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早上六点半起床。
我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简单吃了点东西，开始看报纸，准备连线。
今天《建设报》提到卡利巴夫最近的一段讲话。他批评那些聚集在广场上的强硬派支持者，认为少数人不能替全国九千万人做决定。
今天连线的重点，则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
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这次访问格外引人关注。
卡利巴夫说，美伊战争正在推动地区秩序重新调整。换句话说，战争并没有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竞争，反而让双方对地区影响力的争夺变得更加直接。
这也让夹在两者之间的地区国家越来越尴尬。
过去，它们还可以尽量维持平衡：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但现在，这种“脚踩两只船”的空间正在迅速缩小。
阿联酋突然宣布，有两枚弹道导弹从伊朗方向飞来，随后又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和金融往来。
伊朗否认发射导弹，并称这样的指控只会破坏国家之间的互信，不利于地区安全。
但无论事情最终如何发展，阿联酋的决定对伊朗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迪拜长期以来都是伊朗非石油贸易最重要的中转地之一。
我在连线里说，这或许正说明，地区国家正在被迫面对一个过去一直试图回避的问题：
到底站在哪一边？
伊朗军方的语言也明显变得强硬。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警告南部邻国：
任何形式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援助或便利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与美国军队合作。
地区空气里的紧张感越来越明显。
但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让我很注意的变化。
前总统哈塔米罕见地公开谈到了当前的谅解备忘录，并明确支持通过谈判尽快结束战争。
我看到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共同生活的历史机遇》。
里面引用了哈塔米的一句话：
“我希望，凭借智慧和务实精神，抛开情绪，通过周密考虑和维护公共利益，我们能够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但一旦度过这个阶段，政府将面临更艰巨的任务。”
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哈塔米谈的已经不仅仅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他真正问的是：
战争结束以后，伊朗怎么办？
在他看来，外部战争无法轻易摧毁伊斯兰共和国。真正危险的，是政府如果不能解决那些让越来越多民众与体制疏离的问题。
经济、通货膨胀、就业、生活成本，以及人民与政府之间越来越深的距离，都不会因为战争结束而自动消失。
所以结束战争只是第一步。
更难的是战争之后。
如何重新处理与世界、特别是邻国的关系；如何恢复经济；如何进行制度、方法和政策上的调整；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
文章把这一切称为一次“共同生活的历史机遇”。
我很喜欢这个说法。
因为现在伊朗面对的问题，似乎已经不仅是谁战胜谁、谁压倒谁，而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代价以后，不同的人还能不能重新找到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方法。
伊朗妈妈的电话
晚上，我给伊朗妈妈打了电话。
我先跟她讲了昨晚外交部的记者节晚宴。
我告诉她，这次活动其实办得很好。
不少记者带着配偶，外交部还专门准备了卡片和玫瑰花，晚餐有烤肉饭、炖菜、烤肉，还有石榴炖鸡。
以现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还能够把记者节办得像往年一样，甚至第一次邀请不少记者带家属参加，已经很不容易。
外交官俱乐部里灯光明亮。
人们聊天、吃饭，外交官和记者互相打招呼。
那一刻，看起来像很多年前德黑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记者节。
但走出外交官俱乐部，现实很快又回来了。
我问伊朗妈妈：
“你今天怎么样？”
她说，爸爸白天去上班，下午才回来。
她自己在家里看书，一本看完，又开始看第二本。
晚上两个人吃完饭，又一起出去采购厨房需要的东西。
土豆、洋葱、西红柿、胡萝卜、黄瓜、鸡蛋、奶酪、食用油、番茄酱……
买了一大堆，再一样一样搬回家。
她把这些琐碎的小事讲完，突然停了一下。
然后说：
“现在也没什么别的事。”
“我们就是坐在这里，一天天数日子，看着墙，等着看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她说最近一直在看美国方面的言论。
美国专家、退役将领的分析，各种政策建议，让她越来越不安。
“现在慢慢连美国要向伊朗扔核弹这种话都开始有人说了。”
