼”是一套完整的社会规范与礼仪体系，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辨贵贱，明等威”，由此形成了封建宗法制，进而发展成以世卿世禄为主的继承制，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关系，并具体体现在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周礼规定：‌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象征九州一统和王权至上；‌诸侯使用‌七鼎六簋‌，代表封国国君身份；‌大夫（卿）使用‌五鼎四簋‌，对应“少牢”礼制；‌士使用‌三鼎二簋‌，低级的士可能仅用‌一鼎‌，无簋或配一簋。如果违反便被视为非礼、僭越，人人不容。礼乐制度中的“乐”是礼仪的辅助与教化工具，社会通过音乐、舞蹈的艺术形式，潜移默化地教化人心、调和矛盾、巩固等级观念。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还明确了国家的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周公的言论和思想主要见于《尚书》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其“明德慎罚”、以“礼”治国的思想主张，奠定了西周初期成王和康王时代“成康之治”的基础，也谋划了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西周前期的文治武功都盛极一时。

自春秋以后，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被尊为儒学奠基人，也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之一。孔子认为周公所建立的宗法、分封、礼乐制度是理想社会的典范。他在《论语》中盛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视周公为儒家道统的先驱，认为周公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直接启发了儒家的仁政、孝道与礼治理念，将周公视为儒家之“元圣”。西汉时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也评价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遵照古制尊周公为“文圣”，崇尚礼乐教化。唐太宗李世民自诩是姜太公姜子牙的化身，其继位后也仿照唐高祖的做法在陕西磻溪建立太公庙，正式尊姜太公为“武圣”。这一时期，一部分儒家弟子认为现在文庙的配享从祀之人都是孔子的弟子或传人，而不是周公的弟子，所以要求唐太宗不要再尊周公为“文圣”了，应该尊孔子为“文圣”。当时唐朝群臣间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儒家弟子提议说：姜太公是武庙先圣，但是姜太公之前还有一个商朝的开国功臣“元圣”伊尹，周公应该与伊尹并列，尊其为“儒家元圣”，单独主祀于“元圣庙”，此提议得到了朝野的一致认可。

（二）历史上的第二位“文圣”是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自幼熟悉传统礼制，青年时便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中年以后聚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后来担任鲁国的司寇，摄行相职，不久弃官，偕弟子周游列国。晚年回到鲁国，致力教育事业，整理《诗》《书》、删修《春秋》，以传述六艺为志业。孔子弟子众多，达三千人，其中通六艺者七十余人。他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记载于他的学生纂缉的《论语》一书中。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建构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和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其“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礼说”体现了礼制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与社会，这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大同社会，较低政治目标是建立小康社会，这种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孔子之后，孟轲和荀况分别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进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继承和发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并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了影响。此外，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有教无类”，他通过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孔子强调学校教育要将德育放在首要地位，需因材施教，这对开发智力、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意义重大。

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得到汉武帝认可后，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孔子地位开始飙升。至唐太宗时废除了周公的“先圣”称号，改尊孔子为“先圣”，以后历代皇帝屡屡加封。如：汉平帝追谥为褒成宣尼公，汉和帝追谥为褒尊侯，北魏孝文帝追谥为文圣尼父，北周静帝追谥为邹国公，隋文帝追谥为先师尼父，唐玄宗追封为“文宣王”，宋真宗加谥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再封其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时沿用“至圣先师”和“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称号，成为历代公认的“文圣”和“万世师表”。

“文圣”的文庙有一个重要的配享从祀制度，指的是文庙祭祀中孔子弟子及历代儒者被列入庙堂两侧共同受祭的礼仪形式，其制度分为配享、配祀和从祀三个等级，对应四配、十二哲和先贤、先儒等。起初以孔子为主祀，颜渊配享，后来两侧共有四位圣贤配享，合称“四配”，亦为儒家“四圣”，即：‌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轲。历史上，北宋欧阳修因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而被部分文献称为“文圣”，但未形成主流共识，仅用于一些文学领域。

