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5日，德国汉堡，德国航运公司赫伯罗特的两名员工通过屏幕监控霍尔木兹海峡货轮运行情况。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和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在本轮霍尔木兹海峡断航危机中展现出非一般的风险承受力，不仅未出现明显震荡，也是少数能将外部冲击转化为内部转型动力的国家之一。
这份韧性，主要缘于两条并行的战略主线：其一，围绕石油安全，持续推进海外资源布局、进口来源与运输通道的多元化，并不断强化战略储备体系建设；其二，立足国内能源资源条件，在发挥煤电兜底保障作用的基础上，壮大光伏、电池、电动车、风电和储能等新兴产业，构建起全产业链的绿色能源体系。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能源转型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节点。按照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中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风电和太阳能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成为电量主体。
在产业一线，变化早已肉眼可见。新能源汽车国内渗透率历史性突破50%，“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已是出口“新名片”，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传统高耗能行业亦在“换血”：全国累计完成9.4亿吨粗钢产能、4.7亿吨水泥熟料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和清洁煤电体系已然成型，推动高耗能产业向低碳化、绿色化升级。一场产业焕新正在上演。
“新能源体系转型概念的提出，本身意味着传统能源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必须进行系统性重构，而这正是能源革命的核心内涵。”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向凤凰卫视指出，“能源安全是转型的前提，能源转型是安全的保障。通过发展本土可再生能源，可以从根本上提升能源安全水平，二者相辅相成、目标一致。”
杨雷强调，如果说过去是政策在扶持新能源发展壮大，如今新能源已具备相当规模，未来需摆脱对政策扶持的依赖，更多依靠市场驱动，成长为主体能源，实现“堪当大任”的转变。
中国为何没出现油气荒？
仅从进口规模看，中国无疑应是此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中最易受到冲击的国家之一。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约70%的石油依赖进口。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从海湾主要产油、产气国进口的能源规模约达2.5亿吨，这些货物几乎全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尤其是来自伊拉克、沙特、阿联酋、阿曼和伊朗的油气，大部分海运出口必须穿越海峡。
然而，危机持续数月，中国并未出现油气荒，亦未因进口骤降而引发国内市场短缺。甚至特定时期内，中国还为国际市场释放了货源空间，成为抑制全球油价进一步失控的重要力量。
国际原油市场分析师罗里·约翰斯顿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中国减少的原油进口量，甚至超过其他国家为应对危机而释放的石油战略储备总和。中国通过自身需求收缩，客观上为国际市场腾出巨大的供应空间，有效弥补了战争带来的供给缺口。”法国《费加罗报》亦评价称，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再次拯救全球经济”。
这种抗压力并非源于某一单项举措，而是海外资源布局、陆上运输通道、商业库存、战略储备、国内煤炭供应保障以及新能源替代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早已告别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度依赖，形成覆盖全球的多元进口结构。其中，中俄、中哈、中缅三大陆上管道，共同分流了约四分之一的进口需求。
目前，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国，占比明显回升，巴西位列第二，沙特位列第三。俄罗斯管道原油和部分远东海运航线基本不受波斯湾局势的影响。中亚天然气管道从土库曼斯坦出发，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中缅油气管道则从缅甸皎漂港直通云南，在西南方向形成一条重要的陆上补给线。
2022年3月12日，中俄东部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已延伸至江苏省。（图源：盖蒂图片社）
储备方面，中国同样在全球处于第一梯队。据《中国能源报》报道，截至2025年底，中国表观陆上原油库存超过12亿桶。另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估算，截至2025年底，中国政府持有和商业原油库存合计接近14亿桶。这一储备总量足以支撑全国数月的消耗，即便中东供应完全中断，也能维持六个月以上。
“当前的能源危机对国内宏观经济几乎没造成明显影响，除了汽车油价有所上涨，普通消费者感受不深。”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凤凰卫视解释道，“背后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近年石油储备建设较好；二是风电、光伏、储能加电动汽车的发展路径已初步走通，显著增强了能源安全的底气。”
2025年1月7日，位于山东省莱州市海域的海上风电项目。（图源：新华社）
