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伊朗战争如今走到谈判阶段，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今天一大早又是连线。
问的是美国宣布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后，伊朗会有什么反应。我说，现在美伊双方其实都处在比较强硬的位置上。对伊朗来说，单纯的经济制裁与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封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伊朗已经在制裁中生活了很多年，也积累了各种规避制裁、突破制裁的经验。制裁当然会让经济越来越困难，但并不意味着伊朗完全没有办法做生意。
真正麻烦的是封锁。
如果所谓封锁真的意味着没有油轮、货轮能够正常进入伊朗港口，伊朗的石油也无法运出去，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石油出口是伊朗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一旦出口长期接近于零，外汇收入会迅速减少，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伊朗许多工业原料、零部件乃至部分生活必需品都需要进口，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对整个经济的冲击会非常大。
当然，伊朗有漫长的陆地边境，又有很多邻国，所以短期内很难因为封锁就突然“崩溃”。但如果持续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老百姓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难。
“现在这种物价，本身就是战争”
今天清洁工来的时候，我又和他聊起了战争和现在的生活。
我问他，你觉得以后还会不会再打仗？
他说，他觉得真正的大规模战争可能不会再发生了，但现在的经济封锁和物价上涨，对普通人来说甚至比战争更难受。
他说了一句话：
“战争可能不会再打，但现在这种物价，本身就是战争。”
他说，现在生活已经到了很难承受的程度。
他哥哥前一天汽车刹车坏了，送去修理厂，对方开价3000万土曼。
“他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看门人，哪里有3000万修车？”
他说，如果是在以前，也许两三百万土曼就能解决的事情，现在一下涨到了几千万。政府每个月给老百姓的那一点补贴，在不断上涨的物价面前，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
“现在这点补贴，连一袋米都买不起。”
他自己也已经从德黑兰搬到了城外的帕尔迪斯。
原来他住的是一套只有30平方米的小房子，现在月租已经涨到900万土曼，还需要3.5亿土曼押金。这样的价格，他实在承受不起，只能搬走。
他现在住的房子，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就开始建设的保障房项目。
他说，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有些地方到现在都没有完全修好，栏杆、公共设施还有不少问题，但老百姓已经住进去了。
“没办法，因为便宜。”
他说最近身边也有人准备离开伊朗。有同事这个星期准备去法国，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让他帮忙打扫和收拾房子。
他前一天正好去萨伊公园附近办事，那里靠近德国大使馆。他看到办签证的人从使馆门口一直排到巷子里。
他说，如果真的有办法，很多人连一个小时都不愿意继续待在伊朗。
这句话当然有情绪。
但他说出的每一个数字都很具体：30平方米的房子、900万土曼的月租、3.5亿土曼的押金、3000万土曼的修车费。
我问他，如果经济状况一直这样，还能坚持多久？
他先说不知道，后来又摇摇头：
“三年？不可能。照现在这个物价，能再撑三个月都要感谢真主了。”
宏观报道里，我们会谈制裁、封锁、石油出口、外汇储备。但落到一个普通家庭身上，所谓“经济战争”，最后就是这些很具体的事情——住不起原来的房子，修不起坏掉的汽车，一袋米越来越贵，也越来越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穷人是隐形的”
中午司机来接我，我去了伊朗妈妈家。
她又做了一大桌饭。有羊脖子饭，还有蚕豆饭配羊腿，也做了爸爸特别喜欢吃的肉饼。她还特意给我做了一种当地水果饮品，味道很特别，有一点像芒果，又不是芒果，水分很多，非常好吃。
昨天他们就已经开始精心准备，跑了两次肉店，专门为了要新鲜的肉，肉提前腌好，青菜和蚕豆饭都是买最新鲜的，连蔬菜沙拉也是切的花纹，精心布置。周末和他们在一起吃饭，心情是放松愉悦的，感觉到温暖和关怀。每一次来吃饭，临走时他们都会给我装很多饭菜，让我不用做饭，在家也能好好吃饭。每每和他们在一起，我只觉得自己是被疼爱的女儿，感觉到虽然是在异国他乡，却依然很温暖很幸福。
吃完饭，我们还是坐下来喝茶聊天。
最近正好是假期，德黑兰街上的人明显少了。我说：“你看，这两天城里都没人了，大家是不是都出去度假了？”
伊朗妈妈说了一句话，我一下子记住了。
她说：
