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日报·井冈山副刊｜一座“宋城”的千年传奇
文/刘上洋
▲在赣州市章贡区，古老的建春门与古浮桥相映成景。摄影｜胡江涛
一
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如果要寻找一座宋代城市的话，我认为非江西赣州莫属。
也许有些人会不以为然。由于岁月太过久远，宋代及其以前的城市，要么被风沙淹没，要么被自然灾害夷平，要么被兵燹战火摧毁，早已灰飞烟灭。不仅如此，就是幸存下来的宋代遗迹，如今也仅剩零星孤物，极少见到了，难道赣州就能例外么？
近些年来，许多地方为了发展旅游，兴起了一股建造“古城”“古镇”“古街”“古村”的热潮。宋朝作为一个文化发达的王朝，其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的一些著名街坊和建筑，自然是人们恢复和打造的重点。于是乎，“仿宋街区”在各地悄然兴起，街边小店宋幡招展，街上“宋人”穿梭来往。更有甚者，再来一场“清明上河图”式的声光电演出，直接把宋代的氛围感拉满。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赣州的宋城大概就是这样粘贴出来的“复制品”。
其实不然。作为曾在赣州工作过的人，我觉得，无论从哪方面看，赣州都是一座原汁原味、独一无二的宋城。
第一，在全国，只有赣州至今还保留着宋代城市的街道格局。我曾到过开封和杭州。这两座城市，一座是北宋的都城汴京，一座是南宋的都城临安。但它们都不见了当年的城市痕迹。前者被黄河的泥沙多次掩埋，化作了层层累土；后者被历史的风雨多次重构，早已面目全非。而赣州却不然，老城区的街道布局仍是宋代的。由于这里是章江和贡江的交汇处，又是千里赣江的起点，三面环水的地理环境，为城市的设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南朝梁承圣元年这里正式建城。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守将卢光稠对城区进行了扩建。到宋代，形成了六条大街的基本格局。千年后的今天，这六条大街的位置与走向一直没有变动，仍是老城区的主要干道。漫步其中，宋代街道的坐标举目可见，宋代街道的纹理触手可摸，宋代街道的气息扑面而来，简直就是一座活生生的宋代城市。
第二，在全国，只有赣州至今还保留着宋代的城墙。北宋嘉祐年间，赣州知州孔宗翰组织民众，沿着城区一侧的章江和贡江沿岸，用砖石修筑起了一道长达13华里的城墙。在这条宛若巨龙的城墙上，砌着无数刻有烧制者名字和时间等内容的铭文砖，据统计，共有521种，其中最早的一种系北宋熙宁二年（1069）所造。正是这一块块斑驳凹凸的铭文砖，刻载了宋代城市的记忆，砌串起了宋代赣州的历史。这比任何文字记载都更真实更可靠。它无可辩驳地证明：这是我国唯一保存到现在的宋代砖城墙，而且是我国宋代城墙古迹中的一件孤品。
第三，在全国，只有赣州至今还保留着宋代的城市“下水道”。这套地下排水系统，有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福寿沟”。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套排水系统今天还在地下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能设计和建造这样的地下排水系统，这是一个天才般的创造，不仅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迹，甚至是世界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迹。
第四，在全国，只有赣州还保留着宋代浮桥。在古代江南，大凡有河流的城市，几乎都有浮桥。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的浮桥几乎都拆掉了。我们如今在有的地方看到的浮桥，都是近些年为了“恢复城市古貌”而重建的。然而赣州就不一样，从南宋到今天，贡江上的浮桥就一直横卧在滔滔江面上。赣州浮桥，是利用水的浮力和船的功能相结合的杰作。走在浮桥上，可以感到古人的智慧在水面上荡漾和流淌。
第五，在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有赣州还保有宋代开凿的石窟。谈到石窟，人们往往会想到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但这些石窟都位于祖国的北方。而紧靠赣州老城的通天岩石窟，却是我国地理位置最南端的一处石窟群。它在唐代末期动工，宋代全面开凿并完成，共有315处窟龛，造像359尊，除唐代的8尊外，全系宋代雕凿。此外，还有大量的摩崖题刻。因为它规模较大，所以被称为“江南第一石窟”。
第六，赣州老城区的慈云塔，也是一座宋代建筑。它高42米，正六边形，共9层，青砖构造。同城墙一样，塔身上砌有许多“北宋天圣元年”“天圣二年”等铭文砖。由此断定该塔为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所建。千百年来，它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僧人，俯视着赣州城的沧桑变化。
由此可见，赣州的宋代古迹，不像有的地方只是个别的遗存，而是一个类型多样的建筑集群，在全国绝无仅有，为我们全方位地了解宋代城市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著名古建筑学家宿白先生实地考察后，称赞赣州是“宋代建筑博物馆”。1994年，赣州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赣州市举办了“中国赣州宋城文化节”。