有测算显示，随着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中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口能源的依赖正逐步下降。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超过3000万辆，国内新车销售渗透率超过60%，由此带来的石油消费替代效应，使中国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石油资源的依赖减少约两成。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提醒我们，必须将能源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新能源的发电价格要比煤电高，但已经低于日韩、欧盟、美国的工商业电价。”林伯强说，“新能源发展不仅是中国减排的需要，更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传统化石能源领域——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成本机制均不具备比较优势。以天然气为例，美国电厂的用气价格折合人民币每立方米不过六毛到七毛，而气电较多的广东地区达到三到四元，几乎是美国的五倍。
“美国的能源主导战略基础是油气，美国的油气资源优势是他国难以企及的，我们在这一领域不具备竞争力，这是客观现实。正因如此，我们通过加速能源转型来实现依靠可再生能源的本质安全，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杨雷指出，“充分发挥并扩大自身比较优势，以此赋能产业发展、输出成功模式、为全球作出贡献，才是符合中国条件的发展路径。”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能源替代能力将从目前约11亿吨标准煤提升至约18亿吨标准煤，新增约7亿吨标准煤的替代能力。这意味着，新能源将从传统能源的重要补充，成长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支撑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
林伯强预计，“十五五”期间，新能源发展的重点将发生变化。“过去主要是扩大装机规模，未来更重要的是提升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电力高需求下，储能是关键
长期以来，交通运输一直是石油消费的重头。随着新能源汽车迅速普及，燃油消耗被强大的电力需求所替代。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649万辆，产量为1662.6万辆，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占国内新车总销量的比例已突破50%，标志着其正式成为市场主导力量。
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等新型用能业态快速发展，共同催生“产业风暴”，带来电力系统的革新。基于当下现实，重点保障的安全对象正从海外供应和国际航道逐步转向国内电力系统。若越来越多电力来自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等本土能源，来自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自然会减弱。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号是，中国电力系统中，非化石能源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新增用电需求基本由可再生能源发电满足；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超过20%。
截至“十四五”末，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同比增长35.4%。风电、光伏装机容量比2020年增长了2.5倍，在总装机容量中占比近5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已超过42%，到2030年预计过半。
当前，中国终端能源消费中，电力占比约三成，仍低于发达经济体四成以上的水平，未来随着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持续推进电气化，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
不过，电力系统不同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体系，必须始终保持发电与用电的实时平衡，电力无法像传统化石能源那样低成本地长期储存。
随着风电、光伏等间歇性电源占比不断提升，“风停无风、日落无光”带来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对电网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储能因此从新能源发展的配套环节，逐渐成为支撑新型电力系统运行的关键基础设施。
2026年6月2日，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的大芦湖“渔（农）光一体”光伏发电站。 （图源：新华社）
杨雷指出，“目前储能仍面临成本较高、储能规模和时长有限等挑战。未来能源转型不仅要提高电气化水平，也要通过探索绿色燃料等多元化路径作为补充。”林伯强亦强调，“‘十五五’期间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就是储能。未来储能成本下降主要依靠规模效应，只有持续扩大储能规模、进一步降低成本，才能突破新能源消纳瓶颈。”
谈到电气化率的快速提升，杨雷指出，工程院曾预测未来或将达到约70%，但过高的电气化率会带来新的风险，例如电网一旦遭受攻击，影响将十分广泛。“俄乌冲突暴发后，国际专家在参与乌克兰重建时普遍建议以分布式能源体系为主，原因在于其韧性更强，不易被整体破坏，损毁后恢复速度快。考虑到极端场景，这对我国电力系统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不过，分布式能源始终受到成本和规模的限制，想将成本降到最低、规模做到更大，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大型新能源基地成为重要途径。
