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环保主义者，只是在cosplay｜专访罗伯特·麦克法伦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墨水笔。

墨水由英国各地的113条江河溪流汇聚而成，就像大地上所有的水流汇入大海之后，呈现出海王星般的蓝色。

罗伯特·麦克法伦用这支墨水笔，为他的新书《活水》题写签名和赠言，“用真正的河流填满这本关于河流的书”。

时隔两年再次采访麦克法伦，他给我讲述了这支墨水笔背后的河流故事。

麦克法伦的墨水笔。（图/bathlitfest）

2024年，麦克法伦在伦敦参与组织了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护水示威活动。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身穿蓝色衣服，像一条河流，涌过威斯敏斯特大桥，汇集在议会大厦外，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挽救英国正在走向崩溃的河流系统。

人山人海中，有很多人是河流爱好者——冲浪者、游泳者、徒步者和钓鱼者等。他们各自出发的时候，从家乡的河流、溪涧、湖泊或海洋里盛了一小瓶水。抵达伦敦后，一瓶瓶水被倒入一个巨大的长颈瓶里，象征着英国所有的河流都来到了议会大厦前。据统计，人们当天一共带来了90多条河流的水。

麦克法伦的好朋友、律师兼河流守护者保罗·波尔斯兰（Paul Powlesland）从长颈瓶里取了一些水，为他调配了一瓶蓝色的墨水。此后，墨水中的河流数量不断增加。在麦克法伦的新书朗诵会和公开活动上，来自美国蒙大拿州、刚果民主共和国、荷兰鹿特丹等地的读者也带上一小瓶水，为麦克法伦的墨水注入新的河流。现在，他的墨水瓶里已经有113条河流。

罗伯特·麦克法伦，生于1976年，英国作家、剑桥大学文学与环境人文学教授。他将当代旅行写作推向新的高度，被文学杂志《格兰塔》前主编誉为“当代最好的行走文学作家”。2013年，他成为最年轻的布克奖评委会主席。

看不见的河流

河流不光在麦克法伦笔下流淌，也无数次从他身上流过。

童年时，麦克法伦跟随祖父和父亲，在苏格兰高地的河流里钓鱼。当他成为一名惨绿少年，英格兰西南部的埃文河（River Avon）开始进入他的梦乡。在埃文河里游泳时，他看到鲑鱼像一颗颗鱼雷，“在深潭里游弋，在激流中悬停定住，又在水波间微微摇曳”。

巧合的是，我也曾在少年时潜入家乡的河流，看到一尾摇摇晃晃的鲮鱼。只不过，麦克法伦看到的是生，我看到的是死。鲮鱼在逃命，因为一颗土制鱼雷刚刚被扔到河里，轰起几米高的水柱，水面上立即泛起一片鱼肚白。河边的大人和小孩一拥而下，抢着瓜分这些渔获。一条鱼撞上了我的腿，显然是被炸晕了，我潜下去，看到了它逃命的白色身影。

20多年后，我和麦克法伦聊起这条名为“平定水”的小河。它曾经闪闪发亮，水面上荡漾的阳光、水底下的黄沙和河蚬，都是金色的。进入21世纪，由于承受了太多鱼雷的轰炸、电鱼器的电击、采沙船的“吸血”、死亡家畜家禽和生活垃圾的毒害，平定水变得死气沉沉，没有人钓鱼，没有人洗衣，更没有人跃入河里游泳。

每条河流的衰亡都是相似的。麦克法伦在《活水》中记录的三个流域——厄瓜多尔的洋椿河，印度金奈的溪谷、瀉湖和支流，加拿大的喜鹊河——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矿业公司对洋椿河源头洋椿林的铜矿和金矿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清除茂密的云雾森林，挖出赤裸裸的露天采矿场，任氰化物注入河水中。在数十年时间里，污水持续排入金奈的河流，到2000年，这条河里已经没有鱼类，“因没有溶解氧，不适合任何生物生存”。而像河狸一样喜欢筑坝的魁北克人，试图用水泥大坝拦住魁北克所有的大河，甚至打算在喜鹊河上再建两座大坝，将其变成“连环水库”。

