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又变，35岁成香饽饽了
作者 | 任早羽 编辑 | 张来
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已经有15年从业经验的猎头尹中，收到了候选人的一条微信。
“大哥，最近焦虑坏了，马上要离职了。”
候选人名校本硕博毕业，在国内top级学校做过人工智能方向的博士后，又辗转进入工业互联网行业从业，履历光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逃不过AI热潮所带来的职业焦虑。毕竟AI大模型的更迭速度太快，如果学习能力跟不上，便有可能要面对被市场淘汰的局面。
这种焦虑并不罕见，尤其在各类智能体爆火的2026年。
年初，AI Agent爆火，其中的代表产品是OpenClaw（龙虾），人们忙着探索如何“养虾”。紧接着，“如何部署Codex和Claude Code”变成了互联网热议话题。国内各大科技公司争相推出自家的AI Agent，希望用户能把产品安进电脑、手机甚至是通讯软件中。
3月12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用户在使用开源AI智能体“龙虾”电脑网页版 / 新华社发（王春摄）
一时间，人与AI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起来，“使用AI”成为衡量工作能力的一项指标。同道猎聘集团副总裁把冉告诉南风窗：“猎聘大数据显示，近一年要求会使用AI工具的职位同比增长144.1%，且有此要求的职位，出现了更多非技术岗。”
当被“蒸馏”成Skill的程序员们，在Github里实现赛博永生的时候，当科技公司反复宣传“不懂编程的小学生，也能做出小程序或者网页”的时候，许多人心头开始萦绕一个疑问——“我的工作还能属于我多久？”
但与此同时，一个与这种焦虑截然相反的判断出现了。脉脉CEO林凡曾公开提到，在AI Agent引导人才结构变化的情况下，35岁的职场人将迎来价值重估。这一信号，让网络上开始出现“35岁被疯抢”的讨论。
他的意思是，过往曾因为精力不济，家庭压力过大而被市场低看的35岁职场人，将会因为过往沉淀的行业经验，而一跃成为AI时代的香饽饽。毕竟，AI能够代劳大部分基础、繁琐的工作，但成熟职场人能够将基础工作转化为Skill的经验，才能够与AI深度协同。
8月24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就业大楼举办的AI人工智能公益课上，讲师向学员讲解AI机器人实操知识点 / 新华社发（伊凡摄）
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研究科学家陈如雨长期追踪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她看来，这一判断有一定道理，但仍需把不同行业、岗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差异纳入考量。“年龄只是经验与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积累的粗糙代理变量。”她告诉南风窗。意即，年龄不能与经验直接画等号。
AI对35岁没有概念。AI时代里的职场故事，既不是年龄决定论，也不是资历至上论。真正可能提高一个人市场价值的，并非抽象的年龄或工龄，而是经验中那些难以标准化、能够转化为判断与行动的部分。
新机会
似乎所有行业都与AI挂上了钩。但在这其中，有一些职业表现得更为迅猛。律师素以“行走的法典”著称，背诵大部头法是职业基本功，而AI似乎正能最先突破这一人力瓶颈。
然而，今年正好35岁的锦天城合伙人王欣桐，有时候很头疼。
因为律所里年轻的实习助理经常交上来一些存在低级错误的法律文书。“要么是方案错误，要么是英语语法低级错误，但是他们往往会说，这是AI生成的，不关我事”。
但新人律师们往往不是出于“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心态说出这话，相反，他们真心实意觉得，作为新人，自己的能力比不上AI，如果AI这样说了，那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
部分年轻律师们过度依赖AI写法律文书 /《精英律师》剧照
王欣桐观察过，年轻律师们过度依赖AI写法律文书，导致文书常常出现引用过时法条的情况。“我自己也发现，当我用AI做法律检索时，它写出来的东西很奇怪。”
这种奇怪的感觉，建立在王欣桐14年知识产权领域的从业经验之上。她形容为，“按照我的经验判断或者逻辑直觉来讲，它不应该是这样子。于是我让AI就某点再度核查，要求给出信息来源，这时候AI就会主动认错”。
AI检索法条的困难点在于，当一个法规中的法条，被另外一个法规或者法条废止了的时候，法条数据库是无法直接显示出结论的，AI也就无从判断这一冲突。并且，法律仍在不断细化，数据库不一定比从业律师了解快及全面。
如果年轻律师没有做过足够多的法律检索，没有仔细地写过法律文书，也没有经过法律庭审并跟随过法官的思路进行推导、亲自分析判决书，那么便无法形成一种潜意识，也不会知道其中能有多少细节可以推敲。
《非常律师禹英禑》剧照
AI的确可以帮王欣桐整理所有类似案例的判决结果，但怎么选择管辖法院、怎么和对方谈和解、怎么平衡客户“快速结案”和“维护市场地位”的需求，这些只能靠她作为人类的经验。
但也有好的一面。“对我所在的知识产权领域而言，AI绝对是给35岁+的律师带来了新机会。我身边不少35岁+的合伙人，都在用AI放大自己的经验优势。”
