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诺兰火遍外网后，她说自己随时准备退网

2023年，一档现象级播客“独树不成林”诞生，主播仲树——一位20多岁的女性学者以几乎前所未有的“狂人”姿态出现在公共领域。在公共说理退场的当下，她谈论社会正义和理性判断，强调“想大声思考每一个严肃的人都会关心的问题”。

在网络舆论极化，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谨慎、温和的今天，她毫不掩饰锋芒地输出自己对哲学、国际政治的看法，但同时，那些突破常识和不同立场的声音也常常让人惴惴不安。

有多少人喜爱她，就有多少人厌恶她。她对此毫不回避。她说，公共空间的重要特征是多元与差异，对她来说，勇敢是首要美德，捍卫真理意味着直面冲突。

作者 | 刘车仔 编辑 |陆一鸣

下午三点钟，海岛悬崖边的欧式草坪上，阳光斜着铺过来，凉爽的海风让人忘记这是一个酷热的夏日。

不过，眼下的讲话并不配合这样的舒适。在人群的注视下，仲树开始了新书的分享：“温岭不是一个读书的地方，我们没有文化……所有温岭人都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乃至于举办一场活动要选在一个民宿里……当所有的文化都沦为这种非常舒服的、吹着海风、坐在一个漂亮的被精细修剪过的中产阶级草坪里的表演……哪怕我再愿意去参与社会盛大舞台上的表演，在一个没有书架的地方去讨论新书也是有一点痛苦的事情。”

无人机在这个小岛低空嗡嗡地飞着，摄影师尽职尽责地拍下这个地方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文化活动现场，倚在民宿窗台上的一位穿绣花衣服的女人收起了笑容，眉头渐渐拧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见到台上的嘉宾如此直接地批评一个邀请她来的主办方，尽管，熟悉仲树播客的人早就知道她“咄咄逼人”的风格。

2023年，仲树和她的政治哲学播客“独树不成林”疾风骤雨般地将播客听众带入公共生活，经由古希腊罗马广场，到美国大选、中东的战火中。她在美国波士顿学院读政治哲学博士，播客本是她大脑里思考和意识过剩的副产品，却意外地拥有了近90万的订阅者。

听众中既包括00、90后年轻人，也包括鲁豫、陈丹青、刘擎这样的文化名人。鲁豫评价她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听众认为“这个播客一直在传递给我们抵抗虚无和迷狂的理性力量”。

独树不成林最新播客封面。（图/小宇宙）

伴随而来的是激烈的争议。许多人无法忍受她不容置疑的语气，认为她身上有“精英的傲慢”；她在播客中公然宣称自己做播客不做太多准备，于是节目时而会呈现不够严谨的论述，被人诟病“张嘴就来”。

她认为哈里斯惨败给特朗普的原因之一是将炮火集中在堕胎权，但红州女性根本不在乎，她也反思DEI 在美国高校和职场中高度建制化、教条化，这些分析让许多人怒而斥之，认为她是“保守的美式精英MAGA”；与此同时，她对当下的女权主义持审慎态度，也让许多听众与她分道扬镳。

这些恶评没有让她学会谨言慎行，反而继续我行我素。在铺天盖地的喜爱和厌恶之海上，在左和右的荆棘之间，她自在地驾驶着她的冲锋艇，持续活跃在公共领域。

她不惮于展示自己的锋芒，甚至达到某种自恋的程度。翻译完《人的境况》后，她在社交媒体说：“中国最适合翻译汉娜·阿伦特的学者出现了”。我问她：“你为什么那么嚣张？”“问心无愧地学习、勇敢地捍卫真理”是她的回答。

最近，仲树因为对诺兰的精彩访谈又一次出圈，被夸赞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贬损。她说，“许多人不再关心我说了什么，只想知道我属于哪一个阵营，再根据一个片段一张照片给你定性”。对她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持续表达很容易变成表演，而她最厌恶表演。她说，一旦名气侵蚀了她的时间和表达的自由，她随时准备从网上撤退。

让人格显露

不笑的时候，仲树的黑眼珠总是在靠上的位置，目光冷冷地凌驾于眼前的事物之上。新书分享会即将开始，她一个人坐在民宿前台的白色沙发上。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走过去和她握手，寒暄了几句后，她告诉我可以到里面坐着等，看起来有点不太想说话。

这也许是全温岭最chill的地方，一晚房价将近2000元。民宿位于温岭石塘镇西南角的海边，又被称作“好望角”。建在悬崖上的民宿拥有专属的观景台，天气晴朗的时候，海上犹有一层朦胧的蓝雾。

上一任温岭市文旅局局长听了仲树的播客后，冲到了仲树妈妈工作的医院，问：你们有没有一个儿科医生的女儿在外国？然后这场活动就定下了。“我能拒绝得了北京、上海的奢侈品品牌和有权有势的人，但我爸妈拒绝不了县城里的请托”。

“温岭甚至没有像样的书店，只能在一个全温岭最网红的民宿举办文化活动，他们也不知道新书分享会要准备书，还以为我在摆谱”，她给我发微信消息，“你要是想来我老家，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没有文化的小县城出了一个格格不入的文化名人，这将会是一个有意思的采访视角。”

回国后仲树奔波各地做新书分享。（图/理想国）

从5月中回国到现在，仲树几乎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的书店进行新书交流。大城市的书店是她的舒适区，在那里人们会问她“阿伦特如何回应马克思”的问题。来到成都，有人问她：“你为什么喜欢卢梭这个抛弃妻子的渣男？你还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这种尖锐的问题不好回答，但仲树很喜欢这样的交流。来到了山东，中年大哥问，“我是一个文盲，你说我读得懂吗？”在仲树看来，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傻，却很难回答的问题。同样难以应付的，还有一个戴着瓜皮帽子的山东大哥，在分享会结束后，热情地问她“儒家文化和阿伦特如何进行交互”，最后编辑把她拉走了，她才得以脱身。