罗伯特·麦克法伦新作《活水》，英文书名为“Is a River Alive?”。其简体中文版由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策划出版，译者陈宇飞。（图/新经典文化）

在厄瓜多尔，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定阻止了采矿公司向洋椿林进发。该裁定破天荒地宣布，采矿行为不但侵犯了当地人享有健康环境、清洁水源的人权，也侵犯了洋椿林的“自然权利”——“既包括动植物存在的权利，也包括森林及其河流作为一个系统‘维系其生命周期、结构、功能及演化过程’的权利”。

假若洋椿林被采矿车铲除，随之被毁灭的，不仅仅是奔腾不息的洋椿河，还有所有依赖这条河维生的生命。在厄瓜多尔的森林里，与麦克法伦同行的真菌学家朱丽亚娜（Giuliana Furci）告诉他，洋椿林有三条河流在流淌：一条是人们看得见、听得见的洋椿河；一条是地下的真菌之河，绵延数千英里的菌根和菌丝，“在树与树之间连接创建起一个输送水和养分的微观河流系统”；还有一条是森林上空的“天河”，来自海洋的水分被大气运送到山巅，落在云雾森林里，浸入土壤，流向河流。倘若森林消失，三条河流都会死去。

洋椿河。（图/罗伯特·麦克法伦 摄）

麦克法伦望了望他们的上方，那里还有第四条河流——波江座，其英文名Eridanus来源于冥界的河流厄里达诺斯。而波江座最明亮的恒星水委一（Achernar）距离地球139光年，Achernar的意思正是“河流的终点”。

读到此处，我想起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的长江边写下的《秋兴八首》，其中有一句是“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八月槎”典出晋代张华的《博物志》：汉代有一人居住在海边，每年八月都看到一张木筏漂到远方。他忍不住好奇，终于爬了上去，竟随之漂到了天上的银河。民间传说，天河与地河是相接的。

麦克法伦认为，想象力对于保护自然是至关重要的。他提及历史学家巴瓦妮·拉曼（Bhavani Raman）的话：“在山川死去之前，它们必先在想象力中消逝。”他将这句话反过来表述：“在山川得以疗愈之前，它们必先在想象力中复活。”在他看来，“希望”是一个挽起袖子的动词，首先需要对世界的另一种可能展开想象，然后为之行动。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喜鹊河。因努人（Innu）对这条河有多种称呼：Moteskikan Hipu，意为“陡峭的”、“多岩石的”或“难走的”河流；Mutehekau Hipu，意为“水流经方形岩石峭壁之间的河流”； Pmotewsekaw Sipo，意为“沿着灌木丛行走的河流”。（图/罗伯特·麦克法伦 摄）

像李小龙一样，be water

在整个旅程中，麦克法伦都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河流是有生命的吗？

麦克法伦家附近有一块高地叫白丘，白丘之下，水流从白垩岩中涌出，名为九泉，“泉涌成溪，溪汇成河，三者觅海而去”。他经常带儿子威尔来这里徒步。当威尔得知父亲在写一本名为“河流是有生命的吗？”（“Is a River Alive？”，中文版译为“活水”）的书时，他迅速回答：这本书肯定很短，因为答案是“有”。

在世界各地沿河旅行时，麦克法伦经常问当地的孩子，他们的回答也都是肯定的。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成年人，则很可能会得到否定的回答。即使是麦克法伦自己，采用的仍然是一个设问句。

更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证明河流是一种生命？按谁的标准来判断？河流是否会思考和表达？人类如何与河流对话？谁来为河流代言？随着麦克法伦深入更多流域的腹地，他越来越感到迷茫和无助，就像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科幻小说《索拉里斯星》里的一句话：“你们连彼此都无法理解，何以奢望与海洋沟通？”

韦丹坦格尔湖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水鸟保护区——韦丹坦格尔鸟类保护区的核心区。这里的水体污染现象很严重。（图/罗伯特·麦克法伦 摄）