赣州，这座千年“江南宋城”，终于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二
一般来说，古迹这东西，年代越久远，就越难保存，也就越稀少越珍贵。赣州老城区的宋代建筑群，在千年的时光隧道中穿越到现在，这是一个伟大的传奇。
这个千年传奇是怎样创造的？是因为老天爷的爱护有加？还是赣州这片土地有着神奇的灵性？其实，原因并不神秘，这些宋代建筑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个传统，非常强调良心，讲究官德，主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制度，却又把一些人变成了唯命是从、碌碌无为的官僚。而另一些官员，出于职责和良心，把官位当平台，在任内有所作为，成就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功绩。多亏赣州是块福地，宋朝时在这里任职的多位知州，就是这样有良心有作为的官员。
北宋熙宁年间（1072），水利专家刘彝出任赣州（当时叫虔州）知州。他看到赣州城每下大雨就发生内涝，心里十分不安。于是设计并开挖了两组地下排水道。一组分布于东南城区，称为“福沟”；一组分布于西北城区，称为“寿沟”，然后通过城墙，将水排入章江和贡江。同时在福寿两沟的出水口安装了自动木制水窗，平时可以将城区的污水排入江中，洪水时又可自动关闭，不让江水倒灌。福寿沟总长约12.6公里，“砌以砖，覆以石，纵横迂曲，条贯井然”，其中主干通道宽0.6米至1米，高1.6米至2米，人在里面可以自由行走。不要说在当时，就是放到现在，这都是一项非常浩大和了不起的工程。前几年，赣州市建起了“福寿沟博物馆”，集中展示了这项伟大工程的模型。
我想，在宋朝，朝廷不会布置知州去修建下水道，也没有人会去强迫知州修建下水道。但知州刘彝却主动把赣州的排水沟建起来了，而且建得非常科学，质量上乘。这不仅充分展现了刘彝水利方面的杰出才能，更体现了刘彝为官理政的良心。在他看来，知州的含义，是治理，是消灾，是兴利，是除弊，是为民造福。他完全可以同两千年前建造都江堰的李冰媲美。李冰用滚滚清流灌溉和滋养了成都平原，刘彝以排除城市污水保护市区和民众。两人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刘彝，不愧为“赣州的李冰”。
城市排水系统一直被称为“良心工程”。因为它不像地上工程，突兀在外，引人注目，可以炫耀，而是深藏地下，不为人所见。特别是现代，更是如此。我们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地下排水系统建设不断加强，标准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但也有少数城市，地面上高楼林立，大厦比肩，街道纵横，桥梁飞架，处处流光溢彩，十分繁华亮丽。然而对这项“地下工程”重视不够，抓得不力，所以一下大雨，就道路被淹，房屋进水，造成交通堵塞，城市瘫痪，甚至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记得有位著名作家说过：看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并不是看它表面有多繁华，硬件有多好，应当去看看它的下水道。一个城市的下水道，才能真正反映政府官员为百姓考虑的事情有多少。这个东西你花了钱进去是看不到的，隐藏着对百姓的责任，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会面对。无论怎样下大雨，城市都不会被淹。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赣州人称刘彝是“千年不朽的良心”。
近读王阳明，内心受到深深的触动。他巡抚南赣时，在平息当地匪患后，说了这样一番话，大意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个人碰到麻烦去战胜它，其实不难，难的是战胜自己。当时的南赣大地匪患三十余年，不是官军没有胜过，而是前任官员把平匪当作任务，打胜就表功，就走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阳明的这段话，实质上说的就是官员做事必须要有“良心”，要真正为老百姓着想。这恐怕是赣州何以成为千年宋城传奇的最好诠释，也是现在有些地方出现“豆腐渣”和“面子工程”的反面注脚。所以，作为一个官员，心中要有百姓，做事要有良心，决不能疏于职守，马虎应付，更不能为了贪图功名而作“表面文章”，而应在“下水道”之类的事情上多下力气。真正的政绩工程，是藏在心底的良心创造的。这也许就是刘彝建造赣州地下排水系统给今天我们的启示。
三
赣州的宋代古迹能够创造千年传奇，与这些古迹具有长久的实用功能、能够长时期给民众带来福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这个道理我最初是从赣州城墙上领悟的。在我过去的认识里，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防御设施，同时也是城市空间的界定，其主要作用是为抵挡敌人入侵提供坚固的物理屏障，以及便于政府管理人口流动和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城墙也就成为中国城市一种特有的现象，以至成为一种文化。
凡有城市，必有城墙。应当说，这在冷兵器时代是非常必要的。当敌人进攻、兵临城下时，城墙便是最有效的盾牌。而在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在大炮飞机面前，城墙就不堪一击。这样，丧失了防御功能的城墙，也就被逐渐废除而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如北京城那样高大雄伟的城墙，也最终逃脱不了被拆除的命运，其身影已渺远得无处可寻。极少数地方没有拆除的，也只能成为历史的遗迹，供人参观凭吊、发思古之幽情了。
