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魔饭圈，攻陷12345
作者 | 杨帆 永舟 编辑 | 吴擎
粉丝打爆政务热线，“饭圈”再次在公共空间搅起风波。
9月1日，徐州12345官方公众号发文称，近日，时代峰峻旗下的偶像团体TOP登陆少年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短短10天内，当地累计收到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超八成诉求与演出内容有关，且大多围绕舞台安排问题。为应对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信息，徐州12345成立工作专班，实行全天候人工值守，夜班接线人员由15人增加到43人。
9月2日，徐州12345删除了该推文，但“近5万粉丝诉求”这一骇人数据依然引发了公众热议。
公众对此的不解甚至是怒气在于，粉圈一次次地扰乱公共秩序、占用公共资源，已经属于“踩过界”的冒犯行为。然而，如果只把这次事件看作是粉丝内部的混乱，则容易忽略了粉圈运作逻辑背后更底层也更根本的粉丝经济逻辑。
徐州12345发布的热线诉求量统计表/图源：徐州12345
为此，南风窗联系了几名愿意向外界公开这场粉圈混战内幕的粉丝。关注TOP登陆少年四年的阳子告诉南风窗，徐州演出中，她所在的“饭圈”粉丝要求当地调整舞台，主要是作为“唯粉”对“CP关系”和长期双人“捆绑”的不满，“举报就是为了下掉舞台不让他们（男团中某两位成员）有合体炒cp的机会。”
而另有粉丝告诉南风窗，打热线投诉，主要是对这次演出选择的歌曲不满。一名粉丝称，那首歌在粉丝群体里普遍存在争议，公司虽然选择了不演唱，但仍然保留了演出舞台。
涌入热线的声音有冲突，也有对立中的某种共同意见。在粉丝们的阐述里，部分人通过拨打政务热线来实现诉求，是在偶像背后经纪公司“不作为”面前的不得已之举。阳子告诉南风窗，一个多月前，TOP登陆少年在山东青岛进行演出期间，也有小范围粉丝发起过退票、举报行为。在一些粉丝看来，当时的举报最终影响了舞台安排，因此，“向公共喊话”这套行为被认为是有效的。
TOP登陆少年/图源：登陆少年组合
于是，到了徐州，同样的方法被延续下来。几群立场不同的粉丝带着各自的诉求，最终涌向了同一条政务热线。
这当然可以被解读为饭圈文化内部被流量逻辑绑架的非理智行为，但只是批评个体的失控，也许不能触及根本。
一边是被集中诉求推入应急状态的公共热线，一边是对混乱保持沉默的经纪公司。近5万件诉求背后，更应该被看见和反思的是，当粉丝的喜欢被不断转化为竞争、消费和行动，资本与平台如何从这种高参与中获益？当竞争走向失控，处理成本又落到了谁身上？
撕裂与有序
在徐州12345发布的推文里，近5万件投诉承载着粉丝各不相同的诉求。有人在意成员之间的合作，有人希望拆掉一段“强行捆绑”的关系，也有人已经买票来到现场，只希望原定节目不要临时消失。
与大部分传统流量明星不同，团体偶像的粉丝，在组成结构和性质上往往更复杂。“唯粉”（只喜欢团队里的某个成员）、“CP粉”（喜欢其中某两个“CP”）等多种排列组合方式，也直接带来了个体粉丝千差万别的诉求。这一次，不同粉丝在站队和视角之间的冲突，加速促进了涌入政务热线的混乱。
比如，对TOP登陆少年的“CP粉”小米而言，粉丝拨打热线，是希望这次演出能保留“双人舞台”。
对小米这样的CP粉来说，“双人舞台意味着能看到一场专属于两个偶像自己的表演，如果没有双人舞台，我们会觉得公司在区别对待。明明别的成员都有随机搭配的双人舞台、三人舞台，唯独我的CP没有合作的机会。”小米认为，如果粉丝为了一场活动苦苦等待，最终却没能看到真正属于两个人的内容，这是对CP粉的不尊重，“我们花了钱，付出了时间、精力，还有我们能付出的一切，然后得到了零蛋。”
为此，一些粉丝会直接“喊话”公司进行维权。小米接触过一些来自CP粉的维权诉求，包括保留双人舞台、双人Talking、双人短视频以及双人周边等，维权的时候，粉丝会统一更换线上ID，带着相关话题发帖，也会通过停止购买官方周边表达不满。
虽然，大多数时候，偶像所在的公司不会公开回应。可这并不影响粉丝们的热情，他们持续发帖、停氪、做数据，期待在下一次活动里能出现一点变化。