所以，麦克法伦对当前在全球兴起的自然权利运动并非无原则地支持。他认为我们必须警惕一种“角色扮演式的万物有灵论”（cosplay animism），当人们抢着承认自然的权利、轻易为自然代言时，有可能只是以环保主义为名的争权夺利。要真正读懂河流，人们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回到河流之上，去聆听河流的声音。

在魁北克，前往喜鹊河之前，麦克法伦拜访了诗人、社区领袖丽塔·梅斯托科肖（Rita Mestokosho），希望得到她的许可和帮助，完成划浆板船顺流而下的旅程。诗人告诉他：“你真正需要获得的是河流的许可。”而这个许可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获得，那就是到河里去，停止过度用脑的思辨，停止依赖眼睛观看的方式，停止不断在纸上记笔记的习惯，全身心融入那条河流。

麦克法伦后来与气候媒体Atmos的主编薇洛·德费鲍（Willow Defebaugh）提及，那次在河上漂流的12天，他从未离开过这条河流的水声、飞沫和它无处不在的气场，然后，一些变化发生了：“起初只是一场体能上的考验，很快也变成了一场形而上的试炼。所有那些外在的表皮与硬壳——那种长期生活在机械论世界观中、附着在你身上宛如外骨骼与重重覆盖物的生存惯性——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磨蚀殆尽。”

喜鹊河上所见。（图/罗伯特·麦克法伦 摄）

这完完全全就是李小龙说的“be water（化身为水）”。多年来的寻河之旅，不仅让麦克法伦获得了某种形而上的体验，似乎也重塑了他的世界观。他发现：

一个人，奔跑时是河流，静坐时是池塘。

每个人都成长和生活在某片流域，他们走过的路也遍布河流。

人类最早的长篇叙事诗《吉尔伽美什》，作者是两河流域的先民，笔是河里的芦苇竿，书写页面是河底黏土制成的软泥板。

后来被化为纸浆、制成书籍的植物，每一株也都是一条河流。它流动在维管束里，通过根系连着地下河，从叶脉蒸腾而出，汇入大气这片海洋。

在河中游泳的罗杰·迪金。

当麦克法伦在伦敦家中回答记者抛来的问题时，他便坐在一条“河流”下面，那是已故好友罗杰·迪金（Roger Deakin, 1943—2006）从哈萨克斯坦的天山脚下带回来的野苹果种子所培育的苹果树。罗杰在天山之麓曾看到：“野苹果树密集地分布在数百条溪流汇聚而成的浅谷周围，这些溪流从山上奔流而下，灌溉着草甸。”

从天山回来不久后，罗杰去世，麦克法伦将那棵当时像小河一般的幼苗移植到自家花园里。今年是罗杰去世20周年，麦克法伦说：“这棵苹果树仿佛也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纪念周年，结出了密匝匝、沉甸甸的小苹果。”如今，苹果树已经长到了6米高，亭亭如盖。

麦克法伦说，《活水》是他写过的最有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的一本书——毫无疑问，也是最深情的。

罗杰·迪金从天山带回来的苹果树，现在开花结果了。（图/罗伯特·麦克法伦 摄）

希望是那条逆流而上的鲑鱼

新周刊：为什么你儿子和其他孩子都那么肯定“河流是有生命的”？你如何教自己的孩子认识“生命”？

麦克法伦：对我当时大约9岁的儿子来说，河流是活着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在为写作《活水》而奔波旅行的大约5年时间里，我也问过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许多年幼孩子同一个问题，所有的孩子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尽管他们给出的理由往往各不相同）。

为什么会这样？就威尔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他将“生命”理解为一种“过程”，而非某种“实体”。他尚未经受现代科学分类法的洗礼——在科学分类中，生命只被赋予某些特定物体，而非其他物体。相反，在他眼中，生命是以“关系”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一种被占有的“所有物”。河流是活着的，因为它赋予生命、带来生命；也因为当威尔身处一条健康、充满生机的河流旁或之中时，他自己能感受到更充沛的生命力。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感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存在论”（ontology）。而这本书正是对这种感知的一次探索。