柏拉图认为，哲人一旦挣脱桎梏，爬出洞穴，看见真理，应自真理之域重回洞穴，与众人对话。仲树愿意重回洞穴，“象牙塔之外的交流是不舒服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恰恰在学习非常多的东西，我在保持我的开放性”。

“但我不接受今天的场合，我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品牌搞跨界，让一个明星和一个文化人坐在一起对谈，表演文化”。在她抨击了十几分钟的中产阶级文化表演之后，太阳往西边移动了一点，使得天气更加柔和，这场分享也顺畅地衔接到了汉娜·阿伦特关于公共空间的内容。

过去几年，仲树把很多时间用于翻译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在《人的境况》这本书里，阿伦特通过古典城邦这一政治生活的形式，重新讨论了何为公共空间。在阿伦特心目中，公共空间是多元的，多元又意味着平等和人的独一无二性。在这个空间，人和人之间没有权力结构上的高低，而独一无二性意味着差异——人们有不同的人格，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

《人的境况》

著者：[美] 汉娜·阿伦特

译者：仲树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我们通常预设了公共空间是一个搭建好的平台，你上去表演就可以了。”仲树说，“如果没有差异，那其实没有必要说话，人们想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回声，因此冲突其实是一件好事。”在她看来，进入公共空间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敢，包括勇敢地捍卫自己。

表达不同观点需要勇敢；做自己、为自己负责需要勇敢；一个年轻的少数族裔女孩想在政治哲学学术圈立足，也需要勇敢。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仲树经常会显现出攻击性。仲树描述了一个学术圈的典型场景：在一场学术会议上每个人有10分钟的时间呈现自己的论文，人们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有多么正确以及多么创新，如果没有自恋的特质，你连博士都考不上。”

她说，“但凡你性格不强势，就没有话语权。”被社会规训的女生往往很难适应这样的模式，但是如果不捍卫自己，那么没有人听你说话。

读书分享会结束后是一场宴请。雅致的宴客包间里，白色的桌布上是玻璃做的沉重转盘，仲树右手边，是为这场活动穿针引线的文旅局副局长，再旁边一位则是这家民宿的老板，经营着家族的全球帽子代工企业，在这座小岛上拥有许多高级民宿。

一坐下来，一位中年女士转向仲树：“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还不错？我一开始听出来你对今天的活动有点不满意。”

仲树没有顺着这个台阶走下去，她说：“如果要从文旅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加强民宿的文化性，你纯粹把有名的人请过来、摆一个下午茶没有用的。首先民宿本身要有文化厚度，才能把读书人吸引过来。你不一定读很高端的书，可以讨论育儿的，讨论做饭、小海鲜……”她的雄辩风格再次登场，如果有人想说话，也跟不上她的语速。坐在仲树旁边的文旅局副局长笑意盈盈，边张罗倒水边连连点头，民宿老板也腼腆地听着仲树的谆谆教诲。

尖锐话题逐渐消融在人们的口腹之欲中，葡萄酒、花螺、和牛、滩涂鱼、黄鱼、梭子蟹等一一登场，仲树来到了东海小海鲜频道，在小碟子里倒好醋，边吃边夸赞，谈话变得融洽。随后，她好奇地问起了民宿老板的帽子产业和温岭的文旅计划。

饭后，一群人终于从席上退出。夜晚的小岛漆黑一片，天空繁星点点，海浪在远处轻轻地拍打，我们走向了民宿老板的帽子工作室。一个欧式的复古石头空间里，摆放着众多精致的草帽，众人团团围着仲树，她是今晚的中心，她自如地试戴着一顶帽檐有精致镂空的欧式草帽。人们夸好看，仲树心满意足：“老板，这顶送给我吧。” “当然可以”，老板爽快同意，随后她又看上了另一顶帽子，统统打包回家。

仲树在乌镇，戴着那顶帽子。

近乎鲁莽的自我实现的冲动

隔天早上醒来，我看到仲树在6点25分发来的消息。太早了，咖啡店、茶馆都没开门，她约我在她父母家喝茶。在小区门口，我远远看见她走过来，依然穿着舒服的运动短裤和棉质T恤。经过一个种着一些花花草草的小院子，开门进来，是一个常见的中式客厅，实木的桌椅，墙壁上悬挂中国古典字画，到处一尘不染。

坐下来，仲树早就泡好了茶，她的茶瘾是很小时候就有的。在记忆中，父母总会在茶室陪她一起玩。在那里，爸爸陪她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论语》《道德经》。上初中后，她和父母在茶室聊天辩论、斟酌大事。在离开家的那些日子，她也总会把想在茶室聊的话题记下，害怕忘记。

后来，当开始学习西方古典学的时候，她想到这个茶室的意义，“如果说市集是古希腊城邦的核心，在市集里和其他公民讨论政治是作为一位古希腊公民的精魂所在，那茶室对我来说就是家的核心”，这是一个公共空间。以至于后来在仲树有了自己的家之后，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把客房布置成茶室，一张茶桌背后是一面巨大的书架。在她看来，那是一个家里最重要的空间。

“茶室是我家最重要的房间。”

离家十几年，她的父母早已搬离了她从小长大的那个房子。在现在的新房中，仲树回来的痕迹，是客厅地板上多了一个瑜伽垫。回家后她一直打地铺睡觉，“这里没有我的地方，我是这个家的客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没有感伤，好像只是陈述一个理所应当的事实。

