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闪耀时》:过去如何拯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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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闪耀时》:过去如何拯救未来?

由吴磊、黄渤、高叶主演,在暑期档留下过惊鸿一瞥的电影《群星闪耀时》,仍是国内院线未来最值得期待的电影之一。

在国产硬科幻的门类里,《群星闪耀时》都是一个奇异的存在。这既是因为它像《三体》那样,将看似不相干的天体物理与历史年代做了有机结合,也是因为在主题的开放性上,它天衣无缝地兼顾了两种对冲的观念。

从电影的两位“舵手”身上,你就能窥见这种端倪。

总策划王红卫最知名的监制作品,是《流浪地球》,支撑“中式科幻”的精神内核,是闪烁着集体主义、计划体制光韵的宏大叙事。

监制黄建新的导演代表作,则是以《黑炮事件》为代表的“先锋三部曲”和以《背靠背,脸对脸》为代表的“都市三部曲”,社会学观察的背后,是第五代导演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

当然从实际效果来看,主创将两者结合得很好,让不同的观众都看到了自己心中的答案。

往日今昔

《群星闪耀时》的高概念,其实是一个“过去拯救未来”的反常设定。

“2035年,三名中国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指挥中心彻底失去联系。就在希望破灭的绝境中,意外收到一条来自1970的神秘信号,他们该如何求救?隔着65年的科技鸿沟,过去能否拯救未来……”

按照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未来一定是领先于现在,更是全面地优越于过去,但在这部电影的剧情里,由于太空飞船在粒子风暴的干扰下进入虫洞,意外地与65年前的时空相遇,“一穷二白”年代里的科学前辈,成了星际迷航者唯一的希望。

电影的重心,不是论证哪个时期的科技水平先进,因为这一点不需要论证。创作者真正的表意,是突出过去与当下之间始终存在联系。

换言之,历史既没有终结,也没有断裂,而是以或明或暗、似有若无的形态延续至今,历史的某个部分,可能孕育了现在,也可能埋葬了未来。如何理解“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关系,决定了对这部电影最基础的观感。

在这一点上,英国诗人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里写下的那句话,是一把快速穿透剧情的钥匙: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

艾略特的意思是,所谓历史,不过是循环;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这听上去非常抽象,但它就像广义相对论里的虫洞,不乏来自科学领域的相关佐证。有句话讲“科学的尽头是哲学”,而牛顿、爱因斯坦、海森堡等一大票人类历史上的顶尖科学家,同时也的确都是哲学的坚实簇拥。

科学与哲学,从来不是对立的,正如历史很多时候可以作为现实的镜像。

套在《群星闪耀时》的剧情中,20世纪70年代的科研工作者赵吉虎(吴磊饰)第一次接收到郑同舟(黄渤饰)等人发来的求救信号,面对众人讲的那句“我们很危险”,就是一句巧妙的互文,这句话也堪称全片的点睛之笔。

表面上看,这五个字是未来的宇航员发出的,是老郑们在求救,而赵吉虎只是转述了老郑们的求救内容,但创作者在这里的用意,似乎既是让赵工提醒同仁——“咱们所处的时代很危险”,也是在提醒观众,片中赵工所处的时代很凶险。

天体物理学中的时空折叠概念,在整部影片中的作用也绝非闲笔,而是被形象地喻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就像时间可能会被扭曲,历史上经历过的波澜动荡,在条件齐备的情况下,亦有再次重演的危险。

卡尔·马克思早有言之:“历史是会重复的。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遗世独立

用一个词形容主人公赵吉虎的人格,便是平凡而不平庸。电影对此也有着诸多展现。

一处是为了给首长演示老郑等人遭遇的虫洞,赵吉虎遍寻工具无果后,扯下了印有革命标语的巨幅红布,将后者铺在桌面,为此遭遇了领导的严厉指责。

从这处细节,可以看出赵吉虎心思单纯,缺少“政治正确”这根弦,他身上的冒失轻率,足以在特殊年月招致严重后果。

但赵吉虎之所以那么做,就说明在他的价值体系里,解决实际问题是比“讲政治”重要得多的事情,那些旁人看来需要绝对服从的,在他心里其实不具分量。

对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科研工作者而言,独立思考能力是必要条件,而独立思考的前提,是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电影中另一处剧情,无疑是对这一点的深化,那便是赵吉虎在众人热烈庆祝时冷静反省的一幕。