《明天，我会成为谁的女友》剧照
不过，在CP粉眼中极为珍贵的双人舞台，在另一部分粉丝眼里却意义相反。
蔡蔡以前也“磕过CP”，后来，她变成了其中一名成员的唯粉。身份转变的一个原因，是她逐渐无法接受大家对两名成员并不平等的关注。在她看来，真人CP首先是两个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喜欢这段关系的人也应该“平等爱两个人”。在CP粉圈子里待得越久，她越感觉一些讨论明显偏向其中一方，“让我感觉不舒服。”
身份发生变化后，舞台对蔡蔡而言也有了不同意义。CP粉等待两个人再次合作，唯粉则希望自己的偶像拥有独立的展示空间。谁和谁合作、谁多唱一句、谁站在中间、谁有“solo”（单人）表演，原本属于节目编排的细节，逐渐被粉丝放进长期的待遇对比里，爱的重量也被按刻度放上了秤。
9月1日，时代峰峻旗下登陆少年-FanClub曾发布会员违约处理公告，对7名被认定在演唱会期间存在不当行为的高级会员取消权益，并永久禁止其购买时代峰峻旗下演出和活动门票。公告没有说明7人的具体行为，也没有回应这场持续多日的舞台争议。
在混乱发生之后，叫停也好，调整也罢，公众的抵触情绪已经产生，粉丝的诉求却未必得到实现。后者持续投注热情，却自认为被一次次辜负。前者对饭圈的负面刻板印象亦被加剧，流量迅速涨起又迅速消退，最后，“坐收渔利”的到底是谁？
名为爱的冲锋
“别人去抢你的东西，心里就会不得劲。”
蔡蔡形容，不少粉丝涌入政务热线，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心理，即认为自己喜欢的人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并因此牵连到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
蔡蔡提到，团体偶像的粉丝往往都是从练习生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着他们训练、比赛、长大。几年过去，艺人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粉丝自己也可能从学校走进职场。蔡蔡觉得，两条成长线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叠在一起，“你的心境是跟着他一起变化的。”
这样的长期观看中，镜头、歌词、站位和舞台数量变得越来越重要。蔡蔡说，粉丝会对自己喜欢的成员镜头减少格外敏感，因为在她们的经验里，镜头、舞台机会与曝光度直接挂钩，粉丝们把这些当作信号，来判断成员是否受到公司的重视。
除了CP粉、唯粉，团体偶像往往还有双担、团粉等等不同属性的粉丝，出于各自不同的考量，每种粉丝都有着各不相同的诉求。种种期待叠在一起，几分钟舞台也被赋予了远超节目本身的意义。
当舞台里的细节开始被反复记录、比较，粉丝的真心就慢慢进入了一套可以被量化、计算的体系，爱开始有了成绩。
《背着善宰跑》剧照
在这套评价体系里，阳子无疑是粉圈里的“优等生”。
她曾经为了给喜欢的偶像冲销量注册了8个QQ音乐账号，用于购买数字单曲。她还将大量时间用在了做数据上：超话盖楼，日常轮博，营销号的评论区控评，出现热搜后要立刻去相关话题下发帖。这些个体的琐碎操作都看似微不足道，但乘以数千数万以后，就可以汇聚成洪流般的数据。这些数据对偶像维系人气和热度是十分必要的。
阳子提到，在她经历过的养成系粉圈里，成员的人气、粉丝表现和公司给予的待遇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在最近播出的某团体偶像突围综艺中，练习生的排名由实力分和人气分共同决定，排名靠前的人才能获得有限的舞台名额。其中，实力分由导师评分，人气分则主要参考该团体高级会员体系内的付费数据，包括高会会员数、泡泡订阅数等。
相比普通网络投票，这些直接与消费挂钩的数据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对粉丝来说，直观的付费数额，可能直接影响自己的偶像能否登上舞台，以及获得多少曝光。