这种“放大”体现在数据上非常客观。过去，一个合伙人最多只能带5个律师，因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审核年轻律师的工作成果；现在，AI可以帮助节省基础工作时间，5个可以变为10个，合伙人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处理高价值案件。
类似的“AI加成工作”的感受，同样出现在互联网行业里。过去十年，互联网大厂陆续经历了高光时刻和瓶颈期，如今，它们又被视作“35岁危机”最严重的行业。与科技息息相关的互联网，正在亲手制造出一些可以替代自己真人员工的产品。
AI为35岁+的律师带来了新机会 /《非常律师禹英禑》剧照
但是，在这个行业里，35岁的陈数没有因为AI产生太多焦虑。
她举了一个例子。最近，她需要向大老板汇报业务，于是她把基础的数据、图片和文案给到助理，让助理用AI帮忙做一个PPT。“做出来的东西很难看”，陈数说道，“他/她直接告诉AI，把这些材料做成一个PPT，风格要高大上，语句要简洁”。
陈数不满意，只能手把手教助理怎么用AI做PPT，“比如说左边这个图主要讲述的是什么，要体现什么价值和链路，需要人把口令拆解得详细一点”。
她形容，让AI做PPT之前，自己脑子里已经通过对业务的理解，有一个合理的画面，但助理因为缺乏业务经验，只能把素材一股脑丢给AI，无法借助AI通过素材组合，表达出真正要表达的内容。
AI放大经验价值 /《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剧照
“这就是经验积累（的结果）”，陈数解释道。
这种AI放大经验价值的情况，体现在整个就业市场里，便化身为一种招聘需求。
同道猎聘集团副总裁把冉表示，“过去两年企业招聘需求的变化，本质上是人才能力模型的变化，企业不再只寻找单一专业技能的人才，而是在寻找能够与AI协同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而猎聘大数据也显示，在2026年1—7月，要求5到10年工作经验的新发职位占比达到32.93%，仅次于要求3—5年工作经验的新发岗位。这意味着，原本要求经验和年轻共存的企业，正在慢慢拓宽年龄边界。
经验而不是经历
但年龄本身并不等同于所谓经验。
“很多人其实只有经历，没有经验”，猎头尹中说道。从地产、金融到正当红的能源与硬科技赛道，尹中接触过太多只是年龄虚长，但经验无增长的人。
“这在职场招聘中很常见，他/她35岁，在公司工作多年，认为自己是个熟手。但这种‘熟’只存在于这个单一环境里，比如更清楚领导的喜好或者繁琐的OA流程，这些放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一个刚毕业的应届生也可以做”，尹中觉得，这样的35岁人士，无论AI浪潮来或不来，都有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尹中今年37岁，他用自己的行业，来说明“经历”与“经验”之间的区别。
猎头行业里，有一些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人，“动作”非常固定：在网上搜索个人简历，而后给候选人打电话，如果客户有需求，便帮着推一推，“能成算我运气好，不成就算了，这就是纯经历”。尹中称之为：只是执行。
求职者在AI就业体验区通过智慧就业一体机查看岗位信息 / 新华社发（唐克摄）
在他的理解里，经验是能从“动作”里提炼出一套方法论，“比如我会分析什么时间搜简历、打电话效果最好，我应该用怎么样的话术和客户沟通”。
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工作了十年，其实十年这个数字不重要，这十年里留下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严格说来，王欣桐与陈数在职场里呈现出来的优势，与35岁的年纪无关，而与她们在前往“35岁”道路上的十余年历练有关。
并且，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年龄－能力成长曲线、不同的职业年龄光谱。35岁在技术更迭周期更短的程序员群体里，或许不再年轻，备受“35岁危机”的焦虑情绪困扰，但在“前十年打基础”的律师行业里，35岁仍属于黄金年龄。
无论是“35岁危机”，还是林凡口中将重新迎来春天的“35岁职场人”，这些名词所指的“35岁”只是一个代理变量。
2025年9月1日，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职场沟通课程的学员在市民艺术夜校上课 / 新华社记者王翔 摄
在把冉看来，从企业招聘的角度而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阶段的候选人的专业能力是否形成壁垒，是否具备持续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并且还要评估候选人职业发展的稳定性和价值贡献。
“对于部分35岁+职场人而言，如果长期停留在重复性执行岗位，没有形成专业壁垒、管理能力或业务影响力，当企业进行组织调整、岗位优化时，确实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把冉告诉南风窗。
什么样的经验才有用
年龄之所以成为这场变化中更加显眼的标签，是因为人们常常用年龄来衡量经验之多寡。但什么样的经验，才能够被AI所放大？