但是，赣州古城墙就不一样，它不仅是一道军事防御墙，而且是一道坚固的防洪墙。我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1994年6月，赣州发了一场大洪水。几天不停的大雨，使章江和贡江的水位猛涨，夹带着大量泥沙的浑黄色洪水肆意地咆哮着，吞噬了村庄和田野，不少房屋倒塌，成片庄稼被毁。我深恐赣州城区也会被洪水所淹，于是冒雨沿着城墙察看。那场面真叫人心惊胆战。江水已经高过了市区地面，形成了不小的落差，整个城市被洪水包围，成了陷落在中间的一片洼地。一个个洪峰如海啸般袭来，冲击着城墙。然而，在汹涌的洪水面前，城墙却如钢铁长城般岿然不动。由于有了城墙作屏障，市区秩序井然，一切如常，商店照常营业，居民照常生活。此时，我感到眼前的城墙，不是冰冷的存在，而是充满着灵性和温度。由于地处江南，赣州几乎每年都要发大水，而正是城墙，抵挡着洪水，使市民免受洪水侵浸之苦。也正因为如此，市民把城墙看成护卫自己的“生命墙”，一有损坏，就捐砖捐工，及时修复。城墙保护了老百姓，而老百姓又反过来保护城墙，以至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也就使得赣州城墙虽历经千年而完好地保存下来。
城墙如此，贡江上的浮桥又何尝不是如此。南宋乾道年间，当时任赣州知军的洪迈，看到贡江两岸的民众往来不方便，就令船厂造了100多只小舟，在江面依次排列连接，上加横梁，再盖上木板，建成了一条长达400多米的浮桥。为了不影响船只来往，浮桥每天定时定点划开小舟，断开桥面，形成临时航道，让船只通过。自此之后，浮桥一直是贡江两岸民众联系的纽带。对岸的村民经常过桥到城里买卖东西，城里的市民则经常过桥到对岸农村走动办事。过浮桥，进出城，已经深深融入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因此，保证浮桥的畅通，也就成为当地民众的一种自觉。每逢架桥的小舟和木板坏了，大家都会自觉地出钱出力进行修复。花谢花开，年复一年，小舟和木板不知换了多少次，浮桥却从未中断过。即使是在现代化的桥梁飞架起来之后，浮桥上依然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曾听过一名中年人说，他喜欢走浮桥，方便亲切，自由自在，那种感觉是在坐车过桥时没有的。可见，任何一种事物只要对民众长久“有用”和“有利”，它的寿命就会长盛不衰。
四
赣州宋代建筑得以保存至今，创造千年传奇，还得益于大自然的特别馈赠。
从位置上说，赣州地处偏僻，四围被高山深锁，位于一块小小的盆地之中。只有一条赣江滚滚北去，穿过崇山峻岭通往省城南昌，交通极不发达，进出很不方便。不要说在古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了公路，从南昌乘车到赣州也要花两天时间。1990年代中期改扩成二级公路后，小车也还要跑八个小时，大车用的时间就更多了。那时，在省城南昌人的心目中，赣州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存在。正因为交通不便，赣州长期待在深闺，度着自己悠闲的时光。那些宋代建筑也静静地躲在一角，悄悄地倾听着岁月的无声流逝。
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赣州从来就不是全国性的军事重镇，也不是全国性的兵家必争之地。因而也就较少受到诸侯的争夺，较少受到豪强的蹂躏，较少受到战火的摧残。虽然历史上这里也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在1646年，清军和南明的军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激战，使赣州城遭受了严重破坏。一次是1945年2月，日本鬼子占领赣州，在投降撤退前，对赣州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掠抢。但从历史的长河上看，赣州总体上是安定的、平静的，不像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平原那样战乱频仍。所以一些宋代建筑得以躲过战争的浩劫而幸存下来。要不然，我们只有从发黄的历史册页里去寻觅这些古迹了。
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赣州从来就没有成为过显赫的全国经济中心。在古代，赣州虽然长期是州和县治所在地，但经济始终不够发达。在大运河建成和大庾岭驿道开通后，赣州成了全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上的节点城市，经济上有过一段辉煌时期，在宋代甚至跻身全国三十六大城市之一。然而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赣州的经济是比较落后的。就是在宋代，就重要性而言，也远不及当时的南康军所在地大余。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海运和铁路运输的兴起，内河运输迅速衰败，赣州顿时成了交通的死角，经济一落千丈。在很长一段时期，直至改革开放以前，赣州都不是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很少有大的基建和项目在这里投资，所以经济一直发展不快，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没有耀眼的光芒，没有炫目的繁华，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盖世的声名，这些既是赣州的不幸，又是赣州的大幸。它因此没有被历代官府“整容”和“重构”，没有在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中被毁灭性翻新，从而完整地保留了宋代的模样。从这个角度看，地区偏僻，交通不便，对发展经济不利，而客观上于保护文物古迹又是有利的。可见，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具有正反两面性，有时看起来是好的事情，其实也会产生负面作用，以至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五