在粉丝的经验里，偶像的营业频率、外务和舞台数量也会被拿来和粉圈的“努力程度”比较。公司并未公开说明这些指标和成员待遇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但对于身处其中的粉丝来说，只要这种联系被相信，数据就有了现实分量。
《偶像疯子》剧照
除了个人努力，粉圈内部也有着更加成熟的分工。蔡蔡说，一些粉圈有专门的数据组和管理组，有人负责做数据，有人负责反黑，大粉依靠长期积累的关注度拥有很强的号召力，一条发言就可能影响许多普通粉丝的行动方向。
阳子自己就在粉头的微信群中，她提到，每次有相关的活动，都是几个粉头先在群里讨论，再整理已有的话术发到微博，号召更多人参与，随后内容继续扩散到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引发更广泛的关注。
这样的动员一旦开始，普通粉丝就很难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
“其他粉丝之间的爱意攀比，后援会大粉的话术引导，还有公司制定的规则，这些逐渐都成为了追星压力的来源。”阳子说，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做数据、不氪金就会让粉丝产生一种亏欠感，“我会觉得如果我不做这些，是不是代表我没那么爱他。”
阳子曾经给一场自己“根本不会参加”的夜排花过钱。为了线下活动能抢到更好的位置，不少粉丝会提前排队，也会在群里凑钱请人代排、给现场的人准备物资。阳子本人不去现场，还是跟着出了钱，这更像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裹挟。她后来复盘，发现那笔钱已经和偶像本人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为了不在另一家粉丝面前“输了阵势”。
“很多夜排抢栏杆、举灯牌、做数据都不太是为了自担吧，都是为了和对家竞争不丢面子。”阳子说，“我觉得有时候追星到最后已经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不想向对家认输，对对家的恨甚至比爱长久。”
《背着善宰跑》剧照
本次徐州事件延续了同样的逻辑。演出前，大粉们把举报包装成一件“为了自担”的事号召粉丝参与。话术和模板被不断转发，在粉丝眼里，拨打举报电话成为保护“自担”（自家偶像）、攻击对家的武器。一次电话改变不了什么，几百、几千个人一起打，才足以形成压力。谁动员得更多，谁的声音更大，谁就更可能迫使公司做出改变。
到了这里，粉圈里的输赢已经不只体现在销量和排名上，而是看谁能调动更多人、制造更大的声量。
从做数据到花钱，从线下应援到集体维权，粉丝往偶像身上投入的精力、金钱和期待越来越多。可很多时候，这些热情也许并不能得到回应和交代。
“热线事件”发生后至今已有一周，目前，除了拉黑几位存在争议的大粉丝外，TOP登陆少年背后的公司时代峰峻，并未对徐州这场混乱作出其他回应和反应。
沉默的代价
从理论上，饭圈带来的流量可以直接兑换为商业价值，反过来喂养偶像与经纪公司。公司提供相关产品和渠道，提高粉丝的参与感。这本该是一件二者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事。
自二十余年前从日韩引入中国，如今，我们已经相当熟悉这套造星模式：公司同时掌握着资源分配和商业开发的权力，可以决定哪些资源可以进入竞争、哪些指标被用于评价、评价结果能影响什么，以及每次演唱会的搭档组合、选取内容，都几乎完全由公司决定。
“选投”主体的粉丝，多数控诉的并非自己没有决定资格，而是偶像自己没有决定权。
这并不是国内偶像练习生的独有争议，在将这一造星体系淬炼到足够成熟的韩国，也常常传出压迫乃至控制练习生的新闻。比如2026年5月，韩国一名前女团ARIAZ成员效经（Hyokey）就爆料称，自己曾被公司要求拍摄全裸戏份；6月，女团tripleS的中国台湾成员许念慈因病就医，打完点滴后仍被公司要求返回演出。此事一度引发粉丝对经纪公司MODHAUS压榨艺人的强烈批评。
女团tripleS的中国台湾成员许念慈