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的Erik Brynjolfsson，Bharat Chandar 和陈如雨在论文“煤矿里的金丝雀，人工智能对近期就业影响的6个事实”里，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加宏观的解释机制，可以用来理解尹中、王欣桐与陈数口中那些被AI放大了的经验。
南风窗和陈如雨交流得知，研究者们把AI的用法分为两类。一类是“替代”：AI直接上手帮人干活，报告让它写、代码让它出。另一类是“互补”：人和AI搭着干，AI 查资料、出建议，主意还是人拿。
在分类的基础上，他们利用Anthropic的数据，拆解每个职业里各个小任务的AI使用方法，更偏向哪一种。再结合覆盖数百万美国劳动者的就业数据，分析不同年龄与AI用法的情况下，就业走势有什么不同。
2026年8月24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内工作 / 图源：新华社
他们把两个问题摆在一起看，一是“一个职业中AI使用得多不多”，二是“使用AI时，是‘替代’型用法多，还是‘互补型’用法多”。最终他们发现，在年轻人群体里，真正与就业下滑挂钩的只有“替代”，而在41岁以上的群体中，“互补”往往伴随着就业增长。
这意味着，真正影响就业的并不只是一个岗位“接触了多少AI”，而是AI以何种方式进入工作流程：它是在替代人，还是在帮助人完成原本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又提出了可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与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可能机制。前者，是通过教育、教材或书面程序教授的，正式化、标准化、文档化的知识；后者，是通过实践、指导和反复接触真实情景获得的知识。
而AI对两类知识的冲击程度是不同的。尽管研究结论并非强因果估计，而是一种 “相关关系”，但仍能给予一种提示：AI更容易替代可编码知识，对隐性知识则更呈现补充状态。
可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与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
“如果我们想一下AI大模型是怎么被训练出来的，就很容易理解。AI学习的是人类已经生产并记录下来的海量文本和数据，再从中识别规律、生成内容。因此，那些已经被标准化、文档化的可编码知识，恰好是AI比较擅长处理的。”陈如雨说道。
也就是说，所谓能够放大AI作用的经验，并不等同于“我知道很多”。这在王欣桐的工作里具象化为，过去她经常要啃的电气工程学或药学论文，如今有了AI并不需要再啃，AI会帮助她理解案件里的关键技术点。
“隐性知识AI 还没学得那么好。这类知识没有现成的文档可以照着学，主要靠边做边学(learning by doing)：处理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听反馈，慢慢磨出自己的判断。而且很多经验是和具体的公司、行业、客户绑在一起的，常常要做一些没法写成流程的深度思考和创造性判断。所以在这类任务上，AI 目前更多是与人互补，还很难完全替代人。当然，这条界限也不是固定的——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原本写不下来的知识，正在被逐渐写下来、编码化。”陈如雨继续解释。
律师需要凭经验直觉，去“猜”客户的想法 /《精英律师》剧照
这些，在律师工作里能具象化为很多场景，如，当事人只给律师打了一通电话，律师需要凭经验直觉，去“猜”他们的想法。
“比如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也讲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只是不停地与律师哭诉，律师必须从支离破碎的语言里，还原哪些事实是有用的，并向当事人提问。AI没有办法有的放矢地提问，梳理并且帮助当事人消化情绪”，王欣桐举例道。
但陈如雨强调，AI具体如何影响就业，不能仅凭职业“类别”判断。
“一个岗位里，这两类知识各占多少，取决于它每天要做哪些任务。落到个人身上，则要看另外两件事：能写下来的那部分可编码知识，有没有用 AI 去做、用得好不好；没有写下来的那部分隐性知识，实际攒下了多少经验和判断。”她说道。
2025年5月13日，一家上市公司的招聘代表（左）在2025杭州市大学生就业·见习招聘会上与前来求职的青年学生交流 /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 摄
当我们试图找到评估一个人在AI时代拥有何种价值的一套标准时，最终仍要看一个人是否能且如何能与AI“咬合”。
某种程度上，年龄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一种群体分布。
因为在职业生涯早期，一个人拥有的知识更多来自学校与书本，只有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人才有机会从实践和具体情景中，得到无法从课堂获取的知识。而AI，更擅长调用前一种知识。
在职场初期，年轻人通常承担更多的是基础任务（也就是可编码知识），而资深劳动者则需要承担更多隐性知识相关的任务。而AI，更容易取代前一种任务。
