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访谈 | 亚太经济转型，关键在于找到“缝隙市场”

中国网：放眼全球，亚太是近些年难得的和平之地，而地缘安全恰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不断，AI等新技术也在加速崛起，正在共同推动亚太经济深刻转型。亚太地区经济体众多，转型并非易事，各主要经济体目前都走到了哪一步？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就相关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进行分析。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接受《中国访谈》专访。（董宁 摄）

转型的底色——是什么在变？

中国网：从经济数据和政策的效果来看，您怎么看待亚太地区经济转型的实质性进展？

查道炯：“转型”这个词，作为议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术语），原本属于国内治理的范畴。它真正被引入国际经济政策的讨论，是在1989年冷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当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被提及的比较多。那所谓的转型，是从什么向什么转？它有一个特别理想的模式——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更多地强调让“无形的手”，也就是市场去发挥作用。但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刚才讲的是理论层面，让市场去发现价格，而不是由政府来定价。

转型的另外一个方向是在产业方面。有很多的产业虽然占有市场份额，但关键要看它所依靠的技术、实际的产出，特别是一些资源性的产业，比如某地拥有木材或者渔业资源，虽然不一定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后续的供应需要时间。而转型就是不用花那么多的精力去投资，不一味地追求尽快赚大钱、赚快钱，而是可以实现深加工，有管理、有选择性地去开采。比如在工业领域，节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事实上，不论是亚太地区还是其他地区，没有哪个社会不在谋求转型，只不过是对于被动转型的个人、企业、地区，可能要面临成本的压力。在被动转型的情况下，一个理想的效果是走向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不意味着多么全面，也不意味着别的经济体在哪一领域做的好，你就也去占领份额。而是应该找到“缝隙市场（niche market）”——在某一项产品、某一项服务上做到不可替代，哪怕价钱高一些。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对于整体的社会而言，转型一定有赢家（winners）也会有输家（losers），这是竞争中不可避免的部分。那应该怎么办？通过衡量整体的转型水平，一般从学术上讲，就是看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产出的效率来讲，借钱买一台运输工具，比如三轮车，它的生产率远远高于（依靠人力）。这是个人能实实在在感受到、获益的（改善）。

所以怎么样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怎么样确保整体的供给不受影响？比如说我国的农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用上了收割机，用了收割机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手去栽水稻、收水稻。这种转型就是一种成功的转型，要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长期的、历史性的，甚至代际性（的角度去考虑）。

中国网：美国持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亚太经济秩序转型的关键变量。那总的来看，您认为美国去年出台的对等关税政策达到其目的了吗？

查道炯：没有。

中国网：通过哪些指标或者效果判断？

查道炯：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外贸和外资只是外部性的一部分，是外部因素（exogenous）。一个经济体是不是有竞争力、能不能增长、转型成效如何，关键还是看内部怎么进行利益调整和布局——这是内部因素（endogenous factors）。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钢铁产业曾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为什么后来没有竞争力了？核心的问题是没有采用新技术。（但）如果看日本的钢铁，包括我们国家的钢铁，正因为是后来才进入这个行业，能够在全球有竞争力正是因为采用的是新一代技术。

那么在美国为什么不采用新技术？美国有这么多一流的高校、研究所，又向外输出这些技术，为什么自己不采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转型不是一个虚拟的概念，而是涉及到具体的人。匹兹堡（the Pittsburgh）作为最早的钢铁产地，老掉牙的生产工序早该改了，但是光改生产工序，工人怎么办？他们需要培训，技术也要提升。不能说，“我是美国人，这一辈子就必须像我父辈那样，或者不能比他差”。

这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借鉴意义，在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输家，有企业也有个人。当有新的、更有竞争力的技术可能替代你的工作时，就必须跟着往前走，而不是通过关税或者别的限制（来阻挡变化）。

中国网：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对于亚太地区的盟友产生了怎样的压力、影响？

查道炯：盟友关系是有三层意义的概念。第一是军事安排——条约上A和B是盟友，A受到攻击，B要帮A打仗。第二是政治概念——大家政治制度（趋同），我这么做你也这么做，甚至你不做就会有其他后果。第三是经济方面——企业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有政府保障的产品采购和服务采购。