从有独立意识开始，她就隐约意识到，这个自己出生的地方并不适合自己。温岭是台州底下的一个县级市，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率先在这里腾飞，人人做生意、热爱赚钱。仲树的父母是其中的例外，他们通过读书从农村艰苦的环境中脱离，获得体面的工作，妈妈杨医生在医院儿科工作到退休，父亲则是工程师，下班后最沉迷的事情就是书画鉴别。

在仲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内向腼腆的男人，不喜欢应酬，总是回家跟她一起玩。他给女儿讲睡前故事，不亦乐乎地陪她玩幼稚的游戏。她最初的国学基础，就是从父亲那里耳濡目染得来的。那些周末到山里捞螃蟹、在家里骑在父亲身上扮演穆桂英出征的亲子时光，让她至今觉得童年“富足而幸福”。

仲树与爸爸。

她不是个省心的小孩，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显示出魔童天性。尚在幼儿园的时候，当打疫苗的医生以哄骗的方式帮她打针之后，她冲过去打了医生，质问医生为什么欺骗她，让现场的老师哭笑不得。小学时，她想当班级活动的小主持人，却发现原来其他家长都在贿赂老师，她也要求妈妈效仿，但杨医生的回应是，那你应该去自己争取。

杨医生一直是她“内卷路上的绊脚石”。仲树曾经主动要求上补习班，可杨医生认为，班级不是有一半的学生只会待在中下吗？如果你已经努力却只能做到平均以下水平，那又怎么了。杨医生对仲树唯一的要求，就是“能看到真诚地努力过”，她不认同很多竞争：“为什么要比别人优秀？”

12岁时，仲树主动选择去杭州上更好的初中，第一次离开家，进入了更为严酷的学习环境中，各种小麻烦也接踵而来。由于不知道数学作业格式，她的作业本被老师当场撕掉；当了班长后，让同学们提前十分钟下晚自习，也被老师批评；因为想家，想爸妈，焦虑以洁癖的方式呈现，“公共厕所很脏，宿舍地板掉满了头发，不想让别人碰我的私人物品”。

仲树形容自己的青春期底色阴郁。离家第一周，她每天一个人静静躺在宿舍床上流眼泪。她在日记本写：“现在只是一周，我已感到一种和绝望交织的希望。”

父亲发短信告诉她：“你要努力克服恋家心理，要记得我们永远爱你，你还要学会承受更大的困难。”母亲后来对仲树说，她离家去寄宿学校的那天晚上，父亲在她床头偷偷抹了眼泪。

杨医生的性格里没有多愁善感的部分，她用行动把伤春悲秋的仲树拉回现实中来。一个月之后，母亲来杭州看她，告诉她别人的头发没什么恶心的。她蹲下身子，用手把仲树眼里最脏的拖把头搓得干干净净。她告诉仲树，用双手、用劳动可以把一切脏东西清理干净。

仲树和妈妈。

在杭州，仲树第一次知道，原来书店还会卖闲书。她在晚上宿舍熄灯后、在厕所、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读闲书。第一次被抓住写检讨的时候，她正在看一本关于文艺复兴的书。

独立的意识在那个年纪已经有迹可循。第一次读到《苏菲的世界》之后，回到家里，她把父母召唤到房间里，说：“我鄙视你们，虽然你们都有不错的工作，但你们的思想永远不可能像我这样渴望深刻。”这对父母即便觉得不可思议，也没有表现出嘲笑的意思或试图打压。他们只是说：“那你来说服我们吧。”

也是在那时候，仲树得知最好的朋友有出国移民计划。那时她已经从书里读到，“在美国可以自由地学习哲学艺术而不用做题”。强烈的嫉妒心使她约谈了父母，请求他们让她也试一试，她甚至做了一个PPT列举留学的好处。她的父母同样感到迷茫，他们对出国毫无概念，而仲树从小擅长的是语文和国学，出国是否意味着把这些遗忘殆尽？

在石塘民宿的新书分享会后的饭桌上，仲树的妈妈杨医生也来了。她身材挺拔，依然保持着和年轻时候差不多的利落短碎发，说话总是喜欢笑，温和、笃定与率真并存在她身上。她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二，在电话里，仲树因为想要出国的事情和他们闹得很凶，“我们家这个的脾气就是不好讲话的”，但是等她周五到杭州去看女儿的时候，却发现她异常平静。她问仲树：“怎么今天又能心平气和了?”这个12岁小孩的回答让她至今印象很深：“既然我想出国，我觉得我没资格跟你闹，我不去成熟，怎么取信于你？”“杨医生说，“这（出国留学）是她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就冲着这句话，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她送出去。”

“我们家这个的脾气就是不好讲话的。”

席间，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放心得下呢？”杨医生用牙签把花螺肉从螺里勾出来：“那我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工作”。她热爱自己的儿科医生工作，这几年退休后，她开始热情地投入到老年大学的西医知识普及和儿童肥胖预防科普中。

当人们问起杨医生培养女儿的经验，她说，“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没把她带歪。”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仲树说，妈妈经常研读防止儿童犯罪一类的书籍。 在她的认知里，父母的教育是防止孩子变坏的最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他们对仲树几乎是“放养”。仲树说，“所以它就变成了对于自己命运的掌控”，从小开始，她需要对自己负起全责。她自己在百度上搜索如何出国留学，然后摸索到托福贴吧和SSAT（美国中学入学考试）贴吧，托福也是自学的，拿着一本红宝书从头背到尾。