职场初期，年轻人通常承担更多的是基础任务 /《耀眼》剧照
AI只是改变了不同知识与任务，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价值。这并不代表，35岁便一定更加不受AI冲击，更加“值钱”。
其实，陈如雨正在做的另外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劳动力市场里，生成式AI 到来后，中级职场人的职业晋升速度，变慢了。
新的迷茫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上述“煤矿里的金丝雀”研究发现：AI 虽然没有带来大面积失业，但在美国，AI 暴露程度最高的那些职业里，22 岁到 25 岁年轻人的就业，已经明显落后于暴露程度低的同龄人，差距约为 19%。这不是说 19% 的年轻人丢了工作，而是两组人的就业轨迹之间拉开的缺口。
一年前的 2025 年 7 月，这个差距还是 15%。“（现在，）信号越来越清晰。”陈如雨说。
如果AI生来“奖励”在具体情境中练就的隐性知识，却确实有替代年轻职场人的忧患，那么下一代资深职场人能从何处来？
《耀眼》剧照
王欣桐对此很疑惑，“AI让这个（律师）行业（看起来）不需要新人，有些新人也缺乏判断力，缺乏系统体系的法律思维逻辑的训练，缺乏英文能力。但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无法判断未来。”
过去，“培养新人”常常是许多律所合伙人需要经历的痛苦阶段，但AI到来后，合伙人们都发现，多数做基础工作的新人，能力确实比不上AI了。
王欣桐平常也到公益组织里辅导法学生们找工作，“学生们觉得工作特别难找，但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他们的精力就用偏了，还会造成焦虑情绪。”
在美国，类似的情况也在发生。陈如雨和同事们发现，22 岁到 25 岁年轻人的就业下滑，主要不是因为更多人离职或被裁，而是企业招得少了。在她看来，面对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减少甚至停止入门岗位的招聘，是企业最容易先动的一环。因为比起裁掉现有员工的高昂代价，它的成本低得多，调整空间也大。
美国街头进行卖艺表演的年轻歌手 / 南风窗诺言 摄
不过，“也有雇主开始意识到，少招新人可能是一笔短视的行为。如果今天不招年轻人，未来企业的中坚管理层从哪里来？需要花高价去别的公司挖人吗？人才梯队一旦断了，企业最后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陈如雨告诉南风窗。
反过来，王欣桐有时也会担心，AI会“吃掉”自己的能力。过去她啃论文，一字一句学电气工程学与药学的专业知识，这个过程虽然并不能让她直接抵达关键技术点，但带给了她更多专业概念和抽象理解，让她能够更灵活地在工作中运用知识。
今天她会想，少了这个独立思考的过程，以及它所带来的知识储备，“会不会对构建我的知识体系，反而有弊”。
在AI浪潮里，“要拥抱AI”“持续学习”的个人建议层出不穷，这些建议所言非虚，我们习惯也擅长讨论这些。但是浪潮扑面而来之时，要被重新设计的，或许还有工作本身与秩序。
2025年3月26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校区体育馆内，学生在体验AI职业咨询 / 新华社记者张涛 摄
技术总是中性的，技术最终如何进入社会，与社会互动，并不由它所掌控。人类此时要做的，应当是给AI修一条合适的轨道。
当地时间8月26日，比尔·盖茨发布了一则长文，他主张给部分职业留出“人类保留区”，呼吁考虑预留部分岗位，在未来数年或数十年里逐步引入AI，同时承诺保留部分岗位给人类。
这种呼吁并非少数。早在7月，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就曾发布过一封由200多名研究人员共同签署的联名信“We Must Act Now”。这200人里，包含了16名诺贝尔奖得主，多名顶尖经济学家与人工智能研究者。
他们呼吁，我们应当开始建立AI补充人类能力，并且造福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政策与机构，以应对AI带来的经济影响。
2025年3月25日，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应届毕业生使用人工智能就业服务平台检索招聘岗位 / 新华社记者孙凡越 摄
迷茫恰恰佐证了我们仍然处于AI时代的发展早期，而正如比尔·盖茨所说的，“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确保它（AI）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富人”。
因此，回到我们仍然未知的“35岁危机”是否消解或加剧，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哪个年龄段的人更能与AI协作，而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套秩序，让人能够从25岁走到35岁？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数、尹中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