‌二、“武圣”及其演变

（一）历史上“武圣”第一人是姜子牙

姜子牙，又称姜太公，姜姓，吕氏，名尚或望，字子牙，后世称师尚父、太公望、齐太公、吕望、吕尚、姜尚等，河内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韬略家、思想家，西周开国元勋。他通晓天文地理，深谙治国安邦之道，因生当纣王之时，才无所用，“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后遇周文王于渭水之阳，姜子牙遂与其谈论治国之道。他围绕“仁”“德”“义”“道”等方面，教文王如何做到“天下归之”。文王认为姜子牙是个奇才，说：“我国先君太公说过的‘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其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周武王即位后，尊之为“师尚父”。姜子牙在牧野之战中一战灭商，后因功受封于齐，都营丘，成为齐国始祖。武王死后，姜太公作为周之太师，与周公旦等共同辅佐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并得到专征大权。姜太公先后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四代周王，既主军，又问政，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后世认为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军事理论都源于姜子牙，而且先秦各家学派也都追姜子牙为本家人物和始祖，故姜太公有“百家宗师”之称。其著作有《六韬》《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均已失传。

唐朝时，鉴于高祖李渊尊奉周公为“文圣”，唐太宗李世民则仿照高祖办法尊与周公同时代的勋臣姜子牙为“武圣”。唐肃宗时追封其为“武成王”，为他建立庙宇，使其与“文宣王”孔子并立。宋真宗又加封他为“昭烈武成王”。武庙以姜子牙为主祀，配享历代名将，设“十哲”“七十二将”等。

（二）历史上“武圣”第二人是关羽

关羽，字云长，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名将。关羽早年因事亡命涿郡，和张飞跟从刘备起兵，三人情同手足。刘备夺取徐州后，安排关羽守下邳，曹操征刘备时，关羽兵败被俘，暂时投靠曹操，拜偏将军，随即参加官渡之战，阵斩颜良，解白马之围，受封汉寿亭侯。他得知刘备下落后，“挂印封金”，前往投奔。赤壁之战后，刘备取江南诸郡，授关羽荡寇将军、襄阳太守。刘备西取益州，留关羽督荆州之事。刘备称汉中王后，拜关羽为前将军，围攻樊城，水淹于禁统帅的七军，斩杀庞德，威震华夏。而后关羽被吴将吕蒙乘机袭取江陵，败走麦城，被吴将擒斩。关羽生前好读《左传》《春秋》，善待士兵而轻视士大夫，以忠诚和义气见称于世，民间尊为“关公”，历代朝廷多有褒封。如北宋徽宗先后封其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南宋孝宗加封其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朝时文宗封其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朝时神宗封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崇祯帝加封其为“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清朝时顺治帝封其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帝更正式封其为“武圣”‌，与孔子“文庙”并列，合称“文武庙”，光绪帝时更将封号增加到尊崇得无以复加，所以关羽逐渐取代姜子牙成为主流“武圣”。

（三）历史上第三个“武圣”，也可以说是没有进武庙的“武圣”——岳飞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省汤阴县）人，南宋抗金名将、军事家、战略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岳飞先后多次投军参加征辽、抗金战争，先后参与并指挥大小数百场战斗，屡立战功。1130年克复建康府，任通、泰镇抚使。1134年统兵北上，破金与伪齐联军，克复郢州、襄阳府、随州等地，晋升节度使。1135年晋升两镇节度使，升任招讨使。1136年再次出师北上，攻占镇汝军、虢州、商州、西京河南府的伊阳、长水等地。1140年岳飞以“连接河朔”方针挥师北上，分兵攻占北至郑州、西京河南府等处的广大地域，而且在郾城、颍昌大败金军主力，一路挺进到汴京附近的朱仙镇，迫使金军主帅兀术渡过黄河准备北逃，但被宋高宗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回。1142年1月他被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遇害。宋孝宗即位后为其平反昭雪，追谥为武穆、忠武，追封为鄂王。岳飞被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他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他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金军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历代人民所敬仰和怀念，著有《岳武穆遗文》。