这三层中，军事是首要的，政治和经济安排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但是从亚太地区来看，判断一个国家不能只看军事和政治上与美国的关系怎么样，更要看它在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实际位置和功能——承担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如何适应这些链条的变动。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盘算，有自己的自尊，有国内的竞争能力。如果某个国家的经济短期内出现了一些困难，或者没有达到国内所预期的期望，这个账是不是算在外部国家身上？是美国也好，别的经济体也好，恐怕也不见得。因为对所有的经济体而言，就像作为个人、家庭、企业一样，都要去适应变化——变化是永恒的。而盟友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描述。

中国网：自今年2月份爆发的美以伊冲突的战火至今仍在继续。中东的战火对全球的能源格局都产生了影响，您怎么看它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连锁反应？

查道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半年过去了。美国传统的军事盟友，特别是北约和欧洲国家还有亚太盟友，立场都很清楚——不参加这场战争，表示这是你们三家之间的事。

对亚太地区的能源的冲击主要是两个方面。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通航受到限制前，亚洲就已面临“亚洲溢价”（Asia premium）——同一桶油，因为运输、保险等因素，卖到亚洲的价格比欧洲更高。但那只是成本问题。

这一次不同。液化天然气、石油、硫磺等产品，包括很多亚洲国家在化肥生产和工业原料都受到了冲击，销往中东的消费品也受到冲击，这次不是价格问题，而是供应短缺。

但多数亚洲国家在这一场冲击里受到的影响有限，核心原因是中国。第一，从2月份以来，因为中国没有大规模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石油。如果采购了，那每天大概会有500万桶的采购量（会释放），会大幅推高国际油价。中国没有这么做，未雨绸缪做的很好。

第二是，中国和新加坡是亚洲地区成品油的主要供应来源，从车用柴油到大化工用油，特别是航空煤油。澳大利亚航空煤油的30%来自中国。

更重要的是第三，中国长期推行“以煤代油”政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光伏、电动车等。未来亚太其他国家跟中国合作的基本逻辑在于：中国的能源投资能帮助这些国家利用太阳能；中国在核电小型化和安全化方面做的很好，全球新建的核电项目也多在中国，还有核电厂的运营，这将会帮助越来越多的亚太地区国家提高能源自主供应。

中国网：所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能源格局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查道炯：不光是稳定器的作用，中国是实实在在发挥了领导力作用，也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接受《中国访谈》专访。（董宁 摄）

分化的路径——日韩、印度与东盟各自走到了哪一步？

中国网：日韩同为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他们既面临人口老龄化、依赖外部市场等相同的挑战，当然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日本现在是深陷日元贬值与财政困局，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虽然非常繁荣，但是也存在着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分化？这是否也反映出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在转型中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以及发展路径？

查道炯：这一次日元贬值有众多原因。第一，日本在过去差不多25年里长期维持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从货币政策来看，这好像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但也很难退出。

第二，我们看到的日元贬值只是表象。日元是全面国际化（的货币），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都是开放的，意思是无论是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还是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做套息交易（Carry Trade），也就是把资金转入或转出日本，使得热钱日常化，不是为了促进某一个实业，而是去赚取汇率或者存款利率上的差距。

第三，这一次美国财政部出手救市了。一般来说都是救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救日本？这里有一个细节：日本应对财政危机的规章里有一条是，如果国内财政出问题，可以把存在海外的钱拿回来，而持有美元债券最多的国家就是日本。如果日本大规模抛售美债、买入日元来支撑汇率，会直接抽空美国市场资金。所以美国权衡之下选择主动干预。

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更值得思考的是刚才讲的第二条——全民投机，大家都想着怎么发财快的问题。因为如果政策允许，今天是人民币、明天是别的币，只要手机上点一点就能赚汇率差。

韩国更是这样，关于AI全民风投，甚至有年轻人借钱买股票。对其他亚太经济体而言，要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预防类似危机出现在自己国家。

中国网：我们要从这两个发达经济体的面临转型中所选择的路径方向上汲取更多的教训。

查道炯：但是不要小看了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经济体，我们不能只看一时的经济数据。在半导体、AI、精密机器人等众多产业，这两个国家在单项上的“高精尖”——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缝隙市场”——是不可取代的。

