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迹青年丨听见，老昆明
八月中旬，下午的阳光晒得人身上发疼，走进老昆明杂书馆，天井里300年树龄的老香樟浓荫匝地，立刻开辟出一片清凉，家住附近的老人们安坐树下，三三两两围坐着说话。
我到时，老昆明杂书馆名誉馆长詹霖正面对镜头，展示一份收藏的文件。
他熟稔而小心地展示着手中的旧文件、复写纸，用最地道的老昆明口音，将故事娓娓道来：“今天讲的这个呢，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文具，叫‘复写纸’，昆明人把‘复写纸’叫的很直白，就叫‘印蓝纸’……”举着手机为他拍摄视频的，正是馆长戈捍。
正在为“印蓝纸”拍摄讲解视频的詹霖、戈捍
拍摄馆藏故事短视频，讲述老昆明物件的故事，是戈捍与詹霖为传承保护本土文化做出的新尝试之一。
此前，他们已经拍摄过洋铁皮盒、铝饭盒、玻璃镜画以及搪瓷缸等老物件，讲述老昆明记忆，在微信视频号已经拥有了不少忠实拥趸。
拍摄被我的突然闯入短暂打断，在我说明“想听听老昆明的声音”后，他们迅速恢复节奏继续拍摄，拍完之后，詹霖才有空坐下、细细说起了“老昆明的声音”。
（一）市井有声
“一个地方的文化表达，不仅仅是一个物件、摆设。”
在詹霖看来，一座城的记忆，从来不止于书籍文字、老旧物件，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眼耳鼻舌身意”。听觉是城市记忆的一个切片，档案、史书、老照片大多记录的是看得见的事物，而日常生活的烟火，藏在市井的声音里。
“所谓的‘老昆明的声音’，不仅是方言，是老昆明的市井的声音——市井之声，是叫卖声、吆喝声、山歌、小调、童谣……”
建筑会拆迁翻新，老街景观会改造、消失，但一声曾经的吆喝、朗朗上口的童谣，能把人们的记忆迅速拉回当年。
“老昆明人有些时候很懒，早上呢，会睡懒觉，卖早点的人又不愿意打搅别人的瞌睡，就形成了一种很温柔、婉转的叫卖声……”詹霖说着，如数家珍地展示了卖米面粑粑、卖水豆腐（豆花）等叫卖声，声音婉转、轻柔、优雅，像温柔的歌谣，像情人的倾诉。
在慢节奏的老昆明，连市井的叫卖都藏着独有的温柔体恤，轻声细语了起来，不喧嚣刺耳，不着急唤醒街坊，只用刚出炉的热气，为瞌睡的清晨添一丝香甜的馋意。
松弛、恬淡、偏爱闲适，一座城市的性格，藏在它说话的音量里。
“除了叫卖声，市井里还有各种声响，比方说，收旧衣烂衫的叫法，就是最典型的昆明叫卖声。那个腔调，老昆明人一听就知道了，有——旧衣烂衫么——找出来卖——”一句短短的吆喝，“有”的开头高昂悠长，“旧衣烂衫”婉转曲折，紧接着“找出来卖”四个字轻轻回转，柔情蜜意，像一首歌，又像一场戏即将开演，蓄势待发。
“还有叫花子在集市上讨要时，一边打着快板或小鼓，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比方说走到理发店：‘打着快板走着路，前边来到理发铺，理发铺的老板手艺高，剃头不用剃头刀，一根一根是往下薅！薅得一头老糟包’，还有瞎子在唱堂会、或者在集市上、茶馆里，边拉着胡琴、敲着扬琴……”
早上被米面粑粑叫醒，中午听着收旧衣的调子吃饭，傍晚瞎子的胡琴和叫花子的快板一起响。
老昆明的声音，熙熙攘攘，有滋有味。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花马，拿宝刀，钻进城门挨一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钻城门”是昆明小学课间最常见的游戏之一。两个孩子面对面交握双手举过头顶、其余孩子们排成一列小火车，依次从“城门”下钻过，绕圈循环、齐声唱着童谣，唱到最后一个“刀”字时，搭城门的两人手臂突然落下，罩住正在“门”下的孩子。
“从明朝开始，这个童谣就这样，一代人传一代人地唱，为哪样是‘城门’呢？旧时候的老昆明城是有六座城楼的……”詹霖耐心地解释着。
据说，明洪武年间，沐英将军镇守云南，随他而来的大批江南军士、工匠、家属也落地生根，将这首南京童谣带入了昆明地区。童谣中的“城门”从此有了实物对应。
一代代昆明孩子，就这样在老昆明城的六座城楼下玩耍、长大。
城门拆了，歌还在——一座城的记忆，有时候比城墙结实。
“东戳戳，西戳戳，一戳戳到丁字坡，丁字坡，东陆院，东川洋芋坐里面。”
“东逛逛，西逛逛，一逛逛到塘子巷。塘子巷，火车转，小火车的轱辘是‘莫咯莫咯’转……”
一首又一首童谣，成为老昆明孩子的“乡土地理课”，唱着唱着就记住了丁字坡、东陆大学、塘子巷、滇越铁路。