它追问：当我们承认河流拥有生命、死亡乃至权利时，会发生什么？

它追问：我们如何忘记了自身的命运正与河流的命运同向流淌？

它追问：我们如何把河流降格为可利用的“资源”，却遗忘了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之力”？

麦克法伦小时候与父亲游泳。（图/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这本书的中文版书名《活水》翻译得非常好，和你最爱的《活山》形成了对照。谢泼德在《活山》里说，我们要“走进”大山，不要有任何功利意图，只是像朋友一样与大山待在一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对河流的认识是片面的、不足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走近河流、融入河流才能认识河流？

麦克法伦：这是一个多么敏锐而细腻的问题！当我得知我的中文版书名（《活水》）与谢泼德那本关于大山的纤薄经典（《活山》）形成了如此紧密的呼应时，我感到无比着迷。是的，《活山》对我而言是一本至关重要的著作——可以说，如果我要带五六本书去坐牢，它绝对是其中之一。

“水在说话，”谢泼德在《活山》中写道，“但它在说什么？”在写作《活水》之前的几年里，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响。事实上，我曾花两年时间与导演罗布·佩蒂特（Rob Petit）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逆流》（Upstream）的河流纪录片（他后来将我的《深时之旅》改编成电影，现在正着手将《活水》改编成电影）。我们根据谢泼德提出的这个问题，顺着迪河（River Dee）一路追溯至其位于凯恩戈姆高原（Cairngorm plateau）的源头。

所以，你可以说，是谢泼德在我心中开启了这个追问；或者我也可以顺着这股水流追溯我的童年——那时，我是一名登山者，沿着河流一路上溯到高山深处……也许最贴切的说法是：一本书就像一条河流，源头往往不止一处。

2014年，麦克法伦在一次读书活动中朗读谢泼德的作品。（图/Galileo Books）

新周刊：河流是一种生命，其实不是新观点，但是这一看法从来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这是为什么？

麦克法伦：接受“河流是生命”这一观念的最大阻碍，我猜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那套认知体制。在这套体制下，河流被简化为“水分子+重力”，而“生命”本身被理解为由孤立个体所拥有的属性，而不是一种持续展开的关系网络——这其实更接近中国古典哲学中“自然”一词所表达的那种自发生成、演化的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活水》开篇就提到，对于一个理性主义者来说，要将河流视为活物，需要经历一个卸载既有认知（unlearning）的过程——而这比“学习”要难得多。对我而言，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这样的过程，无数溪流和支流最终汇聚在全书最后二三十页中——在那里，不仅是我自己，甚至连语言本身都变得“河流化”（rivered）了。

新周刊：语言是有魔力的，它可以塑造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世界观。我在《新周刊》上曾发表过一篇关于新疆阿勒泰哈萨克游牧民的文章。根据一位人类学者的研究，哈萨克语中与马有关的词语多达上千个，光是按毛色分类的词语就有350个之多，用于说明马匹行走和奔跑姿势特征的词则至少有40个。后来，人们逐渐离开游牧生活，很多词语都消失了。你在厄瓜多尔、印度和加拿大是不是也发现了失落的语言？

麦克法伦：这是我接受过的最出色的提问——不仅在于感知的锐利、辨析的精细，更在于参照框架的广博。我甚至觉得，我从你的问题中汲取的养分，可能要比你从我的回答中得到的还要多！

事实上，我专门写过一整本书来探讨关于地貌、天气与生灵的语言——《地标》（Landmarks, 2015）。从本质上讲，它几乎是不可翻译的。而在《活水》中，我也同样极为关切语言那唤起奇迹、召唤出全新世界的魔力。我们知道语言有这种能力：我们这些读小说的人，都爱上过或哀悼过那些只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从未真实存在的人！