“本来不应该说到这个程度的话，现在也开始说了。这个就很让人担心。”
她说，过去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开始的。
“一开始都是一点点传出来。”
“先是私下里说，耳边小声说。”
“后来越来越多。”
“最后真的就走到那一步了。”
她问：
“现在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家里又停电了
她家里今天又停电了。
中午一点到三点。
德黑兰最近三天特别热。
“我刚刚去冲了个澡。”
她说。
“站在淋浴下面，把身上的汗全部冲掉。你不知道这几天有多热。”
但今年大家担心的已经不只是夏天。
一些天然气和发电设施受损以后，人们已经开始提前讨论冬天。
“现在是没电。”
“到了冬天，可能又没有天然气。”
她很自然地接了一句：
“没有天然气，最后只能烧重油。到时候空气污染，又要把人呛死。”
这样的循环，德黑兰人已经非常熟悉。
夏天缺电。
冬天缺气。
天然气不够，电厂烧重油。
然后空气污染严重，学校停课，老人和孩子尽量不出门。
但今年还有另外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汽油。
她提到总统佩泽希齐扬最近谈汽油问题时，至少有一点说得很直接：
国家没有钱。
制裁还在。
现在又有海上封锁。
东西进不来，东西也出不去。
几座炼油厂又受到损坏。
她说，现在外面流传的数字是，伊朗每天存在大约1400万升汽油缺口。
“那怎么办？”
“总得想办法过下去。”
可是汽油偏偏又是伊朗最敏感的社会议题之一。
她说，卡利巴夫前一天还公开提醒，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人希望利用国内混乱和民众不满，那么政府就不应该轻易讨论汽油涨价。
“他说，现在不能谈汽油涨价。”
“甚至最好连汽油这个问题都不要谈。”
她停了一下：
“可问题是，你没有汽油，难道不谈，它就有了吗？”
她告诉我，最近德黑兰已经开始有一些加油站陆续关闭。
“每天两三家这样关。”
“因为没有配额了。汽油不给它们，就只能关掉。”
我问她：
“那大家还能撑多久？”
她没有马上回答。
过了一会儿，她给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李睿，你想，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上。”
“你拿一瓶水，一点一点往里面倒。”
“一滴。”
“一滴。”
“又一滴。”
“你会觉得，它好像一直还能装。”
“可是最后一定会有那么一滴水。”
“那一滴掉下去的时候，可能谁都没有想到。”
“杯子突然就满了。”
“然后水一下子溢出来。”
她说：
“社会也是一样。”
“真正到哪一天，哪一件事情，大家突然再也忍不住了，这个没有办法预测。”
“但到了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药品出现短缺
然后，她开始跟我讲药。
这可能是整通电话里最沉重的一段。
她说，现在一些癌症患者使用的进口药，已经贵到普通家庭完全无法承受。
她举了一个最近从医生那里听来的例子。
一个晚期肠癌患者，需要使用一种进口抗癌注射药。
一支的价格已经涨到大约：
7亿土曼。
病人的家属把药送到医院时，几乎是用两只手捧着。
他们特别怕药掉在地上。
怕摔碎。
医生准备注射的时候，还反复提醒护士：
“瓶子里一滴都不要剩。”
“因为一滴药，可能就是两千万土曼。”
更麻烦的是，这种药并不是有钱就一定能够在正规药房买到。
“药房没有。”
“你可能得去纳赛尔·霍斯鲁街找。”
德黑兰人都知道纳赛尔·霍斯鲁街意味着什么。
长期以来，一些正规渠道买不到的进口药和稀缺药，会在那里通过灰色甚至地下渠道流通。
但很多抗癌药又属于冷链药品。
“这种药必须一直保持低温。”
“冷一次、热一次，有时候药就坏了。”
她给我讲自己每年打流感疫苗的经历。
以前从药房买疫苗，她都会让药房工作人员把疫苗夹在两袋冰之间。
她甚至会多付两袋冰的钱。
从药房一路带回家，再用冰袋带到医生那里注射。
“一个普通的流感疫苗，我都这么小心。”
“你想，那些几亿土曼的癌症药呢？”
“如果是在纳赛尔·霍斯鲁街，从一个药贩子的汽车后备箱里买出来，谁知道他之前是怎么保存的？”
“他真的一直放在冰箱里吗？”
她停了一下。
“这就是拿人的命在赌。”
她说，一个家庭只要有人得了重病，很多事情就已经没有所谓的理性了。
“别人告诉你哪里有药，你就会去哪里。”
“别人告诉你多少钱，你也会想办法。”
“你只有一个念头。”
“让我的病人活下来。”
我说，今天我还在《祖国报》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批评一些中间商利用药品短缺高价倒卖，呼吁政府加强监管。
新闻里的“药品短缺”，到了一个家庭里，就是一个人捧着一支7亿土曼的药，生怕掉在地上。
除了死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伊朗妈妈忽然又自嘲了一句：
“李睿，现在伊朗已经没什么免费的东西了。”
她停了一下。
“只有死是免费的。”
然后自己又补了一句：
“不过死了以后，还得花两亿土曼买墓地。”
我愣了一下。
“墓地现在要两亿？”
“这还只是墓地。”
她说，一个人现在在伊朗去世，从买墓地到办完葬礼，家里就算什么都不铺张，至少也要花六七亿土曼。
“以前至少死还便宜一点。”
“现在连死都贵了。”
这句话听起来像黑色幽默。
但现在德黑兰人的很多玩笑，仔细听，都笑不出来。
她问我：
“孩子学校通知开学了吗？”
我说还没有。
新学期到底是线下还是线上，大概要再等一两个星期，现在大家都不确定会不会打战，学校会不会正常开放。
我告诉她，星期六我要采访学者，到时候再问问。