而从粉丝角度，即便舞台资源有限，如何组织围绕这些资源的竞争，也依然可以是一系列可以选择，也可以调整的经营决定。
粉丝代表的数据和人气，对公司而言是透明信息。当人气指标被用于分配曝光，公司则会把市场判断嵌入艺人培养过程。但曝光本身又会影响下一轮人气积累，指标既记录受众反应，也受到公司既有安排的影响。
有粉丝告诉南风窗，由此形成的差距，很难全部归结为成员自身的吸引力。选择什么指标、赋予多大权重，都需要公司做出判断和干预。
同时，公司对团内组合活动具有绝对话语权和决定权。单人展示、成员合作和团体活动，分别对应不同的内容和产品。同一套艺人和制作资源，也由此能够覆盖多种需求。
例如，公司官方平台将独家内容、周边销售和演唱会购票权益集中在一起，为内容关注向具体业务的转化提供了渠道。从经营结构看，这能同时开发成员个人与成员关系的商业价值。不同群体对资源分配的要求可能彼此冲突，公司却具备将这些不同需求纳入同一业务体系的条件。
蔡蔡认为，公司可以从粉圈的竞争中得到流量，并维持粉丝的黏性。对经纪业务而言，持续讨论能够延长一场活动的传播周期、补充商业宣传，公司因此获得销售机会、传播支持，以及维持市场关注的条件。
《背着善宰跑》剧照
这些利益使公司对竞争的管理面临具体的取舍。减少对立，需要重新检视那些容易激化比较的运营安排；明确资源分配依据，则意味着之后的决定都可能被同一套标准检验；划清哪些诉求可以接受，也可能引起部分群体的不满。暂时不作解释，则可以少承担即时的沟通压力，并为后续安排保留空间。但争议带来的退出、抵制和声誉风险，同样可能损害经营。
于是，每当冲突发生时，沉默便成为了一种经营便利。甚至有粉丝认为，有时候，冲突恰恰是公司主导并造成的。
因此，在一部分情况下，公司可能会采取“杀鸡儆猴”式的措施：每当争议出现，就将几位有影响力的涉事粉丝拉入“黑名单”，即取消涉事粉丝观看资格、限制入场等等。但越来越多粉丝意识到，这种处置针对个体行为的处罚，无法代替经营者对自身规则作出解释。
因此，每一次冲突发生时，公司如何回应争议，也会成为下一轮行动的信号。
举报是否存在、是否成功，俨然已是“罗生门”，但阳子知道，一些粉丝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判断：“上一次举报‘成功’了，所以，下一次继续。”甚至有人坚信，舞台变化与举报将会越来越明晰地连接起来。
当官方解释缺席，结果本身就容易被当成答案。一次未经证实的经验，经过社交平台和粉圈内部传播，很快就可能变成下一次行动的参考。公司留下的信息空白，最终由粉丝自己的解释填补。
这也是徐州事件中值得关注的一环。在经历了多段喊话无果、公司冷处理之后，粉丝只能不断寻找外部的其他手段达成目的。平台投诉、集中举报，最终连政务服务热线都进入了粉圈的行动范围。原本围绕一场商业演出和成员关系产生的争执，就这样一步步离开经纪公司的内部沟通体系转向公共渠道。
图源：图虫·创意
2021年5月，国家网信办在谈及网站平台的治理责任时，提出“谁经营谁管理，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同年8月，《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纪公司应承担粉丝引导责任，并负责授权粉丝团、后援会账号的日常维护和监督。
放到徐州事件里，这些要求依然有现实意义。经纪公司长期经营艺人和粉丝关系，也最清楚舞台如何安排、资源如何分配，更掌握着回应和解释这些问题的信息优势。粉丝的情绪并非空穴来风，他们长期投注大量精力、时间与金钱在偶像练成的事业里，无形中被许诺了虚妄的意见话语权，也自然会抱持一种责任制心态，对待每一场演出。
偶像生意享受了粉丝投入带来的销量、流量和声量，就应该为由此形成的粉丝关系留下足够有效的沟通和治理空间。热情带来的黏性，本来就是这门生意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但与此同时，与这份热情同时生长的竞争，也需要留在商业体系里得到处理。
当沟通长期缺位，冲突并不会消失，只会寻找新的出口。商业收益留在产业内部，冲突的处理成本也不能层层转移，最终交由政府和普通公众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