这一幕拍得很好,拍出了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既视感,这样一种不屈从于情绪而臣服于理性的忧患意识,在国产电影里很少见,会让人很自然地想起诺兰的《奥本海默》。

当然,不偏听偏信,基于专业逻辑,保持独立判断,无论是在狂暴酷烈的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专属于极少数人的禀赋。

赵吉虎所处年代的酷烈,是通过李乃文饰演的领导李惠穷来体现的,后者针对赵吉虎的言辞,不乏上纲上线式的指责。

但通篇而论,编剧对于李惠穷的设定,还是突出一个“雷声大雨点小”,即主观上没有“对人不对事”的恶意,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借题发挥”,他的严厉和责难,甚至可以理解成对于单位小白的保护。

这种对于狂暴背景的淡化,是创作者为了完成创作必须掌握的技巧,也是我们作为观众可以理解的——虽然在反映历史这件事上,哪怕差了一点,其实就是差了全部。

例如在一个虚构的赵吉虎背后,有着无数个真实的赵九章、萧光琰、姚桐斌们,这些归国科学家曾如群星般闪耀,也在同一时段相继陨落。

只有洞悉了这一切,才能真正明白在影片那巨大的历史留白里,当年最大的困难和不容易是什么。

古为今用

在《群星闪耀时》里,赵吉虎给坐标纠偏的关键,是他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和我们是反的”。

这句承上启下的台词,其实大有韵味,它增加了理解这部电影的第二个层次。

如果说第一个层次,意在强调过去与现在的连结,这第二个层次,则是提醒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现实可能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至于过去和现在的差别,并不仅仅取决于新旧程度,更本质的不同,是在人的意识、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上。

外在的物质世界,是浮于表面的浅层;内心的精神世界,才是世殊事异的深层。

毕竟社会的进步,终究是由观念所推动,而不是由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演化天然触发。后者加起来,也只是社会进步的不充分必要条件。

因为从根源上说,正是不同的观念,决定了这些东西是否能得到发展,往哪个方向发展,以及最终能发展到哪一步。

人们遗忘历史教训的速度,总是快于对历史经验的铭记。

赵吉虎强调的那句“世界是反的”,既是历史经验,也是历史教训,很多在后来人眼中稀松平常的事情,如小到听一首歌、穿一种衣服、染一个发型、看一部电影,从前的人去做,都要遭遇无尽的阻力。

因此,以当代的生活经验去简单代入过去的日常,就变成了最典型的刻舟求剑,由此得出的历史印象,多半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是一厢情愿的稚嫩想象。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会对数学、物理、化学这类自然科学的笃信者们寄予厚望。

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为它赋予了一份超越性,它的直白与纯粹,如同一把“以不变应万变”的标尺,在人文精神和社科理想已经千疮百孔之后,它尚能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来验证不同时代的观念水位,映照不同时代的精神面貌。

有些时代,是实践大于理论;有些时代,是理论压倒实践。

就影片本身来说,《群星闪耀时》是一个过去拯救未来的故事,就现实意义而言,《群星闪耀时》是一个过去启发未来的故事。

可究竟是过去的什么启发了未来,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声令下搞动员;还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尊重知识分子,每个人或许有不同的答案。

虽然从镜头语言上看,不分昼夜的“手搓计算”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其中蕴含的感性效果也不言而喻,但无论是依据史实,还是深入剧情的内核,就不难发现创作者的另一番表意:真正让一个社会脱离险境的关键,是求真务实的精神。

路径和方法如果错了,再大的努力也是南辕北辙。如同在走路之前,要把鞋子里的沙砾倒掉,在倒掉沙砾之后,要看清前行的方向。

鲁迅曾说,我们不缺埋头苦干的人,也不缺拼命硬干的人,那我们缺什么样的人呢?《群星闪耀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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