因此，当我开始围绕“河流是活着的”这一观念展开写作时，我当然意识到，我必须借助语言的一切力量，以及我施展语言魔力的一切能力，才能让那些可能只把河流视为无生机之物的读者，在脑海中重新感受到河流的活意。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本书既是我最有政治关怀的著作，也是我最具诗意和语言实验性的作品：因为语言本身在其中扮演了如此具有催化性、魔法般的作用，以至于在全书的尾声部分，语言甚至产生某种“液化”，与河流达成同频与共鸣。

至于我在旅途中发现的其他被边缘化或失落的语言——我认为，因努人、河流行动主义者、诗人和语言守护者丽塔·梅斯托科肖用因努语以及法语创作的河流诗歌，对我来说最为动人、敏锐，也最为危急。她是《活水》最后一部分的核心人物。我刚刚启动了与丽塔的大规模合作，将她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并首次以三种语言——英文、法语和因努语——对照的形式出版，以期将她那濒危的“河流语言”带给更大范围的读者。

丽塔·梅斯托科肖。（图/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我前段时间采访了耶鲁大学的高煜芳博士，他是一名研究保护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科学家。今年他在西藏的冈仁波齐转山，同时进行人类学和生态学调查。我问他，自然权利运动能否和原住民的传统生态思想形成呼应？他回答道：“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现代法律体系中的‘自然权利’，仍然需要通过人类代表来实现。换句话说，河流、山脉或湖泊的利益，最终还是要由某些人、机构或社区来表达和维护。因此，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是否赋予自然法律主体地位，还在于谁有资格代表自然、如何代表自然，以及这种代表是否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

我认为他触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法律上，自然权利的代理者应该是谁？如何确保代理人能够正确理解、采取正确行动来保护自然权利呢？就像你说的，“河流说了什么”是一个宏大而难以完成的哲学任务。那么，怎样才能让大多数人都能够倾听河流的声音？

麦克法伦：高煜芳博士的观察击中了“自然权利”思考中的一个核心断裂线（fracture-line），这关乎，即使在这样一个高度进步和多元的法律领域，是否有能力将我们暂且称之为“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与现代法律中关于代理、证词和证据的硬性要求调和一致。在这一领域，诸如 GARN（全球自然权利联盟）等组织，以及学者玛丽索尔·德拉卡德纳（Marisol de la Cadena）等，都在开展引人入胜且至关紧要的工作——德拉卡德纳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地球存在：安第斯世界的实践生态学》（Earth Beings: Ecologies of Practice across Andean Worlds）中直面这一断裂线，而非试图将其抚平或遮掩。

我在书中警惕的所谓“角色扮演式的万物有灵论”，以环保主义之名、行争权夺利之实，这种危险现象已经在真实上演；但同样真实存在的是，现有的环境法是一种将更广袤的生命世界“客体化”，并以“父权式统治者视角”对待自然的框架，它在阻止生态危机和促进地球繁荣方面已经宣告彻底失败。“自然权利”颠覆了这种客体化，将生态系统视为与我们平等的主体——我们将与它们一同迈向共享的地球未来。

麦克法伦家附近的九泉。（图/罗伯特·麦克法伦 摄）

新周刊：在中国有一种行政制度叫“河长制”“湖长制”，要求全国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泊都有相应的负责人。据你所知，对于河流的保护，目前有哪些比较好的模式和做法？

麦克法伦：中国的“河长制”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在我旅行的过程中，我也见过不同形态的保护模式：北美的“河流守护者”（River Keepers）组织、全球的“水卫士联盟”（Waterkeeper Alliance），以及在面对英国河流危机时自发涌现的“河流守护者”协会——比如，一个名为“泰晤士河之友”（The Friends of the Thames）的组织，它将沿着这条英国最大河流分布的所有守护团体团结在一起。对我而言，这些自发形成的庞大网络，是河流未来最主要的希望源泉——而它们的诞生，正是因为人们对河流怀有深沉而强烈的爱。