虽然宋孝宗为岳飞平了反，加了谥号、封号，但岳飞并没有进武庙。到宋理宗时，朝廷把都城临安府太学中的土地庙改称“忠显庙”以纪念岳飞，同时把岳飞封为“忠文王”，但祭祀不是武庙形式。明代朱元璋非常推崇岳飞“纯正不曲，书如其人”的忠义精神，将其作为忠君爱国的典范，不但追封其为“宋少保鄂国武穆王”，而且将其纳入国家最高祭祀体系，实质上确立了岳飞的“武圣”地位‌。但后来朱元璋废除了武庙制度，岳飞只从祀于历代帝王庙，配享于宋太祖。明朝神宗时期，岳飞被封为“三界靖魔大帝”，但仍没有进武庙，只是在民间有不少“岳王庙”和一些关羽、岳飞合祀的“关岳庙”。清朝建立后，满族统治者觉得岳飞抵抗的金人是他们的祖先，推崇岳飞不利于满清统治，所以就将以“忠义”著称的关羽尊为“武圣”，以此来稳固他们对百姓的管控与治理。由此可知，唐宋以前姜子牙为“武圣”，明清以后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武圣”是‌关羽‌，而岳飞主要是明代时被民间尊为“武圣”，一直未进入武庙主祀。

三、“文圣”“武圣”更替的背后逻辑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国古代“文圣”“武圣”的更替逻辑和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是‌政治需要、文化认同与统治合法性等因素。‌‌

（一）价值标准

中国古代采取文武双圣并尊体系，构成“知行合一”的教化模式，而且标准越来越高度道德化、理想化。“‌文圣”以“文宣”为旗帜，重在“道统”“立言”，强调思想传承与文化正统。如周公、孔子构建的“道统”体系，且孔子为“圣”以后不可撼动。儒家思想具有稳定性与普适性‌：儒家强调忠孝、礼制、等级秩序，适用于所有朝代，无论汉族或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清）均需借助其维护统治。“‌武圣”以“武成”为旗帜，重在“功用”“立行”，强调现实激励与道德示范，人选随政权更迭而调整。如姜尚、关羽、岳飞均以生命实践社会伦理，使抽象道德具象化、可感化。

同时，“文圣”“武圣”也均被‌工具化‌，用于巩固统治、塑造价值观，确保社会核心价值贯通士庶、历久不衰。具体而言，文庙武庙的设立标准也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如“文圣”周公重在制礼作乐、以礼治国，主要是符合封建“宗法制”的需要，故能从周代一直延续到唐代；而孔子倡导“仁政”思想，强调忠孝、礼制、等级秩序，集中国礼制思想之大成，又适用于所有朝代，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治国根基，甚至成为一种‌制度性依赖，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清）均需借助其维护统治，故能一直延续到清末而‌千年不变。而“武圣”的设立和更替则是‌军事典范与政治需求的动态适配。如‌姜子牙能成为第一武圣，是因为他在军事上有为周朝的开国之功、具有卓越军事才能，主要是功业导向，符合“结果论”的标准。到明清时，“武圣”的标准就变为具有教化价值的军事符号和道德优先了，此时‌关羽的“忠、义、仁、勇”完全契合儒家伦理和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所以关羽就成了新的“武圣”。岳飞虽然也一度被尊为“武圣”，主要是人们被其“精忠报国”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民族气节所感召。

