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见三苏 | 崔波：雪泥鸿爪在中原——苏轼图书事迹考
□河南日报社评论理论全媒体中心特约专家 崔波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行经豫西渑池写下这一千古名句，以飞鸿落泥的意象概括半生漂泊际遇。这句诞生于中原的诗，恰是苏轼与河洛文脉羁绊的绝妙注脚。汴京的治学心法、渑池的共读往事、汝州的藏书雅谈、襄邑的誊稿墨迹，图书贯穿苏轼在河南的全部行迹，定格一代文豪的读书理想与精神底色。
汴梁鸿印：都城藏书奠基治学根脉
汴京开封作为北宋文化中枢，馆阁典藏充盈、文人藏书成风，是苏轼图书体系成形的核心场域，其购书、抄书、研书、著书的重要实践皆在此落地生根。
嘉祐元年（1056年），20岁的苏轼跟随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自眉山北上，翻越崤函古道踏入河南，落脚汴京怀远驿备战科举。父子行囊之中，装载着家中数千卷典籍，皆是苏洵半生亲手校勘整编的读本。苏辙在《藏书室记》中记述家学渊源：“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这批自蜀入豫的家藏古籍，成为兄弟二人备考的核心读本，也开启了苏轼在中原数十年的书卷缘分。寓居怀远驿的数月间，苏轼摒弃僵化的应试俗书，沉心精读与考试相关的经史子集，依托随身藏书打磨策论笔法，考场一鸣惊人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从落笔推敲、史料考据到定稿誊写，全过程均完成于怀远驿简陋书斋。为佐证文中典故，他遍览汴京馆阁杂书、登门借阅文人私藏，都城丰富的典籍资源拓宽考据视野，令文章格局跳出蜀地一隅的狭隘。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于汴京礼部大考登科，得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得以频繁出入欧阳府邸借阅私家藏书。欧阳修宅中收藏大量唐代古文珍本，苏轼借此通读韩愈全集，深耕古文创作要义，确立文道合一、务实致用的写作准则，彻底完成文风蝶变。彼时汴京书肆林立，文人藏书、批注典籍蔚然成风，苏轼游走坊间搜罗稀见古籍，补足蜀中藏书缺漏，自此养成终身购书、藏书、随读随批注的习惯。
步入中枢仕途后，苏轼得以出入崇文院秘府阅览皇家典藏，面对浩如烟海的群书，结合多年阅读体悟凝练出经典治学论断：“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这套定向精读的读书心法得益于汴京官舍读书治学的经历，是他依托中原海量藏书环境总结的核心智慧，贯穿其一生读书实践。手抄典籍是苏轼坚持多年的苦修功课，最为人称道的三抄《汉书》，大半执行时段落在汴京闲居岁月。南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苏轼将抄书定为日课，初抄以三字标注段落主旨，二抄缩减为两字，三抄仅留一字提纲，仅凭一字便可背诵数百言，即便朝堂事务繁杂，抄书功课也从未中断。
熙宁二年（1069年），新法推行，第四次入京的苏轼居于汴京宅邸，翻阅历代治乱典籍、前朝理政史料，伏案撰写《上神宗皇帝书》，以经史典故佐证政见，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三大治国主张，是以书本学识辅佐为政实践的典范。居家之余，他系统梳理早年诗文初稿，大量青年文稿于汴京定稿留存。为劝勉家中晚辈勤学向善，苏轼于汴京写下《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勉励两位侄子。诗中劝慰他们“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淡泊名利，并鼓励他们归乡过耕读田园生活，流露出自己对官场的疏离感。这首诗凝练半生读书心得，既是对后辈的劝学寄语，也是汴京数年治学生涯的真切总结。
崤函留痕：行旅共读催生生命哲思
崤函古道内外的渑池、郑州，是苏轼踏入中原最早途经的两座城池，少年结伴灯下共读、宦途别离携书相送的细碎往事，化作“雪泥鸿爪”意象的创作源头，书卷情谊藏于行旅烟火之间。