“你看到出去度假的，都是还有一点钱的人。真正没钱的人，你根本看不见。穷人是隐形的。”
她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去肉店，看见的当然都是买肉的人。买不起肉的人，为什么要进去？”
她说，现在有的人偶尔去肉店，也只买很小的一块，买完马上就走。更多的人已经不怎么买红肉了，只能改吃鸡肉。
我忽然觉得，“隐形人”这个词特别准确。
在城市生活里，我们很容易根据自己看到的东西判断社会：餐馆还有客人，商场还有人在逛，咖啡馆里还有年轻人，星期五干果店里还有顾客，于是觉得生活似乎仍然正常。
但真正困难的人，恰恰不会出现在这些地方。
他们不去餐馆，不去咖啡馆，不买干果，也不进肉店。
所以你看不见他们。
今天我专门去买了一些干果给伊朗妈妈他们。伊朗人很喜欢吃干果，但我明显感觉，很多品种的价格比战前已经涨了差不多一倍。
我问干果店老板：“今天星期五，怎么还有这么多人？”
老板说：“星期五一直人多。”
但伊朗妈妈还是那句话：
“能来这里买东西的，本身就是还有钱的人。”
汽油如果真的涨到八万
司机一路上又跟我聊起汽油。
前一天有消息说，克尔曼可能试行新的汽油价格，后来又叫停了。司机听说的数字非常高，大约八万土曼一升。
他算给我听，如果真的按照这个价格，一次加油可能就要花几十万甚至更多，对普通司机来说根本承受不起。
“真涨到这个程度，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上街。”
他说，现在收入已经跟不上物价了。对他这样的职业司机来说，汽油不是消费品，而是生产成本。油价一涨，所有东西都会跟着涨。
我说：“不是已经叫停了吗？”
他说：“当然必须叫停。”
他还记得佩泽希齐扬竞选时强调过，涉及汽油这样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事情，不能在民众无法接受的情况下贸然涨价。
司机甚至提出了一个很“伊朗式”的猜测。
他说，会不会政府先放出一个八万的高价，让大家吓一跳，最后真正涨到两万的时候，大家反而觉得“还可以接受”。
“他们以前也这么干过。”他说。
我不知道他的判断有没有根据，但这至少说明，汽油价格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
而且这两天放假，他也没有多少生意。
城市安静下来，对有些人意味着休息；对靠每天跑车挣钱的人来说，却意味着当天没有收入。
战争到底结束了吗
昨天下午的连线，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以色列13频道此前报道称，美军高层正在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否认。
主持人问我伊朗有什么反应。
我说，其实伊朗国内没有特别剧烈的反应，原因也很简单：伊朗从来没有认为战争风险已经消失。
在德黑兰的判断中，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因此军方始终维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也不断强调，如果再次遭到攻击，报复范围可能扩大到地区内的军事和能源目标。
现在更像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僵持状态。
美国没有正式宣布重新发动大规模战争，伊朗也从来没有宣布危险已经过去。
伊朗妈妈问我：“8月17日谅解备忘录就到期了，之后怎么办？”
她担心，到时候美国会不会又打。
我说，其实那份所谓谅解备忘录本来就没有被真正完整执行，所以“到期”本身未必意味着突然出现一个明确的转折点。
真正的问题还是：双方下一步到底准备怎么办？
最近阿拉格齐也表示，目前并没有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因此也不存在简单地把某一个“60天停火”再延长的问题。
伊朗方面对协议本身的说法也一直比较复杂——究竟是停火、结束战争，还是某种临时安排，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说清楚。
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最近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开放，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伊朗手里。
所以现在很多事情都处在一种“没有结束，也没有重新开始”的状态。
战争最后还是要回到谈判桌
这两天还有一个消息引起争议。
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在马什哈德参加宗教纪念活动时，据称遭到一些人的辱骂和抗议。外界一般把这些抗议者理解为更强硬的群体，他们反对伊朗与美国重新谈判。
我其实一直在想：
战争到底应该怎么结束？
无论战争打得多么激烈，最终目标总不能是永远打下去。
如果战争的目标最终是恢复某种和平状态，那么最后还是需要政治安排，需要谈判。
不停地打，又能得到什么结果？
最近还有一些很零碎、甚至有些奇怪的消息。
比如在马什哈德的宗教圣城，不知什么原因，一群木匠协会的人发生冲突，有人甚至拿着棒子打架。新闻里只是寥寥几句，究竟为什么，看得我莫名其妙。
还有也门方面发射导弹袭击相关军事目标，格什姆岛又在进行海洋清理。
城市另一边，停电仍然继续。