赣州被称为“江南宋城”，不仅仅表现在地面建筑的物质层面，还表现在文化和精神的层面。赣州宋代建筑之所以能演绎千年传奇，归根结底是宋代的千年文脉铸就的。
宋代是赣州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许多文化名人都与赣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赣州留下的足迹和诗文，为当地的一座座建筑赋予了文化的灵魂，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最先对赣州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周敦颐。这位理学奠基人，在北宋嘉祐六年（1061）任赣州通判，任职期间写下了著名的《爱莲说》，以莲喻人，以莲明志，阐发了一种清廉正直、超凡脱俗的品格追求。这篇文章犹如一股清流，浇灌着赣州，塑造着赣州。我们可以在一处处宋代建筑中，在建造这些建筑的众多官员身上，看到这种莲花精神的赓续和绽放。
紧随周敦颐之后的，是苏东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喜欢在高处修建楼台，以观景抒怀。时任知州孔宗翰也深谙其中之趣。他在修筑赣州城墙时，在东北角城墙的最高处修建了一座楼台。这确是一个最佳观景处。登上斯楼，放眼四望，如画的景色尽收眼底。孔宗翰也是醉了，他把这些景色绘成图画，带给任密州知州的苏东坡，请他作诗。但苏东坡迟迟没有动笔。一年后的1078年春，苏轼平调徐州，孔宗翰也转任陕州，在经过徐州时，他再次请苏轼题诗。这次苏轼没有推辞，他反复端详着图画，对照图画上的八大景观，顿时文思泉涌，笔走龙蛇，一口气写下了八首诗。这组诗把赣州的山雨云烟、江流奔腾映照得栩栩如生。这座楼台于是也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八境台，这也直接开创了中国城市八景文化的先河。从此，八境台成了赣州的文化地标，城墙因八境台而增添了文化和精神的内涵，八境台因苏东坡之诗而声名远播，赣州因此也就有了千年不衰的文脉。
一百多年后，辛弃疾描写赣州郁孤台的诗又凄然问世了。1175年，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在平定茶商赖文正之乱后，途经万安造口。他望着滚滚滔滔的赣江水，想起了此处是建炎三年（1129）隆祐太后被金军追击弃船登陆然后逃至赣州避难的地方，由此又想到了赣州城内贺兰山上的郁孤台，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于是展纸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此词虽非在赣州登台而作，但作者却借郁孤台抒发了其爱国忧民、沉郁孤独、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郁孤台因此诗誉满天下，台下的江水和城墙也因此诗增添了文化的重量。
南宋末年，文天祥又来了。他高中状元后，于咸淳十年（1274）任赣州知州。多少次，他沿着城墙攀上八境台登高远望，沿着六条大街体察市井繁华和烟火民情，写下了“八境烟浓淡，六街任往来”的诗句，为宋代的赣州街道留下了难得的文字存照。然而，这年十二月，元军逼近京城临安，文天祥临危受命，组织义兵抗元勤王。虽经浴血奋战，但因力量悬殊，最终失败而落入了元军之手。被俘后，他面对敌人的引诱威逼，宁死不惧，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赣州，因文天祥而充满了天地正气，挺起了千年脊梁。
明代的王阳明，是一个对赣州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平息了赣南匪患，让老百姓过上了安定祥和的日子，还因为他办书院，兴教化，企望“人人皆圣人”。通天岩的“观心岩”，就是他常与门生讲学论道的地方。一个佛像石窟，成了传播心学的殿堂。心学在这里完成了最后的升华。1520年王阳明在赣州首次向其门人提出“致良知”学说。与此同时，他的弟子刊刻了他的《传习录》。现存的通天岩摩崖石刻记载了这一活动。通天岩，一座佛像艺术与儒家心学交相融合的神圣之地。
当然，在赣州驻足过的，还有黄庭坚、朱熹等众多文化名流，他们为赣州所写的大量诗文，也使赣州的宋代建筑平添了文化的魅力。
任何历史名人，其本身就是一道人文景观。如果一个地方和一座建筑，没有名人和文化的光临，就很难引起世人的瞩目，就很难被历代所传颂。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和名人的“含金量”，赣州的宋代建筑才得以大放异彩，以至历久弥新，成为中华文明的稀世珍宝。
赣州，一座宋城的千年辉煌。
赣州，一座宋城的千年传奇。
编辑：罗翠兰
审签：李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