嘉祐元年（1056年），赶考途中，苏轼与苏辙夜宿渑池奉闲僧舍，二人卸下行囊取出随身典籍，青灯之下共读史书、切磋诗文，兴致盎然时提笔在寺院墙壁题诗留念，这是苏氏兄弟在中原留下的第一处共读印记。时隔五年，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受命赴凤翔任职，再度途经渑池，昔日款待二人的老僧已然离世，当年题于壁上的诗作也荡然无存。彼时苏辙送至郑州西门外，临别寄来《怀渑池寄子瞻兄》，物是人非的景致勾起年少共读旧事，苏轼挥笔写下《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飞鸿踏泥的比喻感慨聚散无常，少年在豫西古寺伴书题壁的过往最终沉淀为流传千年的生命哲思。
郑州西门见证了兄弟二人以书自勉的别离温情。嘉祐六年（1061年），送别之际，二人一路携带古迹方志、地理典籍同行，对照书目探讨沿途山川典故。前路宦途迢迢、山水相隔，苏轼写下《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诗句暗藏多年灯下共读的手足情谊，纵使孤身远赴西地，依旧以书卷为伴、治学自守。元祐年间，苏轼曾在郑州誊写欧阳修名篇《醉翁亭记》，创作楷书长卷，原作虽后世损毁，复刻拓片留存于郑州博物馆。此番誊写经典的举动，是对古文文脉的重读与复刻，让图书文脉在中原大地留下又一重笔墨印记。
汝郏书语：对照典籍敲定终老归宿
豫中西部的汝州毗邻郏县小峨眉山，是苏轼中年多次驻足晤弟论书的重地，兄弟二人观览典藏、品读画籍，翻阅方志敲定身后归葬之地，书卷闲谈串联起半生情谊与最终人生归宿。
元丰七年（1084年），黄州贬谪期满，苏轼奉诏调任汝州团练副使，北上途中暂住苏辙官舍。彼时苏辙执掌汝州政务，官舍内专辟藏书小室，收纳地方方志、诗文文集、书画论著等各类典籍。兄弟二人卸下宦途烦闷，围坐灯下翻阅满架藏书，畅谈抄书、著书的心得体会，品评藏品优劣，在典籍交流中纾解仕途困顿。绍圣元年（1094年），政局更迭，苏轼遭贬岭南，特意绕道汝州探望苏辙，停留十余日。此间苏辙主持修缮龙兴寺，开辟独立藏书屋舍，搜集散落古籍、收纳乡邦文献，招揽寒门士子入寺讲学兴教，其事详载于苏辙《龙兴阁记》。苏轼走入寺院阅览典藏书画，有感弟弟藏书兴文、教化一方的举动，创作《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诗作围绕寺院藏书、古画珍藏落笔，是苏轼在汝州观览典籍、品鉴艺文的直接文学佐证。
逗留汝州期间，兄弟结伴游历郏县小峨眉山，此地山势舒缓，风物近似蜀中眉山。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地理方志、地方史籍，对照典籍记载勘察地势风貌，闲谈身后归宿之时，悄然将此地定为终老备选。这场依托书卷、实地对照的选址闲谈，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归葬郏县埋下伏笔。半生始于中原书卷，最终决意归于中原厚土，典籍成为串联起点与归宿的隐秘纽带。
襄许墨稿：古寺誊文安顿贬谪心绪
豫东襄邑、豫中许昌两处行旅节点，见证苏轼独处誊录文稿、翻阅方志体察民生的图书实践，静谧时光里，书卷既是梳理创作脉络的载体，也是消解失意苦闷的精神寄托。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辞别汴京南下奔赴岭南贬所，途经襄邑（今商丘睢县）遭遇连日暴雨，被困城郊乾明寺。寺院隔绝官场应酬，恰好为他提供沉心整理文稿的契机。独坐禅房之内，苏轼取出珍藏半生的诗文底稿，亲手誊录早年所作《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将两篇赋作合卷装订留存。两篇赋虽创作于早年，但完整亲笔誊写、成册归档的全过程均落地乾明寺。这一卷墨迹是苏轼存世篇幅最长的亲笔书法作品，等同于在中原完成一次个人文集片段的手抄整理。独处期间，他翻检随身读书笔记、零散手稿，复盘数十年创作脉络，以伏案誊书的方式安放贬途失意，将跌宕心绪寄托于笔墨书卷之间。
嘉祐五年（1060年），苏轼、苏辙丁忧期满自蜀北上返汴，途经许昌游览城西西湖。驻足湖畔之时，苏轼并未单纯观景抒怀，而是翻阅随身携带的许州风物志、民生史籍，对照典籍记载与眼前实景相互印证。方志明确记录颍川地界连年歉收、乡野民生凋敝，湖畔游人宴饮享乐的表象之下，掩藏着底层百姓的困顿窘迫。依托史料参照，苏轼写下五言古诗《许州西湖》，跳出写景咏物的浅层框架，落笔关照民间疾苦，践行以书观世、以文记民的创作理念，令书本学识落地现实民生。
苏轼的图书之行始于豫地、终于豫地，那些散落各地的笔墨典籍、读书旧事既是一代文豪治学理想的具象留存，也是中原文脉长河里一抹隽永悠长的书香余韵。
（作者系郑州大学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