中国约80%的风电、光伏资源集中在西北、华北等地区，而全国60%以上的电力需求位于东部沿海和中部经济发达地区。因此，未来通过大规模输电，把清洁电力从西部送往东部至关重要，同时“西电西用”对实现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也具有重要意义。杨雷补充道，“源网荷储一体化（将电源、电网、负荷和储能四个核心要素有机结合），是当前推进的重要方向之一。”
眼下，有关灵活用电的实践已经开始。2025年，上海、深圳、常州、海口等城市陆续开展车网互动（V2G）规模化应用试点。通过双向充放电技术，新能源汽车可在夜间低谷时段充电，在用电高峰时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既有助于削峰填谷，也能让车主通过参与电力市场获得一定收益。
新能源带来的替代能力，并不意味着传统能源已经退出中国能源安全的版图。“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电仍将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承担保障电力供应和系统调峰的双重职责。”林伯强称，“不过，随着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煤电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其重点不再是承担基础电量供应，而是作为支撑新能源稳定运行的灵活性电源，在新能源出力不足时提供补充，在电网波动时维持系统稳定。”
在他看来，未来电力系统的调峰主体应逐步由储能接替。“如果长期依赖煤电承担调峰任务，煤电机组频繁启停、低负荷运行，将导致发电效率下降、运营成本上升，同时增加碳排放，也会削弱新能源发展的经济性。”
2025年9月22日，工人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的国晟企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对生产的光伏电池片进行质检。
中企出海具备全产业链优势
中国推动新能源的初衷与欧美国家不尽相同：欧洲发展新能源首先是基于气候政策的需求，欧盟长期将减排和碳中和作为政策主线，美国出台的《通胀削减法》则更多着眼于重建本土制造业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对中国而言，发展新能源同时承载着三重战略目标：保障能源安全、推动产业升级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这三重目标相互支撑、彼此促进，使新能源不仅是一种新的能源形式，更成为重塑产业竞争力、提升国家安全韧性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点。
中国的新能源建设也朝着产业链上游不断延伸。从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到组件，从锂盐、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动力电池，从电机、电控到整车，再到逆变器、储能设备和特高压输电，覆盖了产业链的每个关键环节。
这种全产业链模式，并非谁都能复制。欧洲在前沿技术和科研上保有优势，但在能源、劳动力、融资和规模化生产上不具优势。美国在技术创新和风险投资上保持领先，但光伏、电池材料和关键矿物等制造环节长期依赖进口。2022年《通胀削减法》出台后，美国加大对清洁能源制造的投资，但完整供应链的重建仍需时日。
国际能源署在《能源技术展望2026》中指出，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制造领域的成本优势并非来自单一因素，而是由能源和劳动力成本、规模经济、制造效率、熟练劳动力和创新生态等多重因素共同形成。
这种全产业链竞争力，体现在多家出海企业的发展轨迹中。总部位于陕西西安的隆基绿能，是全球主要的单晶硅片和光伏组件制造商之一。它成立于2000年，早期聚焦单晶硅材料和硅片业务。此后，隆基持续投入高效电池和组件技术研发，成为推动单晶技术规模化应用的主要企业之一。该公司的产品已进入沙特、巴西等多个海外市场，并应用于大型光伏电站和分布式能源项目。
动力电池的发展路径与此相似。宁德时代成立之初，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仍由日韩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短短15年间，这家中国企业已成长为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多年位居第一的企业，并加快全球化布局：德国工厂已投入生产，匈牙利工厂稳步推进建设，与西班牙合作建设电池工厂，并持续推进印度尼西亚电池产业链项目，逐步构建覆盖欧洲和东南亚的生产网络。
2024年10月17日，宁德时代一家工厂内，机器人正在制造汽车零部件。（图源：盖蒂图片社）
比亚迪则从电池制造起步，逐步发展为覆盖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业务的综合企业，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2024年，比亚迪在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实现本地生产；2025年在巴西启动本地生产，并继续推进匈牙利、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生产基地。相比早期单纯出口整车，比亚迪正将整车制造、部分零部件生产和供应链管理能力逐步向海外延伸。
其中，比亚迪旗下高端品牌腾势成为其打开欧洲豪华汽车市场的重要抓手。以腾势Z9GT为代表的新车型在欧洲市场起售价约10万欧元，直接对标奔驰、宝马、保时捷等欧洲传统豪华品牌，竞争重心不再是“高性价比”，而是智能化、电动化和品牌价值。这标志着，中国新能源车企出海正从依靠成本优势和产品出口，迈向高端品牌塑造和价值输出的新阶段。
这些企业的成长轨迹基本都是从出口产品，到输出技术、制造体系、工程能力和系统解决方案。这些因素共同构成新能源发展的底层竞争力，也使中国能在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做全球新能源变革的先行者