一种近乎鲁莽的自我实现的冲动在推动着她。晚自习十点下课，她一般会提前一个小时把作业做完，接着拿一个方形的磁带机听新概念英语，一边听一边对嘴型默念，等十点钟下课了，就到外面对着空气，用英语描述自己的一天。周末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偷偷溜出去，在外面找外国人练对话。

这被老师视为不服从管教，宿管老师开始禁止仲树在晚自修学英语，她只好逃出去，在厕所学、下楼学。后来，她开始在所有课上偷偷学英语，成绩从年级第1掉到第80名。

老师说她没有集体荣誉感，父母反而不着急，他们觉得“你最近很好，很有干劲”，然后默默准备好后路，帮她报名一所职高——如果上不了美高，还能有职高上。没有了东亚家庭的压迫，她把本可能用于反抗家庭压迫的力气，都用在“折磨”自己身上，“但凡他们压迫我了，我肯定会进行暴力反抗，暴力反抗肯定会特别难看。”

自由的责任

拥有自由的同时，自由的责任也启动了，“独立自主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而且很恐怖”。12岁时，仲树在日记里写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依靠着爸爸妈妈了，难道这一辈子我都无法再依靠着他们么？可以一个人走下去吗？”

初二的时候，因为学英语的事情，她和学校闹得很僵。她向父母提出要一个人出去外面住，妈妈真的给她在学校旁边的城中村租了一个单间。厕所是房东在阳台用铁皮搭出来的，下雨的时候漏水，冬天的时候风往里面灌，而等她晚自习回来的时候，另一个隔间里的两个打工的姑娘基本已经把热水用完了，她只能用冷水洗澡。冬天的棉毛衫泡进水里很重，水冰凉，她边洗边哭，还不忘背单词。树不是一天长成的，“那时候没进过社会，胆子小，很傻”，楼下其实有房东的洗衣机，但她不知道如何开口。

除了努力学英语，留学之路上，她也没有请中介，申请信是自己写的，之后在淘宝花了200元请人帮忙修改语法就寄出去了。收到面试通知后，去美国所有的行程、机票、旅馆都是仲树安排好的，杨医生说，“我们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好了。”

等到真正来到美国私立高中，她才发现，原来北京的精英小孩从小就开始规划出国，他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相比之下自己简直“见识短浅”，但是多年后当她用一种过来人的眼光来看，她开始感到庆幸，“但凡你见识多一点，完蛋了，你就会发现你不可能竞争过人大附中的孩子”。

没有攻略，也没有眼花缭乱的信息，考托福没有刷题，写申请信也没有套路，她只能靠自己的见识去做判断、走出一条路来，当然，别忘了，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直到如今，她依然习惯这样的方式。

2012年，当仲树第一次进入美国预科格罗顿学校的时候，她发现这是一个纯粹的白人学校，里面只有6个中国人，且来自中国大城市的精英家庭。当时的环境不像今天，美国学校不包容也不多元，这迫使她必须融入。

仲树高中毕业。

语言当然是一大难题，一开始她的英语磕磕巴巴，没有人愿意搭理她。有一次，她的室友，一位金发碧眼、身高一米七五的白人女孩穿了一条裙子问她，这条裙子好不好看。仲树想都没想就说，“这个裙子有点显胖”，这是中国人的日常思维习惯，那时候她还不知道，美国人的社交礼仪是花式夸夸。

后来，她发现一群白人女孩建了一个推特账号，名字就叫做“shit某某某（仲树的名字）”，在里面记录仲树的言论，包括“go die”等中式英语。仲树没有太困扰，甚至觉得开心，因为“他们终于理我了”，“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他也不包容你，你就必须要改变你自己”，这迫使她在4年更快地适应、了解和观察美国文化。直到长大后，她跟这些女孩的关系变得很好。

相比起白人对她的排斥，她觉得学校的中国人小圈子更难以融入。“阶级差异太大了”，那些孩子们第一次见面便自报家门，介绍自己的高中，人大附中或是北京四中。她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要介绍自己的高中，后来她知道了，自己来自温岭，根本没人知道，也没什么好说的。在这些同学的对话中，仲书第一次知道马术、冰球这些运动，他们从小学习外语，英语流利到没有口音。一到放假回家，他们坐商务舱，她坐经济舱。她没有为此自卑过，真正让她自卑的是英语。英语太差了，课程跟不上，“没人喜欢处在劣势中”，从县城到美国高中，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样本，她对于接下来要怎么做常常感到迷茫。

这所美国私立高中，有正统的古典语言学习的传统，她开始拼命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甚至自己选修了法语。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她与一众古希腊罗马哲学家打交道，从色诺芬到普鲁塔克再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在这些美国人的外语课上，她找到了和本地人平起平坐的尊严。她说自己不是天才，学习全靠苦读。

仲树在高中学古希腊语的笔记。

“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

过去三四年时间，仲树形容自己“高产如母猪”，在高校任教之余，她翻译了五本书，包括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的《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汉娜·阿伦特的两本著作和诗集、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政治讽刺小说《这不可能发生》，还和朋友赵宇飞一起翻译了卢梭的书信集《我是一个好人》。

一年里，她几乎有十个月的时间深居简出，每天睁开眼睛，唯一的生活就是在书房里读书和学习，不旅游、不玩也不休息。书房的生活极其刻苦，却也给了她人能够抵达的最深处的自由。“我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太有意思了，比如翻译，我可以一直坐十几个小时不抬头”。此外，她在家里做瑜伽、俯卧撑、倒立，强健体魄从而得以维持高强度学习。

