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见｜立法禁手机，最难的不是“能不能禁住”，而是“禁住了又怎样”

9月1日，《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或在校园内使用。除了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地已通过地方立法，将校园手机管理从校规校纪纳入法治轨道。

立法介入，给学校划底线、给学生立规矩、给管理赋依据，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立法只是第一步。禁令落地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讨论禁令之前，有必要先正视一个基本事实：智能手机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继续回避的问题。

据统计，我国未成年网民已达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与此相伴的，是触目惊心的使用时长。一项调查显示，30.72%的青少年日均使用电子产品时长达3至6小时，73.2%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存在青少年沉迷电子产品的现象。

数字背后的代价是什么？有教育专家指出，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有可能造成思维能力下降，学习成绩也会出现明显下滑，这方面已有大量实证依据。神经科学研究证实，频繁切换任务会导致前额叶皮层活跃度降低，表现为学习时难以集中注意力。算法推荐与即时反馈机制，让短视频等社交内容变成“时间黑洞”，不少未成年人因此视力下降、睡眠缩水。与以自由玩耍、现实交往为特征的“玩耍式童年”不同，“手机里泡大的孩子”普遍面临社会交往剥夺、睡眠不足、注意力碎片化及成瘾等问题。沉迷手机不仅可能引发社交焦虑、注意力不专注等问题，还可能抑制青少年批判思维的成长，造成深度阅读能力下降。正因如此，校园手机管理才从校规倡议，升级到立法层面。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已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新加坡从2026年1月起实施中小学全时段校园手机禁令。对未成年人进行手机管控，成为全球教育界在数字时代冲击下的集体共识。

但有了禁令，并不意味着手机难题就被解决了。立法赋权只是解决了“能不能管”的问题，“怎么管”才是真正的考验。

比如，如何避免禁令沦为“猫鼠游戏”？在此之前，关于手机的“猫鼠游戏”常常上演。不少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或者上交模型手机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禁令如何规避这一点？

比如，禁令如何平衡“刚性约束”与“合理需求”？并非所有学生带手机都是为了玩游戏。寄宿生需要与家长联系、接收生活费；放学后独自回家的低年级学生需要与家长保持联系以保障安全。一刀切的禁令如果不同时提供替代方案，就会把合理需求逼入灰色地带。

再比如，校园手机禁令再严厉，也只能管住学生在校八小时。放学后、周末、寒暑假呢？许多家长自己都“手不离机”，给孩子造成不好的示范；有的家长忙于工作，将电子设备当作“电子保姆”。这怎么办？

所以，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一系列问题，这不是一道只靠学校就能答完的题。

不能忽略一个基本现实：今天的孩子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手机、互联网、AI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外挂”，而是像水电一样天然存在的基础设施。幻想用一道禁令将他们与这些设备完全切割，既不现实，也未必明智。某种程度上，合理的数字接触反而会拓宽孩子的认知边界，帮他们生长出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兴趣。因此，问题的核心不是“禁不禁”，而是“怎么管”。

立法禁手机，迈出重要的一步。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律的力量止于行为，却止不住欲望；法律可以规定“不能做什么”，却无法规定“应该做什么”；可以管住校园八小时内的手机，却管不住放学后孩子心里的躁动；可以给学生立规矩，却无法替家庭补上情感陪伴的缺失。必须回答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拿走手机之后，我们拿什么还给孩子？

比立法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管理自己”的能力。他律的终极目的，是唤醒自律。与其学校单方面宣布“禁止携带手机”，不如让孩子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来，让规则从“学校的命令”变成“我们的约定”。当孩子拥有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健康的社交关系和内在的自律能力，手机就不再是“非玩不可”的禁果，而只是一个可随时放下、可自主管理的工具。

立法管得住校园里的手机，却管不了这一代人未来几十年与数字世界的相处方式。让孩子在被信任中学会负责，在真实生活中找到比手机更大的快乐，这一课，比“禁”更紧迫，也比“禁”更难。

（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