她马上说：
“你一定要问。”
“真的应该问问他们，到底准备怎么办。”
“总得给大家一个答案。”
她觉得，今年学校能够长期保持正常线下教学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一些大学已经提前通知教师，做好线上授课的准备。
PPT、课程材料、教学计划，能提前准备的都先准备。
“如果互联网不断，现在还有人工智能，大家还能想办法把课上起来。”
“可如果又打仗，互联网再断掉，那就真的很麻烦。”
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现在只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
“让孩子们赶紧回来。”
“大家都回到正常生活。”
“所有人都这么想。”
“真的太累了。”
我问她：
“为什么这种不确定会让人这么疲惫？”
她想了一会儿。
“我们又不是没有打过仗。”
伊朗打过八年两伊战争。
她说，当年真正承受战争最重的是南部。
阿巴丹、霍拉姆沙赫尔，以及胡齐斯坦很多地方，都遭受了战争最直接的冲击。
可是那个时候，至少大家知道：
哪里在打仗。
哪里相对安全。
南方很多家庭逃到设拉子、伊斯法罕、德黑兰。
其他城市的人接纳他们。
大家一起生活，等战争结束，再回去。
“当时至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她说：
“如果现在也明确告诉我们，国家某一个地方在打仗，那大家也会互相帮助。”
“那边的人过来，我们给他们腾地方。”
“大家一起过日子。”
“熬过去。”
“就像八年战争的时候一样。”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处在什么状态。”
不是战争。
又不像和平。
不知道药还能不能买到。
不知道汽油还能供应多久。
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正常开学。
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突然又有新的军事行动。
她说：
“这种不知道，才最折磨人。”
聊着聊着，她又问起昨晚的晚宴。
“阿拉格齐看起来怎么样？”
“挺高兴的。”
我说。
“一直在笑。”
她也笑了一下：
“还能怎么办呢？”
昨晚很多记者见到他，其实都想问同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情况？
到底有没有消息？
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
但什么也问不出来。
伊朗妈妈又跟我讲了一个传闻。
她说，听说昨天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领袖下葬40天的重要纪念活动，因为安保要求，不少参加者进场以前统一上交手机。
活动结束以后，据说有些人的手机找不到了。
到底是丢失了，还是另有原因，没有人知道。
她自己很自然地想到另一种可能：
“说不定他们就是想看看手机里有什么。”
她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也许内部安全部门也想知道，某某人在做什么、跟谁联系。
当然，这只是传闻。
但现在德黑兰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真正的信息越来越少，传闻越来越多。
而当人们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也越来越习惯用最坏的可能去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
说到昨晚的记者节，我告诉她，到了外交官俱乐部以后，我整个人其实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那里绿树很多，像一个很大的花园。
比市区凉快不少。
晚宴来了大概三四百人。
很多同行平时只在新闻发布会和采访现场匆匆见面，那天却第一次有时间站在一起聊天，介绍自己的家人。
她问：
“昨晚是不是挺开心？”
我说：
“是。”
她又问起我的发言。
之前我把稿子发给她，她看得很认真。
她说：
“我特别喜欢。”
她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波斯语说法：
تننازی در کلام
大概就是，话说得轻松、柔和，甚至带一点幽默，但意思其实表达得很清楚。
伊朗妈妈说，“你这样讲反而最合适。”
“因为那天本来就是记者节。”
“不是新闻发布会，也不是政治辩论。”
她说：
“记者也有自己的职业。”
“也有自己的节日。”
“也应该被尊重。”
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
记者和外交官之间的关系，总有一点微妙。
记者不停地问问题。
外交官不停地决定哪些可以回答，哪些不能回答。
战争以后，这种关系更加微妙。
因为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而真正知道答案的人，也未必愿意说。
电话里后来我们又聊到了孩子。我说今天和我妈打电话聊天，我妈还在为弟弟孩子不写作业担心着急。
她问我：
“为什么中国人对孩子那么严格？”
她觉得欧洲教育特别担心孩子承受太大的压力。
心理状态和学习本身几乎同样重要。
“他们觉得教育和成长，是两件同样重要的事情。”
但中国家长好像总担心孩子落后。
怕成绩落后。
怕别人家的孩子已经学了，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学。
