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分工跨越省界,创新方能真正化合

让分工跨越省界,创新方能真正化合

在长三角走了一年,印象最深的不是哪家企业,而是各城市都在抢赛道。抢的背后,是想把创新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地。可创新链分工极细、环节极长,一座城市真能样样都做,样样都精吗?

这个困惑早已写入国家部署。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列为重点任务,并将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上海到上海(长三角),增加三个字,改变的是整个命题,科技创新策源不再由一座城市承担,而要由城市群共同完成。三大中心里,长三角产业基础最厚、一体化探索最深入,最可能率先走通,本文以其为样本。

政府抢赛道之时,市场早已在做分工,研发、制造、封测各归其位,产业链自发铺开在三省一市。政府抢、市场分,这组错位才是长三角要解的真问题。创新缺的不是要素,而是让分工跨越省界、让要素真正化合的制度。

因地制宜是协同的素材,协同是制宜的杠杆

理解这一部署,关键在于把握因地制宜与协同发展的辩证关系。因地制宜是激活区域比较优势,创新集聚深植于各地制度土壤、产业生态与知识禀赋。协同发展是化解创新系统的合成谬误,各地抢赛道,单看都合理,合起来就成了重复建设。二者互为条件,因地制宜的特色功能是协同的素材,协同的制度设计是制宜的杠杆。落到产业上,因地制宜是各展所长,协同是让分工跨越省界,前者拼长板,后者连长链。

要素最密集,为何还要强调协同

长三角GDP占全国约四分之一,创新要素全国最密,为何还要强调协同?到深圳、成都对照调研后越发确信,长三角缺的不是要素数量,而是要素跨区域组合的机制。要素密集只是物理相邻,让分工跨越省界、真正化合,才是化学相融。

斯密讲得明白,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市场越大,分工越深,专业化收益越高,以省界为界的重复建设,让专业化无从谈起。但分工不是越散越好,知识溢出随距离衰减,默会知识依赖面对面交流,基础研究、早期孵化、顶尖人才要向中心城市集聚,中试、制造、场景应用适合跨域流动。长三角要让该集聚的集聚、该流动的流动。

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含义。全要素生产率无非两个来源,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前者重在攻关,后者重在组合。这些年各地在技术进步上用力很深,你建实验室我也建实验室,要素集聚了,配置效率却被行政分割打了折扣,内卷式集聚反而消耗了创新资源。

市场层面的分工,早已走在行政前面

调研了解到,2026年前5个月,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量已占全国四成以上,正在形成上海研发、苏浙配套、安徽整车的分工链。这不是文件规划出来的,是企业在成本和能力约束下的自发选择。政府层面在抢赛道,市场层面却在做分工,这种错位,正是长三角的真实状态。

先看新能源汽车。蔚来把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嘉定,整车制造基地建在合肥,与江淮共建工厂量产,中间连着苏浙皖的电池、电机、电控供应商。一家企业,就把这条链走全了。特斯拉超级工厂的零部件大量由苏浙皖配套,理想、零跑把整车厂建在常州、金华。上海出研发和总部,苏浙出零部件,安徽出整车,分工清晰。

再看集成电路。芯片研发、制造、封测环节极长,每一环都有专业化主体。上海张江集中设计龙头,制造却并不都留在上海,华虹把12英寸晶圆厂开到无锡。封测由江阴长电科技领衔,合肥专攻存储和显示驱动芯片。一条芯片,设计在上海、杭州,制造在上海、无锡、合肥,封测在江阴、南通,跨了三省一市。

生物医药也一样。上海张江是研发策源地,新药走出实验室,到苏州、无锡走向中试和量产。一位把公司迁到苏州的创始人说,“我的学术圈子还在上海。”无锡一位产业负责人说得更透,“研发在上海,制造在无锡。”两句大白话,比任何规划都清楚。

人工智能领域,各城市各守一环。杭州DeepSeek靠算法和开源生态,以557.6万美元的训练成本,跑出了西方同行数亿美元才能跑出的效果。上海强在算力底座和场景,苏州强在工业AI和硬件落地。守住最擅长的一环,拼起来才是完整的产业链。

这样的分工立足各自比较优势,制度也在点上突破。2025年9月,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协同区域立法实施,创新券跨省通兑,5.6万台科学仪器跨区域共享。方向是对的,但都是点上的突破,还缺一整套覆盖三省一市的面上硬规则。

分工是市场自发做出来的,制度却还是点上的、局部的、可进可退的。市场已经用脚投票,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制度却迟迟没能接住。物理相邻,市场已经走完;化学相融,还隔着一道制度的墙。问题于是从要不要协同,转向制度为什么跟不上。

梗阻在制度,根子在激励

答案不在能力,而在制度。市场做分工,靠的是成本和能力的约束,企业会自己算账。政府要把自发分工固化为稳定格局,靠的却是规则和激励,这一步,恰恰卡住了。

调研中反复听到两类声音。

一类是利益。研发留在上海、成果落地外地,说起来容易,推进起来难。现行财税、统计、考核以属地行政单元为界,成果溢出后,本地难以体现收益,谁愿意为他人做嫁衣。大科学装置投入大的城市,自然希望效用留在本地,开放的机时也就一减再减。

一类是门槛。碳检测、ESG等资格,上海考证,到江浙执业还要重考;知识产权跨省保护标准不一,收益分成落到专利估值、技术入股,远比想象复杂。

两类声音,根子各不同。利益之争,症结在考核的指挥棒,协同成效难以在现行体系中体现,地方自然缺乏动力。门槛之阻,症结在规则的属地分治,各行其是,互不相认。而两者背后,都是行政区经济的惯性。交易成本降不下来,分工就深化不下去。降低跨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长三角一体化最该啃的硬骨头。

先易后难,以点带面

硬骨头怎么啃,对症下药,先易后难。门槛类的相对易解,利益类的牵涉更深,激励类的则是总开关。三步走,先破门槛,再破利益,终破激励。

最先破门槛,做资格互认。驾驶证和医保异地结算已经证明,制度协同最有效的路径是从具体事项入手。碳检测、数据标注等新兴资格,三省一市按最高标准互认即可。

再破利益,给共享立硬规矩。财政投入的大科学装置,硬性规定一定比例机时向长三角开放。进而深化,把联合攻关从项目制升级为机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设立长期联合攻关基金,任务共担、成果共享、专利按投入分成。

最难的是破激励,调整考核的指挥棒,把联合攻关项目数、仪器共享机时、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纳入地方政绩评价。指挥棒一旦转向,前面的事都能推得动。

三件事各有各的难,难题越具体,越能一件件啃下来。这正是先易后难的本意。

从争夺要素,到比拼制度

更深一层看,这三步表面是补制度的短板,实质是在回答区域治理的一道老题,区域竞争到底比什么。

过去几十年,各地把自己当封闭小市场经营,比拼招商引资和税收优惠。这种行政区经济在追赶阶段行之有效,到了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阶段,边际收益递减。真正的区域竞争,早已从争夺要素转向比拼制度,从分割市场转向共建市场。

大国的竞争优势,归根到底是市场规模,而它不会自动兑现,需要先统一规则、再深化分工。长三角以约4%的国土创造近1/4的经济总量,有条件率先回答要素如何自由组合。让分工跨越省界,让要素真正化合,让集聚各得其所、扩散有的放矢,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这道题答好了,长三角送出去的,就不只是产业链,更是一套让统一大市场运转起来的规则。

[作者黄伟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科技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李奕樊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