我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放假了，用电需求理论上应该下降，反而感觉停电更多了。
以前说一天停一次，现在有时又增加。
伊朗妈妈告诉我，现在电力公司的软件甚至会提前通知：“你家今天几点停电。”
大家似乎已经把停电也慢慢变成了生活日程的一部分。
总统佩泽希齐扬最近再次强调，敌人的目标是让伊朗从内部崩溃，所以社会团结非常重要，同时政府必须关注民生。
这其实也是现在伊朗政治话语里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两个词：
团结，民生。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真正长期考验这个国家的，不只是导弹和战争，还有老百姓究竟能不能继续把日子过下去。
“我们也想要生活”
晚上，我又看到一件让我感慨很久的事情。
伊朗前副总统马苏梅·埃布特卡尔的儿媳妇玛丽亚姆·塔赫马斯比，最近写了一封公开信。
她和丈夫、孩子目前被美国移民部门拘留，等待被驱逐出境。
她说，他们夫妻只是教师和大学教授，孩子甚至只会说英语，从小就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长大。他们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进入美国，并获得永久居留。她说他们喜欢美国。
现在，他们却因为上一代人的政治历史，被卷入另一场完全不同的政治风暴中。
埃布特卡尔是我以前采访过的人。
她英文非常好，因为小时候随父母在美国生活。1979年美国驻伊朗使馆人质危机期间，她因为英语流利而成为学生方面的重要翻译之一。
后来，她成为改革派政治人物，先后在哈塔米和鲁哈尼政府中担任副总统，也长期从事环保和妇女事务。
我还记得采访她时，她并不是一个主张极端强硬政策的人。
我也见过她的家人。她儿子开着一辆很普通的伊朗产标志车，生活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外界想象中那种权贵家庭的排场。
当时我其实问过她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伊朗国内一直有人质疑：既然你曾经参与美国使馆人质事件，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后来却生活在美国？
她摆摆手，说不愿多谈。
今天再看到她儿媳和孙子被关进美国移民拘留中心，我突然又想起当年的采访。
那次采访，大约在2019年，有一次我正在政府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突然接到电话，说负责女性与家庭事务的副总统埃布特卡尔原定的外省访问临时取消了，问我们当天下午四点能不能过去采访。
我马上答应。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已经来不及回办公室，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咖啡厅，把当天的稿子发完，然后匆匆赶往她的办公室。
那并不是我第一次采访她。
最早的一次，我记得是2008年采访过埃布特卡尔，也采访过她的家人，她带我去看了她母亲办的孤儿院，那是一个三层楼的别墅，孩子们在房间里玩耍，这些都是无人照看的孤儿，而她和她的母亲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都是气质儒雅的女性，英文流利。她的母亲还俏皮地和我说，她不喜欢穿黑袍（chador），就是去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她都不穿黑袍，还戴着有颜色的头巾。我很喜欢她的母亲。
此后的十年里，我和埃布特卡尔在很多公开场合碰到过，但一直没有机会再真正坐下来，好好谈一次。
我知道她一直非常忙。
她自己还开玩笑说，白天一大早出门，晚上很晚才回家，忙到连先生都见不到。实在没有时间，她就只好请先生到办公室来一起吃午饭，两个人才有一点短暂的相处时间。他的先生哈希米曾经是哈塔米时期的情报部长，也是改革派人士。
那次采访也只有半个小时，因为结束后她马上还要赶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但半个小时里，我们几乎把“国事、家事、天下事”都聊了一遍。
我当时一直在想，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变了多少，她又变了多少。
十年前，她作为改革派政治人物，公开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也曾支持民众上街表达诉求。
十年之后，身处鲁哈尼政府，她对当时反政府示威的判断已经发生了变化。她认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再只是正常抗议，而是出现了骚乱和破坏。
但她仍然坚信，时间最终会证明改革派所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
我们后来又把话题拉回到更早以前。
1979年，她作为年轻学生参与了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和扣押人质事件。
我问她，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有没有后悔？