怕这一步没有跟上，以后一步一步都跟不上。
她马上说：
“对，就是这个。”
“所有人都怕自己的孩子落后。”
其实伊朗的教育也并不轻松。
她说，一些伊朗中学生学习的内容，在她看来甚至已经接近美国大学低年级。
“伊朗在这方面，其实也有一点像中国。”
但这些年，很多伊朗家庭对孩子反而越来越宝贝。
一个家庭往往只有一个、两个孩子。
她有时候看到中国青少年运动员的视频。
一个孩子从五六岁开始，每天训练。
游泳、体操、乒乓球。
一直练到少年时期，终于拿到冠军。
她看完以后，第一反应常常不是：
“这个孩子真厉害。”
而是：
“这个孩子是不是根本没有过童年？”
她说，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
一个孩子喜欢看书，什么书放在那里，他自己就会拿起来。
另一个可能根本不喜欢。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
有些学校的作业，她怎么看都觉得没有必要。
比如一个字反复写一百遍。
“写一百遍到底有什么用？”
还有一些孩子暑假也不能停。
机器人、钢琴、外语补习班，一个接一个。
“孩子一天到晚都在赶场。”
“可他到底想不想学，有时候反而没有人问。”
她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孩子以后到底要成为什么？”
然后她自己回答：
“健康长大。”
“上大学。”
“学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能工作。”
“能养活自己。”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还不够吗？”
她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了所谓的“成功”，把孩子逼到完全承受不了。
“你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
“最后孩子都没有了。”
“那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她说：
“孩子还在的时候，成功才有意义。”
“孩子不在了，还谈什么成功？”
后来她又说，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快长大。
“我们只是个子长高了。”
“有些人头发都白了，心里还是个孩子。”
伊朗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白头发的孩子。”
一个人可能已经四五十岁。
有工作，有收入，甚至事业不错。
但面对责任、婚姻和家庭，心理上仍然像一个没有真正长大的少年。
她说，现在伊朗也有不少这样的年轻人。
不是没有能力。
有学历。
有工作。
有收入。
但迟迟不愿意结婚。
“因为结婚本身就是责任。”
“成为父亲、成为母亲，责任就更大了。”
她最后说：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养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让他赢过所有人。”
“是让他有一天真的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大人。”
我觉得这句话比很多关于教育的方法论都简单。
她后来又给我讲了一个自己认识的家庭。
十岁的小孩子每天早上有校车来接。
放学以后再送回来。
但真正的育儿，几乎从放学以后才开始。
奶奶帮忙照顾孩子。
学校每天的作业发到姑姑的手机上。
姑姑白天在公司上班，还要把孩子的学习材料全部打印出来，一份一份准备好。
晚上七点，她下班回家。
第二份工作才真正开始。
陪孩子学英语。
陪孩子做数学。
再做其他作业。
给孩子吃饭。
洗漱。
哄他睡觉。
有时候，孩子的父母一直到半夜两点多才来接。
“半夜两点，孩子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要被叫起来带走。”
奶奶看着心疼，也会生气。
她总催自己的儿子：
“你早点回来不行吗？”
“晚上九点来接，十点来接都行。”
“孩子刚刚睡着，你半夜再把他折腾醒干什么？”
但很多时候，说了也没有用。
前几天，儿媳妇和儿子大吵一架，终于也累了。
她对家里人说：
“如果他还一直这样，我真的不想再过了。”
“我要走。”
婆婆听完以后倒很冷静。
她说：
“你要走可以。”
“但是孩子你也带走。”
“你们两个还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可以帮你们。”
“你们要工作，我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但如果有一天你们不一起过了，就不能把孩子扔给我，让我替你们把孩子养大。”
伊朗妈妈讲完以后叹了一口气。
“你看，其实哪里都一样。”
父母要工作。
老人帮忙带孩子。
姑姑、叔叔也被卷进来。
每个人都在帮忙。
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生活。
最后，一个孩子的成长背后，可能站着四五个已经疲惫不堪的大人。
“大家都有自己的问题。”
“这种事情不是哪个国家才有。”
“全世界都一样。”
然后她笑了一下：
“真主给我们大家一点智慧吧。”
“智慧这个东西，人人都需要。”
电话快挂的时候，她又惦记起我母亲。
让我代她问好。
说到最后，她的声音又恢复成平时那种温柔：
“照顾好自己。”
“听见没有？”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电话就是这样。
从战争说到停电。