说着，詹霖的神情越发动容：“你想想，一个老外婆、老爷爷，坐在巷子口，一边唱着童谣一边在膝盖上颠着、逗着小孙孙。等小孙孙长大了，好多年后听到当初的童谣，想起小时候在老外婆、老爷爷怀里哈哈大笑的回忆，他一定会很幸福，会笑……”
（二）拾音留痕
“昆明是一座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的人不断地移民到这里，所以昆明的声音可以说是‘五方杂处’‘南腔北调’的。可昆明市井的声音，有些已经再也听不到了……”
詹霖的声音里有着淡淡的遗憾，他提起了“定胜糕”的故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币剧烈贬值，昆明物价飞涨。彼时，梅贻琦虽身为西南联大校长，薪资也仅够半个月的家用。
梅贻琦的太太韩咏华，便与潘光旦夫人赵瑞云、袁复礼夫人廖家珊结成互助小组，一起制作糕点、送到冠生园寄卖以补贴家用，“沿街叫卖定胜糕”则是许多文人常用的意象，寄托着对抗战中的老昆明的浪漫想象
“若韩夫人在叫卖定胜糕，会是什么样的吆喝呢？”。
“这个叫卖声，我们是无法听见的，但是可以想象一下——说不定是带着故乡天津的口音，又杂糅着昆明的本地吆喝的味道。”
詹霖说着，我仿佛看见一位民国的教授太太，身着朴素的青灰色旗袍，挎着沉甸甸的竹篮自小巷深处走来，她不疾不徐地走着。
她声音温柔、开口有一点天津话低往下沉的声调，又带着老昆明叫卖式的婉转，像唱着一首歌：“定胜糕咯，卖定胜糕咯~香又甜哟……”
我们永远不可能听见这声叫卖。
这是老昆明历史文脉中永久的留白。
老城楼消失，旧瓦房变成摩天大厦，昆明街头巷尾的老行当不见踪影，这座城市在时代浪潮中膨胀得过于迅速，太多东西被淹没。
“杂书馆收集了各种以前的老物件，各种滇版书……我们还整理、出版了一些书，比如《昆明老行当》里，就收录了很多吆喝。”詹霖解释道，“我们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对‘老声音’‘老行当’的抢救性保护，打听到哪里有一个老人会那些老行当、老吆喝、老童谣，就赶紧跑去采访、要记录下来，做了很多很多记录，主要以书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除了出书，詹霖等人还广泛地开展讲座、拍摄视频，开公众号、电台专栏等，他们正在尝试用更多的渠道，让一座老城的声音被听见。
2019年，詹霖、戈捍、洪海波等人筹备创办老昆明杂书馆，他们试图打捞记忆中的“老昆明”——呼吁身边的友人捐赠的旧物与书籍、在旧货市场“淘宝”、甚至去拆迁小区翻找垃圾堆，在志愿者帮助下多次“搬家”，颠沛曲折、一砖一瓦建起了杂书馆。
“来杂书馆不仅可以参观感受‘老昆明’、看看书，还可以吃吃喝喝，年轻人就更愿意来一些。”戈捍说。老昆明杂书馆的“杂”不仅是馆藏内容的杂，也是功能的杂。除了馆藏老物件，杂书馆也用咖啡茶水、文创、AR体验等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方式，希望把人们吸引过来，重新听见老昆明的过往声响。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留住’老昆明的呢？”
我想知道他们留住老昆明声音的想法是何时萌芽的。
“因为爱着这片土地，从小时候就开始了，从很小的时候……”
詹霖的回答果断得让我有些恍惚——我设想过他会解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会讲地方历史的连贯性，会讲在什么情景下发现抢救这些消失的文化和声音是多么重要。
唯独没想过，他的答案只是“爱”。
“爱着这片土地”，如此直白，如此简单。
原来，詹霖就是那个在老城楼下和伙伴玩“钻城门”、在老外婆膝头被逗得咯咯笑的孩子。
他哼着童谣，在老昆明“东逛逛、西逛逛”，在街巷里与儿时玩伴追逐打闹，穿过一声又一声叫卖。
他记住了这座城，他想留住这座城。
（三）声寻“附近”
“你是哪里人呢？”詹霖突然向我问道。
“怒江人，额，我是怒江的。”我喉咙发干，突然有点窘迫，我害怕詹霖会问我记不记得怒江有哪些声音，那些童谣、吆喝、顺口溜。
詹霖没有追问，我心里空荡了起来。
午后的阳光透过香樟树的翠绿叶幔，洒下星星点点的光斑，耳边隐约传来“嗡嗡”声，我忍不住又挠了挠胳膊肘。
我是一个怒江人，我在昆明住了10年。
在路上，我会塞着耳机听播客、对擦肩而过的人视而不见，电梯里，我会低头刷手机、假装身边的人不存在。
我和家对门的邻居互不认识，偶尔开门时与对方撞见，我们也默契地低下头不说话。
假期即使回到老家，我也无法与家人闲聊，离开太久，我的方言口音已经很别扭，也不认识家人谈起的任何一个人。
我既不知道昆明的声音是怎样的，也不知道怒江的声音是怎样的。
我想起人类学家项飙的“消失的附近”。