中国网：除了日韩，印度和东盟的表现也是备受关注。印度官方此前称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是其产业基础依旧薄弱。东盟依托一体化以及产业转移，外贸是在持续扩大，但是内部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高端人才短缺以及政局波动等问题。那您怎么看待它们的前景？未来能否成为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查道炯：印度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经济实体。学术界研究印度的经济政策时，常用一个词叫“经济民族主义”——就是说它对外开放的程度不高。

农业领域上，印度说得非常清楚——农业事关国家安全。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让农民失业。至于农业生产效率高不高是次要的，（但是）农民不能没饭吃。这也涉及到人口的原因。

工业领域也一样。印度的官僚系统权力很大，还有司法机构（也深度介入），包括对外商投资（的态度）。比如印度的高铁项目，在国际上有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一条：先用印度的，哪怕不是最新的或最好的（技术）。

这里面有很多可以点评的地方，各有各的逻辑。观察印度，要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什么时候向印度转移。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比如织衣、成衣、缝制行业，过去150多年里生产中心的转移都非常慢。但总有一天会转到印度去。

再看东盟，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东盟跟欧盟不一样，它是一个议事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所以尽管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有所提高，但如果分开看每一个成员国，几乎所有的成员更多地还是在跟东盟以外的国家进行贸易。原因在于，东盟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产品链里面，在单项上不太占优势。它跟欧盟不一样，到目前为止，东盟有一个短板，那就是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特别是技术人员的流动限制比较多，是从签证开始。所以还是要竞争，还是要开放。

中国的角色——参与区域机制与“一带一路”实践

中国网：中国作为亚太核心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您如何评价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通过对接CPTPP等贸易规则，以及依托APEC平台，中国在推动区域产业链的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查道炯：APEC自1989年开始运行，从部长级会议上升到后来的峰会。它的基本原则是在1994年茂物峰会上确立的“自主基础上的自由化”（voluntary liberalization），这意味着形成的规则更多是声明性质的，不具有约束力。APEC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秩序，而是让大家找到都能接受的公约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APEC在峰会以外还有一套活跃的机制，像APEC的工商理事会，后来G20也借鉴了这个模式。各国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议题，在遵守自愿自由化的前提下，推动关税减免（等合作）。今年中国主办APEC，地点在深圳。

关于中国在区域安排中的作用，刚才提到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是成员，我们一直努力去加入，但有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可能还需要一些年头。但是有一个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每个贸易机制和区域安排，重点都在细节里，关键在于各个国家落实的水平。比如CPTPP ，我们虽然不在里面，但其中某些条款、在某些行业实施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可以促进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在地区或者全球产业链中向上走。

在某些领域，中国确实有主导作用，或者说别人在学习我们的水平；在另一些领域，更多是对具体规则——涉及到具体行业、产品、关税或市场准入——如何修改如何促进。特别是RCEP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它的自我审查（review）和相互评判，有众多专家委员会（参与），这样就能尽量避免走向相互惩罚性关税的方向。

关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概念。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的贡献在能源领域——不只是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关键是新能源、风能、光能、核电。还有就是电力，怎么样把电网建设和运营好？没有几个国家像我们一样能够做到远距离大规模的输电，这是工业发展很重要的基础设施。

中国网：有一些声音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存在疑虑，您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

查道炯：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十三年了，它之所以还是一个话题，我想主要是存在一些误解。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六个字——共商、共建、共享。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一方包揽另一方，而是取决于双方的意愿，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双向奔赴”，都有意愿、都出力。它的跨国性的关联在哪里？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是：既促进了我们的企业、产业到其他国家去，也促进其他的产业来我们国家。在亚太地区，目前在国内议论比较少（的实践），因为可能规模不是很大，那就是“两国双园”概念。

在马来西亚的关丹产业园，中资在这里全面建设。同时，在广西的钦州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工业园。当然，钦州的这个工业园可能业务不是那么多。还有在印尼我们也有工业园，印尼在福建也有它的合作项目。园区不论规模大小，关键在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