读书学习与锻炼。

她不喜欢购物，成名了之后，品牌给她寄来各种东西，从头到脚，“他们给我寄什么，我就穿什么”，她给我展示了手上戴着的三个戒指和手链、手提包，包括包上的挂件，都来自品牌赠送。”从小到大，她留着几乎没变化的波波头，这并非什么顽固的时尚偏好，仅仅是这样的发型最省心。

“我在工作上倾注了我所有的热情，导致我对生活细节其实没有什么热情。”包括对朋友，“我不会给朋友提供情绪价值”。在翻译期间，仲树在美国的好朋友脑雾哥因为狗死了很伤心，约她出来吃饭，她拒绝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处于一个不负责任的状态”。还有一个朋友因为申请学校失败了，约她出去，她也拒绝了。有朋友提议在友谊周年纪念日买蛋糕庆祝，“这个事情太恐怖了”。有些人慢慢不再是很好的朋友，一些朋友，比如脑雾哥，在被拒绝后大喊“仲树是个冷血的女人”之后，慢慢接受了好朋友就是这样。

15岁的时候，刚抵达人们向往的自由彼岸，生活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向她展开。每一个岔口，看起来都如此诱人。

高一那年，高中学校的老师组织他们到巴厘岛进行实践活动，从那开始，每年暑假，她都会在巴厘岛待满3个月，打零工赚够生活费之余，还有大把时间，日出去山里做瑜伽、去河里游泳，穿着比基尼光脚骑摩托，周五晚上去市中心的瑜伽中心yoga barn跳迷幻舞，去海里冲浪，和17岁的德国冲浪教练谈恋爱。在那里，她体验了人生的很多第一次。那时候，她觉得这就是自由的生活。

巴厘岛的自由游民们，喜欢在yoga barn跳迷幻舞的狂欢。在一个空旷的大草坪里，一群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在某种平静的音乐中，所有人像野草一样摇摆、高歌、劲舞，放开一切束缚。直到狂欢结束，所有人都累瘫在地上，甚至大哭出来。那一刻所有人都感觉到一种没有任何压迫的极致的自由。有一天，她突然被一个中年男人搭讪，那时候她只有十七八岁，她突然很想问：为什么这个中年男人也会在这里？那个男人的回答是：自由。

So what？她突然感到一阵虚无，对于受压迫的人来说，这样的自由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追求的自由，仅仅是失去一切束缚吗？如果是这样，我才十七八岁，人生已经到头了。为什么还要再活四十年，达到这个老男人的境界呢？”这是她最后一次去跳迷幻舞。

十六岁在巴厘岛。

以赛亚·柏林提出“两种自由概念”，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一个人可以有不做什么的自由，而积极自由，仲树在播客里举了两个例子：当自己的肱二头肌有力量的时候，就有了做俯卧撑的自由，而这种自由需要通过每天的练习获得。而当自己通过日以继夜的苦读，从而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时候，就会拥有读它的自由。

刚读大学时，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让她感到晦涩难懂，难免郁闷。有一次下课在走廊闲逛，她碰到了一位对她来说至关重要的老师。他们在原地聊了起来，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之后，她总是找这位退休老师聊天，聊在学习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上至形而上学，下至生小孩会不会成为精神独立的阻碍物”，她都会和这位老教授“辩一辩”。她在一篇文章里写，“我在这样的谈话中渐渐成长，暗自决定我愿一辈子过这样的人生”。

也是那时候，她发现自己对巴厘岛的那种自由生活没了兴趣，即便朋友拼命撺掇也不想去，她突然觉得，真正的自由是在书房里与哲人对话。在大三那年，她已暗自决定，“本科毕业就读博，最好可以在大学里待一辈子。”

书房。

当生活给你扔屎

你能做的是把它埋了，继续种花

仲树遇到她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男人，是在一个实习智库举办的晚会上。

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发言后，仲树举手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晚会social时，她随意地问一个年轻男子对自己刚才那个提问有什么看法。那个男人的回答让她惊讶，他说：“你浪费了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要是我，我会问她如何看待黑格尔对法律的观点。”当天晚上，他们就各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之后，他们经常约出来抽烟喝酒，谈天说地。大四的时候，她从本科直博。她在一篇博文里写道：“我决定用余生和这个和我争论的年轻人继续吵架。”博士第一年，他们简单地结婚了。

二十几岁时，他们都是鄙视公序良俗的尼采追随者，认为公序良俗只是用来束缚佣人的，因此历史上有那么多道德上充满瑕疵甚至败坏的哲学家。慢慢地，这种想法发生改变，他们开始相信，“一个完整的人，不光是一个追求真相的人，也是一个为了值得奉献的人由衷付出的人。”正如仲树在大学第一年感到震撼的那句来自康德的话：“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结婚的时候，他们都抱着这种赤诚的理想。

在得知前夫出轨了自己最好朋友的时候，她说，那种感觉不是伤害，而是对这个男人的鄙夷，“原来他不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这让她感到些许释怀，原来不是因为自己太强势太独立，而是“他没有自制力，他比我想象中弱小得多”。

（图/电影《The Way We were》）

出于伤痛和切实的经济需要，她开始在网上更多地表达，她的播客也在那之后更加频繁更新——离婚时，前夫从她这里要走了房子一半价值的现金，之后，她收到了两份起诉书，前夫分别在美国和中国起诉她，并要求她赔偿40万美金。她忙于做法律咨询、请律师，进入漫长的自证，为此欠了8万美金。

不仅如此，前夫还在仲树所在的大学举报了她造谣自己，她的工作因为举报调查中断了6个月。她说，自己像一个“逃犯”，她失去了大学安静纯粹的学术工作，所以只能“换个地方讨论那些我感兴趣的东西”，播客成了她表达的地方。