项飙说，现代人的生活正在被拉向两个极端——一端是自我不断地放大，个人极度原子化的现实；一端是被网络和算法绑架、抽象而遥远的宏大叙事。
唯独没有“附近”，没有那个能让人真实生存的地方。
我是项飙笔下那个没有“附近”的年轻人。
——老昆明的声音是怎样的？
问出这个问题时，昆明这座城市的样貌，才第一次真正映入眼帘，如此新奇。
“肯定是有一些声音，一个细节、一个瞬间，很多年后你回想起来——‘这个就是怒江’‘这个就是昆明’……”聊着聊着，詹霖指了指天井的边缘，“你看看。”
抬头望去，一只灰扑扑的斑鸠坐在天井边缘，呆头呆脑地听着我们的对话，不知坐了多久。
“我想起多年以前/像今天的画面/以为告别还会再见/哪知道一去不还……”馆长献唱是杂书馆每周一三五七的固定活动，整个下午，戈捍的歌声萦绕整座庭院，像是为这场讲述注脚。
詹霖说：“你看这些老人家，他们为什么愿意来我们这，就是因为他们年轻时候，家里面就是这样的布置，这样的摆设……”
歌声伴着老人们的闲聊，窗边的青年捧起热茶。
老人们絮叨着，今早上起来，风湿的关节酸疼着、肯定还要下雨吧，但昨晚睡前，到底有没有吃钙片呢？
而老式单人沙发上窝着的年轻人，懒洋洋翻看一本旧书，搭在扶手上的脚晃啊晃的。
项飙说，“附近”是那个“你讨厌、却无法搬走的邻居”。
坐落在老街老巷里，老昆明杂书馆的夏天蚊虫飞舞、十分恼人，而人们依旧愿意留在这里。
一天一天，老人们聚在这里，用放大镜费力地读一本书，坐在窗边吹一会口风琴，他们相互打着招呼，身边是熟悉的一切。
而年轻人来这里，不必追问“意义”。只是休息，只是放松，只是消磨掉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说说闲话，听一听儿时听过的故事，偶尔想起——那个东西，我小时候也见过。
那些各界人士捐赠的、在旧货市场“淘”来的、在拆迁小区的垃圾堆里翻捡出的、被志愿者们来回转运的，是重新感知真实生活的锚点。
“我们踩着父母的脚印往前走，站在前人的肩上往上爬……”说这话时，詹霖声音有些哽咽，他停顿了很久，平复了语气才继续说，“只要有人来，来看看，来聊聊天，来说说话。”
杂书馆里渐渐热闹了起来，闲逛的人们来了又去。
小孙女牵着奶奶的手叽叽喳喳，指着一个又一个“新奇玩意”，问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
老奶奶弯着腰，侧着头听着孙女一句接一句地问，急忙扫一眼她指的物件，在回忆中搜罗着名称，又用那种腔调软软的、轻柔的昆明口音，小声应答着：“那个是脸盆架架、那个是香烟盒，那个是铁皮箱箱……”
老昆明的声音，今天还有人听。
（四）于微见暖
采访结束了。
我与詹霖等人道别，收拾背包准备离开，满脑子都是“文化传承”“城市记忆”“声音和文脉”这些飘浮的词句。
“你多来，不消来工作来采访，就来玩，来坐坐、聊聊天、来看看书，”詹霖一边说着，一边给我递来了花露水，“我们这里环境还是不错的，就是蚊子有点多。”
那是一瓶儿时最常见的六神花露水，绿色的液体，圆柱体玻璃瓶子——詹霖注意到，访谈中我一直偷偷地挠着胳膊上的蚊子包。
玻璃瓶里的花露水倒在胳膊上，带来一丝凉意，清凉的幽香让人想起好多年前的某个夏天，鼻子有点酸酸。
我与詹霖道过谢，转身离开，习惯性地掏出耳机，犹豫了一下，又塞回背包。
老人们还在闲聊，说到有趣的地方笑了起来，汽车驶过路口，远处不知道是谁在喊着什么。我在这里，被声音环绕。
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詹霖正随意地将花露水递给窗边一位正在看书的短发女孩，女孩伸了个懒腰，笑着接过、与他闲聊了起来。
或许，“听见老昆明”，从来不止打捞已经消散的市井声响、不只是复原那些消散的吆喝与童谣。它也可以是人与人之间一句随口的寒暄，是记挂旁人被蚊虫叮咬的细碎善意。曾经家家户户常备的花露水，也成为渐渐淡去的时代记忆，但这份朴素的体恤依旧鲜活。
当我们愿意摘下耳机，用心倾听身边的人与事，那份丢失的“附近”，会在烟火日常里慢慢复苏。
如果你也想听一听老昆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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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迹青年融媒工作室出品
作者：杨子双
编辑：徐嵩钦
审核：吴沛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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