与传统能源时代围绕油气资源展开的竞争不同，新能源国际竞争的重心也在发生变化。眼下，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出海战略正从产品出口，向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方向延伸。
阳光电源与沙特能源企业AlGihaz签署总规模超过7.8GWh的电池储能项目合作协议。
2026年1月14日，由中国电建承建的阿布扎比PV3阿吉班1.5吉瓦（GWac）光伏发电项目日前在项目现场举行机器人安装首块光伏组件仪式，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大规模组件安装阶段，也实现了智能建造技术在中东大型光伏项目建设中的首次应用。
在肯尼亚、赞比亚、尼日利亚等电网覆盖不足的地区，中国企业参与建设“光伏+储能+柴油机”混合微电网，为矿山、工业园区和偏远社区提供稳定供电。这类项目并非简单替代既有电网，而是通过光伏、储能和备用电源协同运行，为当地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供应，同时降低柴油消耗和燃料运输成本。
企业出海不仅是产品和产能的输出，由于各国能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政策目标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新能源企业很难依靠单一模式复制成功经验，而需要根据当地需求调整产品、商业模式和合作方式。
例如，欧洲更加关注碳减排、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以及数据和网络安全，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ESG标准和本地化生产提出更高要求；海湾国家希望借助新能源推动经济多元化，减少对油气产业的依赖，因此更欢迎大型新能源、储能和智能电网等基础设施投资；东南亚、非洲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则更重视电价水平、项目成本和能源可及性，希望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扩大电力覆盖范围，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用电需求。
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新能源也超越单纯产业范畴，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领域，有关关税、反补贴调查、政府采购限制和投资安全方面的审查不断增加。对中国企业而言，参与海外项目不再只是商业决策，还需要在市场准入、本地利益、供应链安全和地缘政治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为规避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关税，比亚迪选择在匈牙利建设其首座欧洲整车工厂。然而，本地建厂并未让其完全摆脱监管压力。2025年，欧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FSR）对该工厂启动调查，重点审查项目是否接受中国政府补贴。若调查最终认定存在违规，比亚迪可能被要求出售部分资产、削减产能、偿还相关补贴，甚至因未履行相关义务而面临罚款。
无独有偶，欧盟的监管重点也从整车延伸至新能源产业链。2025年5月，欧盟以网络安全风险为由，限制使用公共资金支持的项目采购中国制造的光伏逆变器。
作为连接光伏组件与电网的核心设备，逆变器负责将太阳能产生的直流电转换为可并网的交流电，同时具备远程监控和软件升级功能。
欧盟担忧，一旦相关设备遭到恶意操控，可能对电网运行造成干扰，甚至引发局部停电风险。此前，以华为和阳光电源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占据欧洲约70%的光伏逆变器市场，此次限制措施预计将影响约五分之一的欧盟年度新增光伏装机。
林伯强认为，从纯经济角度来看，与中国合作、向中国采购，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路径；但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不愿采购中国技术，这让中国的技术优势难以转化为市场优势。
“中国新能源出海的最大外部障碍，仍是一些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不愿采购中国产品。这个前提下，讨论未来谁来主导绿色标准、国际规则等问题意义不大。真正需要破解的是地缘政治带来的壁垒。从中国自身来看，不需要刻意去参与规则竞争，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产能和最先进的技术，中国的实践本身已经成为国际规则的重要参考。”林伯强说。
2026年4月24日，外籍LNG船“阿尼娃”轮靠泊如东洋口港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码头（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许丛军摄）
杨雷则从全球治理角度提出，要想成为新能源领域的国际领导者，意味着要能够服务他国，为他国创造价值、提供支持。“美国曾在国际事务上长期承担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某种角度看也是出力不讨好。成为全球领导者绝非易事，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与能力准备，真正从服务全球的角度出发。”他直言，“中国能走到今天，除了实现自身发展，也是因为带动了全球共同发展，因此这一投入仍是值得的，前景也是乐观的。”
“下一阶段的出海重点应放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比如完善市场体系、健全规则标准、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全球治理能力。新能源出海主要是输出发展模式与发展动力，实现互利共赢，而不是‘卷’到全世界，应始终秉持‘授人以渔’的理念。”杨雷总结道。
作者：何平（实习生朱若晚、刘浩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