从汽油说到抗癌药。
从孩子的教育说到婚姻。
从别人家的孩子，再绕回自己的父母。
国家的大事和一个家庭最细碎的生活，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
赫马提的讲话
晚上，我又看到了央行行长赫马提在电视上的访谈节目。我对赫马提的印象很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他三次参加伊朗总统选举，在选举中侃侃而谈。他还曾经担任鲁哈尼时期的央行行长。可惜在总统佩泽希齐扬时期，他刚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就因为里亚尔兑美元汇率暴跌被议会弹劾。现在战争下，伊朗经济陷入危机，赫马提又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央行行长。
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对当前经济形势做了一次相当坦率的评估。
他说，此前虽然已经签署了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的备忘录，但到现在为止，一分钱都还没有真正解冻，相关执行工作也已经暂停。石油出口下降以后，国家财政收入在减少，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也跟着下降。更麻烦的是，因为美国制裁和资产冻结，伊朗即使有外汇储备，也不能像正常国家一样自由动用。
赫马蒂承认，现在的经济环境甚至比2018年至2020年更加复杂。
他谈到通胀时也很谨慎，只说上个月“通胀增速”有所放缓，而不是通胀已经下降。也就是说，物价仍然在涨，只是涨得没有之前那么快。近期一些基本生活物资涨价，他认为也和优惠汇率取消有关。
他同时试图安抚民众，强调基本商品和药品供应仍然可以保障，政府准备把电子食品补贴提高大约22%到23%，尤其照顾低收入家庭。
但真正让我在意的，还是他说“被冻结资产至今没有解冻”。
因为这意味着，政治和外交层面签署的备忘录，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真正感受到的经济缓解。
石油收入下降、外汇受限、通胀继续、银行体系长期失衡，政府现在更多是在通过补贴和行政手段维持基本生活。
这或许还不能简单地叫作“经济崩溃”，但同样也很难称为“恢复正常”。
更准确地说，伊朗现在维持的是一种脆弱的平衡。
东西或许还能买到，药品或许还能想办法供应，财政也还能继续运转，但整个体系对于石油收入、外汇来源和外部融资渠道的变化，已经越来越敏感。
也就是说，经济正在慢慢变成伊朗战略空间里最现实的一道边界。
这和晚上伊朗妈妈跟我说的那些话，其实是同一件事。
中央银行行长讲的是外汇、财政和被冻结的资产。
普通人感受到的，却是另一套语言：
药越来越贵了，汽油开始紧张了，补贴还够不够，冬天有没有天然气。
宏观经济最后总会落到一个家庭的餐桌上。
关于女歌手的一条新闻
睡觉前，我看到一则新闻，是女歌手希瓦·西菲扎德，因为此前公开独唱，被初审判处四年监禁。
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问：
吟诵萨迪的诗歌，演唱伊朗歌曲，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在“煽动腐败和淫秽”？
伊朗音乐之家也对此提出抗议。
看到这条消息，我又想起白天看到的那篇《共同生活的历史机遇》。
哈塔米在谈改革。
改革派在谈结束战争。
有人在讨论如何重新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可与此同时，一个女人因为唱歌，仍然可能面对四年的监禁。
这或许也是今天伊朗最真实的矛盾之一。
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需要改变。
但真正接受改变，却远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
鲁哈尼政府时期的总统办公室主任马赫穆德·瓦兹伊今天也说了一段很重的话。
他说，伊朗国内有一股力量根本不相信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他们相信的是：
必须一直打下去。
要么对方被摧毁。
要么自己被摧毁。
而人民必须抵制那些不顾国家利益、只会喊口号的人。
我突然觉得，这句话和早上《建设报》上卡利巴夫批评那些试图替九千万人做决定的人，似乎形成了某种呼应。
从卡利巴夫，到哈塔米，再到瓦兹伊。
过去立场并不完全相同的人，现在都在不同程度上谈同一件事情：
这个国家不能永远生活在战争和对抗之中。
但电话另一头的伊朗妈妈，其实没有讲这么复杂。
她只说：
“我们到底还能这样生活多久？”
也许对很多普通伊朗人来说，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一个新的地区秩序应该叫什么，也不关心谁在政治斗争中最终赢了谁。
他们关心的是：
明天还会不会停电。
冬天有没有天然气。
加油站还有没有汽油。
药房里还能不能找到药。
孩子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上学。
出门以后，还能不能平安回来。
以及什么时候，他们终于可以不用每天睁开眼睛，就先猜测今天又会发生什么。
伊朗妈妈说，社会就像桌子上的那个杯子。
水还在往里面落。
一滴。
一滴。
又一滴。
所有人都看着它。
却没有人知道——
哪一滴，会是最后一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