新周刊：在上一次采访中，我提到了我故乡的河流，一条名为“平定水”的小河。最近两年，我开始拼凑平定水的衰亡过程，那是一场所有人对一条河流的战争。20世纪90年代，人们往河里扔鱼雷，瞄准鱼群集中的地方，爆炸时的水柱有十几米高，水面上泛起一片鱼肚白。不仅如此，经常有死去的家禽家畜和生活垃圾被扔到河里。后来，有商人发现河里有大量黄沙，传说可以淘金，还是极好的建筑材料，于是把采沙船开了过来，把黄沙全部淘空了。河里有一种贝类叫黄沙蚬，黄沙不存，蚬也就消失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受益于这些小河和溪流，但是大家为什么又如此不珍惜它们？

麦克法伦：我坦白，我是怀着越来越沉重的心情读完你这段回忆录的。你描述了著名的“公地悲剧”的一个缩影，听到它在你的亲身经历中上演的过程，令人无比伤感。“我想我明白了，平定水是怎么死去的……”这是我许久以来读过的最让人心痛的句子之一。

我无法对你在最后一行带着如此剧痛提出的问题给出完满的解答。但我想说的是，我不相信人类的天性就是全然不在乎人类之外的生命。不，我不是霍布斯主义者（虽然我也不是卢梭主义者）。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归根结底是一个“感知”的问题——而我们拥有一种被历史证明有效的、能够改变感知的“技术”。这项技术名字就叫“故事”。

作为一名作家，我认为我的职责就是讲述关于我们与更广阔的荒野世界之间关系的新故事（其中有些其实是非常古老的故事），并借此将未来——我们共同的未来——改写得更好。在过去5年里，这些故事一直关乎河流，以及我们的命运如何与河水同频共流，且永远如此。

麦克法伦行走在剑河边。（图/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人与河水同频共流，不仅是一种关于地球文明的世界观，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哲学。演员李小龙说过一句很有哲学意味的话：“放空你的思想，无形无相，如水一般。把水倒入杯中，它便成了杯子；倒入瓶中，它便成了瓶子；倒入茶壶，它便成了茶壶。水既能静静流淌，亦能奔涌撞击。Be water, my friend（化身为水吧，朋友）。”

麦克法伦：要是所有的采访者都能引用李小龙的话就好了！顺便提一句，在《活水》中其实有三次对《星球大战》的致敬，还有对一堆科幻小说、思辨小说的引用（比如勒古恩的小说、莱姆的小说，还有《银翼杀手》）——这与我平时经常引用的诗人及自然作家很不一样。

这是因为，这本书是在“语言可表达的极边缘”展开工作的，它试图重塑语言，使其能够承认河流是活生生的存在。在一篇长篇评论中，《活水》被描述为“思辨性非虚构”的一次全新冒险，我非常喜欢这个定义。

新周刊：布拉德·皮特主演过电影《大河恋》（A River Runs Through It）。在影片中，有人离开故乡，有人老去，有人死亡，也不断有人出生在河边，而河流好像是一个不变的事物，永远在流淌。可惜，现实中的很多河流，它们衰老、枯竭、死亡的时间比我们还要快。杜甫和李白见过的江景，人们已经很难再次目睹。当河流的景观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一定会对下一代人的心灵有影响吧？我们能够做什么？（本次采访，《新周刊》记者与《活水》责任编辑联系了多位译者和作家，请他们每人向麦克法伦提出一个问题。下文收录了译者何雨珈、播客主理人冷建国的提问，由麦克法伦一并回答。）

何雨珈：作为一名狂热的观鸟爱好者与博物学发烧友，我常常被大自然的美深深震撼——却也同样频繁在生态崩溃的现实面前陷入崩溃。我们眼看着鸟类的栖息地因人类扩张而被蚕食毁灭，“古道”（“old ways”，亦双关麦克法伦同名著作）被深埋于沥青之下。我们一次又一次目睹物种数量出现断崖式暴跌。这种“生态乡痛”（solastalgia，指身处家园却目睹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失落与悲伤）似乎避无可避，让我的自然写作往往演变成某种挽歌。但在你的书中，荒野深处却始终流淌着一种坚韧而执拗的生命力，它比人类的权势更为恒久。你是如何探入那处希望之源的？你是否认为，我的绝望仅仅是因为我走得还不够远、见得还不够多？