而经济压力摆在那里，“不能再向学术界讨饭了，必须做出改变”，她开始更频繁地在小红书和播客更新内容。 “那时候过好我自己的生活都是艰难的”。很长时间内，她需要每天花三四个小时读律师给她的资料、去翻看从前恩爱的证据，来举证自己并没有造谣。也正在那时候，她对美国高校的DEI和司法体系的冷酷一面有了切肤体会——她需要不断自证，律师费按小时收取。

整整三年，她没有自己在餐厅吃过饭，每顿饭自己做。因此有了“做鸡如何帮我反思现代性”的一期播客。瑜伽馆的会员买不起了，她就去瑜伽馆打工，以此减免费用，因此她又有一系列播客，分享“运动如何作为一种抵抗”。

她养成自己做饭的习惯。

那是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冲击。她不想接受朋友的安慰，也坚决不看心理医生，一个人收拾自己碎掉的生活，“因为安慰其实只是一种心理作用，被人温柔地抱在怀里，一想到这个场景，我就起鸡皮疙瘩，让我感到自己非常弱小”。

翻译古典哲人普鲁塔克的著作让她获得醍醐灌顶的力量，“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普鲁塔克说，有智慧的人，就像是蜜蜂，能够从百里香这种最辛辣、最干燥的植物中提取蜂蜜，常常能够在最不利的境遇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像小时候遇到事情，父母总以讲道理的方式让她面对一样，是思考的力量，让她把自己从泥沼里拔了起来。

2025年年初，当前夫最终撤诉的时候，官司已经整整打了14个月，她有一种终于翻篇的心情。很多人问她，“你为什么不去报复你的前夫？”她当然想过这个问题，当处理完现实问题之后，她发现自己“野性的复仇情绪”就会升起，她想到无数种报复的方式，在某一刻，她突然间意识到，她竟然对昔日感兴趣的活动、讨论，和朋友的聚会都失去了兴趣，这种情绪正在毁掉她的生活。有律师告诉她，如果想继续追究，可能要在这个事情上继续耗费两倍的时间，还有金钱。

她开始问自己，“我有这么在乎这个事吗？”她说，今天人们可能想看到爽文故事，但是“最后它伤害的是自己”，“人们觉得《基督山伯爵》是世纪大爽文，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他报复成功了，一辈子也浪费了。我不想过这样的人生，我有别的事情要做。”

（图/《基督山伯爵》1998）

与此同时，她的播客订阅量持续上涨，小红书也有了几十万粉丝，那时候她欠的债也基本已经还完了。“如果生活扔给你很多屎，我不想抱怨，我就觉得OK，生活扔给你屎，你能做的就是赶紧把它埋了，自己接着种花。”三年后的今天，当她再讲起这些事情，就像在评论别人的事情。

很多朋友在事后告诉她，下次不要再轻易相信别人了，要精明一点。有人告诉她人们通常不会把闺蜜介绍给自己的老公，她不以为然，“下一个认识我的人，依然会拥有我全部的信任，因为对我来说信任别人的生活是美好的，我会接受未来可能会被再次伤害，我承担风险。我没有什么期待，所以不会害怕。”

勇敢，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列出的首要的、最基础的美德。早在12岁离开父母到寄宿学校开始，她就隐约地预感到接下来人生的无尽的独自航行已经开始了。接下来，那个叫做“家”的港湾会越来越遥远，她必须勇敢。

在翻译汉娜·阿伦特的时候，仲树想象着，阿伦特从28岁起，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德国逃脱去到法国，从法国集中营逃脱后远渡美国，10年漂泊，她却从没有放弃过严肃的思考。

在最近一次和姜思达对谈的活动中，她提到了“年轻人的奥德赛时期”。她说，奥德修斯所遭遇的困难恰恰来自于他过剩的好奇心，不是由于他缺乏目标、焦虑，他恰恰是一个背负着强烈责任感的人。奥德修斯的好奇心过于旺盛了，他非要去一个岛上，看看人家独眼巨人在干吗。

以下是与仲树的对话：

“没有扶手的思考”

《新周刊》：从待在象牙塔到成为“明星学者”是什么感受？你怎么看待走红、学术圈饭圈化？

仲树：当一个人说我好喜欢你的播客，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感到兴奋，当你听到八百遍的时候，你就只能假装兴奋。在新书活动上，可能很多人来看你一眼就很开心，但是我自己不太享受被别人当成明星、排队来参观你的感觉，我更享受三四十个人在一个独立书店里聊天。

在新书活动上，有人会小心翼翼地问你，树老师，请问我可以和你说话吗？我很讨厌这句话。你可以落落大方地跟我说话，我只是一本书的译者，我说出了一些你认可的观点，我们是平等的。我喜欢我的活动上会有很多刺头，她预设了你跟她是平等的。这种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喜欢被问到这种问题，总比那些“感谢您”“我崇拜您“的告白好。

我完全无法阻止别人对我产生这种我不太稀罕的迷恋和崇拜。我能做到的是问心无愧，别人崇拜你不意味着你要去利用这种崇拜，比如我做出一个玩偶出来让你去买，我不提供情绪价值。饭圈文化培养不成熟的人，让人无限地停留在童年，至少我可以不参与这个趋势。

我也不能让外界完全改变我，一旦我完全敞开于世界，我不仅会把我自己累死，而且背后还有一些会把你庸俗化的力量。现在我甚至在刻意减少曝光度。虽然你看到现在我有很多活动，但是你不知道我同样拒绝了很多。流量会让你吸引来一些很奇怪的人，一些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喜欢你的人。不是说我讨厌“流量”这个词，只是它把人完全扁平化了，我想要吸引的是能够跟我对话的人。