（二）时代变化

“文圣”“武圣”的更替，也有一定的时代变化因素。如周公的“文圣”地位，到唐朝时儒生们就认为时代已经太过久远了，社会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配享从祀之人也都是近世而不是周代的，所以就把“文圣”从周公更替成了孔子。“武圣”的更替因素又复杂得多，时代性也更强一些。唐宋以前人们认识还比较一致，不但以姜子牙为“武圣”，而且地位还屡屡强化，这完全是根据安邦定国的需要。如唐代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国家长期混乱，所以唐肃宗、唐德宗等对“武圣”的关注度更高；宋代因北方军事压力很大需鼓舞士气、激励斗志，所以宋徽宗先后四次加封以“忠、勇”著称的关羽；明代也因边患等问题突出，万历皇帝既尊关羽也尊岳飞。明代由于朱元璋废除了“文宣”“武成”并列的传统不再设立武庙，无形中也剥夺了姜子牙的“武圣”地位。这一时代由于《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助力，关羽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与影响力。他手擎青龙偃月刀、跨骑赤兔马，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的模样，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关羽的忠义品格更是被广为传扬与尊崇。到了清朝年间，关羽已成为民间信仰的关键人物之一。

（三）政治需要

“文圣”“武圣”变迁的本质，是‌统治者根据现实需求，选择最能服务教化与秩序的符号，不是纯粹的历史评价，而是时代精神的投射‌。历史上虽然文庙武庙的主祀变化不大，但配享从祀却屡屡有较大变化。如文庙的祭祀在东汉明帝时是祭孔并及七十二弟子，唐代时是二十二位先贤配享，宋代随着道学的兴起“四配”定型。后来也有一些具体变化，如明代时重新认定从祀诸儒，清代要求从祀人物需符合“阐明圣学、传授道统”标准等。历代从祀人数亦屡有增减，如宋代王安石曾于崇宁年间配享孔庙，后降为从祀并最终被削祀。明代朱元璋因不满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话，曾一度把孟子逐出殿外。所以，从祀体系的调整反映着时代的思想、学术风向和价值取向，体现着制度与权力关系以及儒学内部正统观的相互争夺。武庙的配享从祀变化比较大。唐太宗以姜子牙为主祀，唐玄宗时配享了运筹帷幄的“谋圣”张良，意图是为帝国所有的武人树立一个关于“智谋”与“韬略”的标杆。到饱经战乱的唐德宗时期，又决定重塑武庙，一口气将从祀者的名单扩充到了空前绝后的规模——76人，囊括了从春秋到唐初的各路英雄，善恶交织，其逻辑是既恐惧武将的跋扈，又不得不依赖他们去平定藩镇，因此武庙的标准纯粹是“军事才能”。宋代赵匡胤“陈桥兵变”，深知武将有多么可怕，在坐稳龙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缴兵权，他将武庙中那些在军事上极具个性甚至带有叛逆色彩的名将如白起、吴起、韩信、关羽、张飞等毫不留情地“请”了出来，这时他需要的不是能打仗的“狼”，而是会听话的“狗”。到宋徽宗时，由于边境屡遭入侵国无宁日，他决定重修武庙，恢复了“七十二将”体系，将那些被赵匡胤赶走的战神又请了回来。到元朝时，蒙古人对汉人的武功和战神充满了轻蔑，他们将宋朝庞大的武庙体系裁撤得只剩下“十哲”，而那些被留下的，更多是作为“兵法家”和“谋略家”的形象。到明初，朱元璋纵横驰骋不需要任何偶像，他彻底废除了武庙。明朝中后期，由于边疆烽火四起，内部流寇不断，帝王们又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大神来巩固天下，此时，关羽和岳飞都得到了高度重视。到清朝时，由于特殊的民族关系，岳飞在官方祭祀的殿堂里被屡屡降格、边缘化，最终被雍正皇帝一道谕旨“请”出了武庙，导致关羽的封圣和岳飞的落寞。“武圣”人选的更替变化，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英雄人物崇拜现象的利用和掌控，其本质还是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的需要。

（作者：王喜成，为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

编辑：付婷　　审核：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