冷建国：读《活水》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河流的消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对水的想象力的消逝。我们已经丧失了将水感知为活着的、具有关联性以及精神意义之物的能力——历史学家文卡特什·拉马克里希南（Venkatesh Ramakrishnan）将这种缺失形容为“水素养”（water literacy）的丧失。你认为这种丧失是可逆的吗？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找回，或重新构想一种更具整体性的人水关系？在书中，你数次写到自己同时被“希望”与“徒劳感”（futility）所支撑。我想知道，在写《活水》时，这种情感张力是否比你以往的任何一本书都来得更为强烈？

麦克法伦：我渐渐确信，希望是一种律动（discipline），而绝望是一种奢侈（luxury）。

绝望是一种奢侈——因为当我亲眼看到厄瓜多尔、印度的土地与水源守护者们，冒着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勇于捍卫自然与人类更美好、更公正、更有生机的未来时，我又有什么权力绝望？无论多么微小，无论多么触手可及，总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被改善或疗愈的。

而希望是一种律动，它需要两种冲动：一种是构想世界“另一种可能”所需的非凡想象力（在最好的层面上使用这个词），另一种则是将这种“另一种可能”变为现实所需的组织力、耐心与勇气。

克拉马斯河俄勒冈段。（图/Bob Wick）

在《活水》里，我内心深处最希望能写到的那条河，其实是克拉马斯河（Klamath）——那条奔涌出俄勒冈州、穿过加利福尼亚州并最终融入太平洋的雄浑的鲑鱼之河。在一个多世纪里，这条河被人们修筑的一连串水坝截断，形成了巨大的梯级水库，导致鲑鱼洄游崩溃、有害藻类大规模暴发，上游流域渐渐走向死亡。

2024年10月2日，位于克拉马斯河上游、有百年历史的“铁门大坝”（Iron Gate Dam）被拆除，标志着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拆坝工程画上了句号，而这是经过长达20年的抗争才换来的成果。

就在几天之后，奇迹发生了。科学家们设置的声呐摄像机捕捉到一条帝王鲑（chinook salmon）正在向上游洄游，穿过了曾经立着铁门大坝的狭窄关口。这是100多年来第一条完成这段旅程的鱼，它遵循着古老的导航系统，受内心不可阻挡的本能驱动。

2024年10月16日，科学家发现鲑鱼正在重返克拉马斯河上游。（图/ODFW）

人们构想了克拉马斯河的“另一种可能”，并把它变成了现实——其带来的改变是变革性的。只要给予机会，河流就会以令人屏息的速度自我复苏，并复苏我们。

随着鲑鱼成群结队地重返克拉马斯河，它们所滋养的生命网络也将逐渐复苏。鲑鱼本质上是海洋生物，当它们前来产卵时，其体内的肌肉与器官将海洋的养分带到了内陆深处。在上游流域，食腐动物会拖走产卵后死亡的鲑鱼尸体，啃食它们的肉体与内脏，留下骨架。真菌会伸出白色的、幽灵般的指尖，将鱼骨拉入地下并将其分解——然后将这些养分分享给树木的根系。借助河流，海洋哺育了森林。

我在那条帝王鲑声呐图像公开发布的当天，就看到了它——它是克拉马斯河未来的复苏的先兆。图像有着声呐技术特有的某种粗糙颗粒感，那条鱼只是模糊背景下一道模糊的菱形线条。但清晰度并不重要；光是“它存在”这一简单事实，就让幸福感在我心中轰然绽放，而困扰了我数周的精神沉重感瞬间烟消云散。

那片流域、那场抗争，以及最重要的是那条鲑鱼——对我而言，它们就是“希望”的具象化身。

校对 | 遇见

排版 | 王雨璇

运营 | 曾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