我的朋友脑雾哥说他加到了一个小红书的古典钢琴群里面，里面的人整天让他发视频弹短视频神曲来吸引流量。他说，这样你吸引来了一群对古典音乐不感兴趣的人，有什么意义？

小宇宙和小红书的运营确实来建议过我，但对我来说就是耳旁风。我（对传播）做的唯一妥协是我的标题非常哗众取宠。

“独树不成林”播客文稿。

《新周刊》：你分析过自己走红的原因吗？

仲树：我也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能获得这么多读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提供了一种反差，这是一个蔫儿了的时代，而我是一个看起来特别有活力的人。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确实把自己投射在我身上，我代表了某种他们不敢去跟世界对抗的姿态。我不筛选照片、不修图，我拒绝很多活动，你不要把我拉过去做表演，这种事哪怕会给很多钱，我也不会去的。

我成名了，绝大多数的原因还是这个时代渴望我这样的人来给大家提供一些镜像，他们可以以我作为锚点，去反思处境。现在美国也是这样。在经济上行期，只要你敢借钱你就能赚钱，那个时代其实大家是不思考的，现在人们会开始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般思想家在这个时代就会变得特别活跃。

不红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现在在上升期，也会有下降期。我甚至非常期待的是看到“独树不成林“如何走向衰落。我红不红是时代赐予我的东西，等所有人都去忙着赚钱了，大家不关心思考的问题了，我还是会这样子。

《新周刊》：你从十几岁开始在博客写作，到后来在知乎表达，都是某种匿名状态，到现在来到了小宇宙，小宇宙本还算小众，但是随着关注度变大，你几乎将自己暴露在公共场合，并且是以某种无所顾忌的姿态，在这个舆论汹涌极化的当下，未来你会往回收一点吗？

仲树：我对成名没有任何眷恋，也没有维持名声的欲望。我十几岁开始在博客写作，后来在知乎表达，是因为教育体系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我在现实生活没有可以认真讨论的人，所以只能到网上寻找读者。“独树不成林”也不是一个经过策划的媒体项目，只是我大声思考的地方。小宇宙原本相对小众，我在那里感到自由。现在关注度越来越大，这种自由反而受到了损害。出圈以后，很多人不关心我说了什么，只想知道我属于哪一个阵营，再根据一个片段、一张照片或者关注列表给你定性。在这种环境里，持续暴露自己很容易从表达变成表演。

我真正渴望的只是拥有足够的自由和时间，过一种以思考为中心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一定的钱来维持，但其实不需要很多钱。我不热衷消费，只要能够支付住所和基本生活，我可以在书房里过得非常满足。名声如果能够帮助我换取这种独立，我会使用它，一旦它开始吞噬我的时间，我就会放弃它。所以我随时准备从网上消失和撤退。播客衰落、流量离开，对我来说不是失败。我的现实生活中已经有足够多的朋友，我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充分的友谊和智识满足。我宁可重新变成一个没有人认识、每天安心读十个小时书的人，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为了维持知名度而歇斯底里地表演某种形象的人。

在山西黄土高坡。

《新周刊》：你在播客说过自己没有处在一个“稳定的知识群体”中，可以理解为你的输出的内容和观念、判断从来不被某些群体、政治光谱束缚吗？

仲树：不是说我没有政治光谱，而是说它很难被语境定位。我不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坐标和价值体系里，因为我会讲的语言太多了，我同时生活在德国学界、美国学界、中国学界。当你的游动的海域过于广泛之后，东南西北都不同了。

用今天的男女思维来看，普鲁塔克是个爹味男，他的一些观点就是落后的，他会说你不要像女人一样。但与此同时你把他放到他那个语境里面来看，他又是非常开放的一个男性。所以说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者，你对别人也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

为什么说我拒绝任何主义对我的捆绑？我不会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我不会说我是一个任何主义者，因为这些主义在其他的语境中变得没有意义，这些（标签）很多时候是拿来讨好别人的。比如阿伦特也拒绝被贴上女性主义标签，什么“美国学界唯一的女性思想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看待女人的方式。

我知道很多人最想听到什么，但我就是不表态，去站队就是停止思考，你站队了，就给自己定性了。如果你追求真正的开放性，你就必须要牺牲表态。

《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

著者：（古希腊）普鲁塔克

译者：仲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周刊》：你是怎么做到如何高精力的？会有感到疲惫的时候吗？

仲树：比如说现在聊着聊着我感觉到累了，我就会把你赶走了。这几个月是我的例外状态。在学校，我保持高精力工作的一个原因听起来也很朴素——我不通勤，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只需要17分钟，所以每天回到家我还是感觉精力饱满。

我这么有活力的重要原因是我在跟世界进行对抗，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我就真的不做，如果不去强硬地捍卫你自己，你就会被他推着去做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就处在被拖累着去做很多事的状态，考公考研考编，在职场里面卷，把你放在一个不停刺激你、压迫你的环境，还想着高精力不太可能。

我现在算是大半个自由职业者，没有人管着，我可以听我自己的。我的高精力其实还是在于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想做的。我也会有工作无聊的时候，但大多时候我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太有意思了，比如翻译什么的，我可以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我很理解很多人不喜欢他们的工作，这时候你要求他们不要刷小红书是不可能的。

在家门口，静态的一天。

《新周刊》：这几年，“夺回主体性”成了年轻人的口头禅，一方面是人们在权威压制下的觉醒反抗，但另一方面，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人捍卫自己的结果，是建立起自己心灵的壁垒，不接受与任何异见的交流，也不想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我不听我不看”。从哲学角度，你如何看待“主体性”？你也多次提到“做自己就是捍卫自己”，那么这个“自己”是什么？

