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朽之文传不朽之人——从方志碑文看曹植甫先生的师者风骨与新时代师道传承

中州大地，历来有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近日重读《河南省志》《卢氏县志》中的先贤事迹，一位长期深耕伏牛山区的乡村教师再次进入视野，让人久久不能平静——他就是曹植甫先生。曹植甫（1869—1958），名培元，字植甫，河南卢氏县五里川人，是著名翻译家曹靖华的父亲。他中过晚清秀才，却无意仕途，而是将毕生精力投在家乡山村的教育上，启迪民智，桃李满园，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鲁迅先生一生中只撰写过一篇教泽碑文。那是1934年，正值曹植甫从教45周年，又逢65岁寿辰，学生们感念师恩，商议为他立一块教泽碑。其子曹靖华于是约请鲁迅撰写碑文。鲁迅当时虽身体不适，但感念曹老先生育人事迹，抱病写成《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毛泽东同志后来读到这篇文章深为感佩，还曾对曹靖华说起曹老先生，表示如有机会到卢氏，一定去看望他。

“存史、资政、育人”，是方志的基本功用。曹植甫先生的一生，既被官修志书郑重记录，又因鲁迅的碑文而声名愈显。志书存其事，碑文传其神，把两者对照起来读，伏牛山深处的这位“大先生”便跃然纸上，其形象从历史深处走来清晰可见。

一、方志立传，记下他大爱的一生

《河南省志》《卢氏县志》都浓墨重彩地记述了曹植甫先生一生经历。在传统志书大多记述达官显贵、名流贤达为主的体例中，一个乡村教师能被省、县两级志书郑重记录并不多见。两部志书详略不同，却共同勾勒出一个相当完整的师者形象。

《河南省志》以较宏观的笔法，突出他教育生涯的长度和广度：“从20余岁教书直至80余岁”，足迹遍布朱阳关、汤河、马耳崖、五里川等深山冷坳。这当然不只是个人职业的坚守，在那个纷纷涌向通都大邑谋出路的年代，他选择逆向而行，把文明的火种播撒在贫瘠的山区。

《卢氏县志》则从地方视角记述他的教育深度和温度：一句“桃李遍卢氏”，充分说明其分量。享誉文坛的曹靖华，国学根基即来自父亲的启蒙。志书所记，是史实，也是一种价值确认：在“山性使人塞，山性使人滞”的卢氏，曹植甫几乎以一人之力，为山区子弟架起了一座通向外界的桥梁。

方志的意义，正在于它以官方信史的严肃性，把一个平凡教师的不凡人生郑重地记载下来。今天我们在志书中读到他“反对守旧，力主创新”“注重用通俗的语言，结合实际讲清知识和道理”时，看到的就不只是一名清末秀才的教学改革，更是一个先行者在封闭山区传播现代教育理念的历史见证。方志从不事声张，它用最庄重的方式告诉后人：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

二、碑文铸魂，写尽他凛然的风骨

如果说方志以史笔为曹植甫立传，那么鲁迅先生撰写的《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便是以文心为他铸魂。毛泽东同志曾称这篇碑文“以不朽之文传不朽之人”。碑文与志书相互印证，信史与志文相得益彰，一位乡村教师的品格与事功愈加昭然于后世。

碑文开篇即言：“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鲁迅先生把曹植甫放在时代激荡的大背景下，说一时豪杰易得，品节卓异的师者却难得。随后，碑文以“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概括其教学精神，以“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提炼其教育理念。这些碑文与《河南省志》的“反对守旧，力主创新”以及《卢氏县志》的“反对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刻板死背”，恰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碑铭部分尤其动人：“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惓，惟精惟一。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诲人不惓”是敬业，“惟精惟一”是专注，“恒久则难”是叹惋，“敷教翊化，实邦之翰”则把教师的地位提到了国家文化根基的高度。鲁迅先生以现代中国文学巨匠之笔，记述一名山区教师，把他写到了与国家文化命脉同频共振的位置。方志则以地方信史的立场，把这篇碑文的精神永久保存在中原的地方记忆里。1986年，这块教泽碑镌石落成，立于五里川中学“尊师亭”中。至此，志书、碑文、实物彼此印证，构成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三、多重视角，读懂他恒久的坚守