她的回答和十年前几乎一样。
她说，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和今天的环境，去简单评判四十年前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和选择。
她也说，伊朗并不是不希望与美国和解。伊朗希望改善关系，但前提是美国尊重伊朗的独立、自主和合法权利。
在她看来，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伊关系一度出现过改善的可能，但特朗普上台之后，双方很快又重新走向全面对立。她认为责任主要在美国一方。
那次采访结束以后，我曾经写过一句话：
十年后，我们谈论伊朗的变与不变。
现在再回头看，这句话似乎又有了另外一层意思。
埃布特卡尔本人在变，伊朗政治在变，美伊关系也一直在变。
但有些东西又似乎没有改变。
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政治事件，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下一代人的命运。
当年参与历史的人已经老去，他们的孩子、儿媳、孙辈却仍然可能因为那段历史被重新卷进去。
也正因为我曾经采访过她，也见过她的家人，所以这一次看到她儿媳写信，说自己的孩子不应该为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付出代价，我很难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普通的政治新闻来看。
我会想到十年前坐在她办公室里的那个下午。
也会想到一个问题：
一个人的政治选择，究竟会影响多少年，又应该由多少代人来承担后果？
当我和伊朗妈妈说我当时采访的感受，我觉得现在埃布特卡尔的儿子、儿媳和孙子是无辜的，何故因为父辈的政治受到不公对待，但伊朗妈妈听完却说了一句：“活该。”
她的逻辑也很直接。
她说，很多伊朗高官的孩子长期住在美国，拿着绿卡，住好房子，享受西方的生活；而普通伊朗人却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几十年前作出的决定，承受制裁、敌对和封闭。
“如果不是他们，伊朗和美国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我却有些犹豫。
政治人物应该为自己的政治选择承担责任，这没有问题。
可是，他们的孩子呢？
孩子也应该为父母、祖父母几十年前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吗？
网上很快出现了一封写给埃布特卡尔的长文，标题大意就是：
“埃布特卡尔女士，我们也想要生活。”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尖锐。
作者说，你的儿媳现在说，自己成了出生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受害者。
可是数百万伊朗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
他们同样没有参与1979年的革命，没有参加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也没有决定此后几十年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却不得不承担这些历史选择带来的后果。
作者质问：
为什么一方面把美国描述成敌人，把西方生活方式说成文化入侵，把普通人的出国、自由选择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一些政治精英的子女却可以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甚至取得永久居留？
文章最后反复说了一句话：
“我们也想要正常生活。”
没有强制，没有恐惧，没有因为思想而坐牢，也不需要为了获得一种普通生活而离开自己的国家。
我看完以后，心情其实很复杂。
这封信显然带着强烈的愤怒，也把几十年来伊朗社会积累的很多不满集中到了一个家庭身上。
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一个人，当然未必公平。
但它击中的，却是伊朗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
政治精英制定的制度、意识形态和外交选择，究竟由谁来承担代价？
如果政治人物的孩子不应该为上一代的选择负责，那么普通伊朗人的孩子，同样不应该。
这可能才是这封信真正让那么多人产生共鸣的原因。
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又想起伊朗妈妈中午说的那句话：
“穷人是隐形的。”
其实不只是穷人。
战争里的普通人、制裁下的普通人、几十年前政治决定之后出生的一代人，有时候也都是“隐形人”。
新闻里每天出现的是总统、部长、将军、谈判、导弹、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
但真正承担历史的人，往往没有名字。
他们只是想买得起肉，付得起房租，修得起车，加得起汽油，有电可以用。
他们也只是想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