仲树：我很讨厌“夺回主体性”这个说法，因为它在哲学上不仅庸俗，而且逻辑错误。主体性（subjectivity）对应的是客体性（objectivity）。它首先描述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结构：世界作为客体向我呈现，而我作为主体感知、判断并理解它。它不是一件原本属于我、后来被老板、父母或者社会抢走的财产，因此根本谈不上夺回。只要一个人仍然作为“我”经验世界，他就处在主体的位置上。哪怕他服从权威、随波逐流，甚至完全被算法操纵，他也没有“失去主体性”。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他的自主性受到压制，判断能力没有得到发展，或者他的行动能力遭到剥夺。“夺回主体性”把 subjectivity、autonomy 和 agency 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一种很廉价的自我鼓励。

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涉及主体如何凭借自身的认识形式组织经验。黑格尔更进一步，主体不是一个封闭在内心的、现成的“真我”，它必须把自己外化，在与客体、他人和世界的冲突中重新认识自己。换句话说，主体性恰恰需要客体性。没有一个与你不同、甚至反抗你的外部世界，主体这个概念本身也无法成立。

所以今天很多人所谓“夺回主体性”的方式是我不听，我不看，我拒绝一切异见，这实际上是在取消主体性成立的条件。他们把所有外部声音都理解成侵害，最后躲进自己的感受里。一个人只剩下主观感受，并不代表他的主体性特别强，只能说明他的判断失去了客观对象和现实检验。

现在网上整天有人让你做自己，资本主义喜欢把做自己包装成好像你去买一条小裙子、剪个短发，你就能做自己。但是在我看来，捍卫自己才是真正做自己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人格显现在公共空间、抵御外界对他的侵蚀，甚至对这个世界做出某种抵抗，彰显出自己和世界真正的区别，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我说做自己就是捍卫自己，捍卫的也不是一个神秘、固定、永远正确的“真我”。我捍卫的是自己进行判断、说明理由和承担后果的能力。我可以拒绝别人替我判断，也必须允许现实反驳我。这个“自己”不是从世界那里抢回来的，而是在与世界持续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真正的主体性不靠封闭自己完成，反而要求一个人进入客观世界，面对异见、接受检验，最后仍然能够说：这是我的判断，理由在这里，后果由我承担。

在理想国办公室。

《新周刊》：你说冲突是对话的起点、友谊的起点。你和身边非常要好的朋友之间是怎么吵架的？

仲树： 我知道你说的冲突是什么，像县城里经常看到站在大街上面红耳赤地争论，最后变成互相攻击、破口大骂。我和朋友之间会发生观点的冲突，有些人能够被我说服，也有很多时候无法被说服，没办法说服也可以做朋友，我一般就是语气激动，但是我不会跟别人进行失控的吵架，我觉得那是很丑陋的。

比如我朋友有时候会说你就是乡巴佬，但前提是他没有恶意，是一种调侃，我是一个非常可以被调侃的人。但有些朋友是不能说的，所以他们跟我的关系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亲密，跟我关系好的朋友的标准不是他们是否同意我，而是我们的开放程度是多少。脆弱的人可以相互做朋友，他们的友谊就会变得非常精致而小心翼翼。

《新周刊》：在什么情况下你开始翻译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你为什么对她感兴趣？在翻译过程中，让你最受影响或者触动的是什么？是否感觉到她和你生命的某种连结？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中国最适合翻译阿伦特的人？

仲树：我对阿伦特的兴趣首先来自政治哲学训练，阿伦特讨论的问题是我长期关心的问题。政治哲学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语言训练。我在美国高中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大学及博士期间又系统学习德语。阿伦特虽然是二十世纪思想家，她的概念世界却建立在古希腊和罗马传统之上，又不断与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话。她用德语形成思想，流亡美国以后又长期用英语写作。要翻译她，不能只是“英语很好”或者“中文很优美”，还必须知道一个概念从希腊文、拉丁文进入德语和英语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她又在和哪一个思想传统争论。

所以我说自己是中国最适合翻译阿伦特的人，不是说我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我只是对自己的学术训练作出了一个事实判断：我同时接受过古典语言、现代欧洲语言和政治哲学史训练，也能进入英语与德语学界，理解阿伦特与古典政治哲学、德国观念论以及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中国很少有人恰好同时具备这些条件，而我又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时间。

翻译过程中，非常触动我的是她说的“没有扶手的思考”（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任何主义、身份和政治阵营都可能成为扶手，替你预先决定应该说什么。阿伦特拒绝让这些东西替她判断。这当然和我的生命产生了连接：我也不愿意为了获得某个群体的接纳而交出自己的判断。但这种连接首先是学术上的，然后才是个人的。她给我的不是安慰，而是一套更准确地理解公共世界、宽恕和重新开始的语言。国内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反对我的译法，但应该拿原文、术语史和思想史来反对，而不能因为我说话不够谦虚，就假装所有译本都同样好。

汉娜·阿伦特，1958年（图/Barbara Niggl Radloff - sammlungonline.muenchner-stadtmuseum.de，CC BY-SA 4.0）

《新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吗？

仲树：我此时此刻在实现自我，这是我能够做到最好的。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答案，但凡我对自己有什么期待，那结果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没有具体的规划，所以我不焦虑，哪怕我不坚定的时候，我仍然谜之自信，觉得这是一个走得下去的路。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预设，我不一定要成为名人。你看我做播客，也抱着一种想看它如何衰败的心态。

（除标注外图片均来自仲树小红书@鬼鬼祟祟的树）

校对：遇见；排版：陈韦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