细读方志记述和碑文，曹植甫先生的教育人生至少呈现出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值得当代教育工作者深思和践行：

一是甘守清贫的坚守。曹植甫以秀才之身，“以学识论，本可得到更高功名”，但他却“愤于时弊，无意再考举人”，立定主意终生教书。从朱阳关分州义学，到汤河、马耳崖，再到五里川，一教六十载。学生们凑钱为他立碑祝寿，他却把碑石改作井台，将集资尽数捐给学校。这份“遗荣崇实”的品格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的定力，正是今日教师面对浮躁风气最需涵养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说，好老师要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曹植甫的一生操守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二是不拘泥于古的创新。曹植甫不是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他摒弃刻板死背的路子，用通俗的语言、联系实际讲清知识和道理，在山区传播反封建的新思想。其子曹靖华从外地带回《呐喊》《彷徨》《野草》，他也一一读过，并不以旧学先生自居。更见教育智慧的是汤河村那桩事：当地男女为抢温泉洗浴，闹了上百年，他以“男界一、四、七、二、五、八，女界三、六、九”的制度安排，化解了这桩积怨。教书之外还善治，治学的功夫用在了济世安民上，这对今天的基层治理仍有借鉴意义。

三是铁肩道义的风骨。曹植甫隐居山野，却不是不问时事的避世者。1934年冬，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途经卢氏，国民党第六十师师长陈沛企图堵截。曹植甫当面质问：“贵军不在前线抗日，却来后方同室操戈攻打红军，不知师长对此何评论？”又说“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民心更不可违”，问得陈沛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到了1946年，中原突围后新四军五师一度在五里川开展工作，曹植甫年近八旬，再次挺身而出，召集地方名流开会，晓以大义，为新四军筹粮。从质问国民党师长到支援人民军队，他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教育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人格的塑造、道义的传承，曹植甫先生以自己的言行，向学生示范了什么叫“大丈夫”、什么叫“中国的脊梁”。

四、师道永续，接过他不灭的薪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曹植甫先生正是这样的好老师。他的人生说明，好老师的标准不在职称和荣誉，而在于是否真正做到“专心一志，启迪后进”；好老师的价值也不在一时的热闹，而在于能否“历久不渝，惠流遐迩”。

论为师风范，曹植甫有“甘守三尺讲台”的定力。师道文脉，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份“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坚守，无论是在城市乡村、名校村小，都是立教之本。心里装着学生，脚下就是沃土。

论教育实践，曹植甫有“为学日新”的锐气。今日教育正面对人工智能的变革、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改革，教师更须打破“泥古”的束缚，以开放心态拥抱新知，做“时世之前驱”，与学生俱进。

论家国情怀，曹植甫始终厚植“兴教启智”的担当。教师不只是教书的人，还是价值的引领者、文明的传承者。在豫西山区的艰苦环境里，他以教育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以人格照亮了一个时代。新时代新征程上，这份担当一点都不能减。

坚守是师道之基，创新是师道之翼，风骨是师道之魂，三者合在一起，才立得起一个“大先生”。中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师道传统源远流长。从孔子周游列国途经中原，到二程嵩阳讲学，再到曹植甫在伏牛山麓六十年如一日勤奋育人，这条精神传承一直没有断。今天弘扬这种精神，就是让每一间教室都成为文明的灯塔，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时代的燃灯者。

《河南省志》《卢氏县志》为他立传，鲁迅为他写碑，毛泽东同志称颂其“不朽”，一个普通乡村教师为什么能得到这样高的历史评价？答案也许就在碑文那句话里：“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六十年的坚守、一生的清白、持久的师爱，使他抵达了师者的最高境界。

先生已去，碑石犹存；志书有载，精神不灭。今天的中原，尊师重教之风更盛；明天，这片土地也必定因教而兴、因德而盛。这或许是曹植甫先生留给我们最深的启示。

（作者：高东海，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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