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驻日记者李淼：让彼此听见彼此

在机场一家便利店，李淼买了几瓶水和一些食物。这是她每次进入灾区前都会做的事。

2024年元旦，日本能登半岛发生7.6级地震。第二天一早，她和同事赶往灾区。作为凤凰卫视驻日记者，李淼深知，进入灾区以后，停水、停电、交通中断都是常态，采访团队必须自备物资，“这是为了不给灾区添负担”。

进入震中并不容易。余震不断，道路塌陷，山体滑坡，部分路段只能单向缓慢通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一些村庄因为道路中断，与外界几乎失联。抵达避难所后，李淼发现，受灾的日本民众最缺的不是食物，而是信息。不断有人围过来问她：“道路什么时候能通？”“外面还有什么消息？”

那一刻，她意识到，在灾难现场，记者不仅在记录信息，也成为信息流动的一部分。

〓 2024年1月，李淼在能登半岛地震灾区采访，分享一手见闻。

这样的现场，李淼见证了近二十年。几乎每一次牵动中日舆论的重要事件，她都身处第一线，从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事故，到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再到不计其数的各类选举，李淼始终站在新闻发生的现场。通过她的镜头，中国观众看见日本政坛更迭，看见灾区废墟，也看见普通人的生活。

过去近二十年间，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两国社会对彼此的认识越来越容易受到情绪和立场的影响。社交媒体放大了部分观点，也压缩了理解彼此的耐心。李淼一次次赶往现场，通过一遍遍核实信息，试图将事情的原貌展现出来。“我希望把一个真实、复杂、不被简化成符号的日本，带给中国观众。”李淼说。

独自撑起东京支局

李淼生于吉林省，小时候的梦想曾是当一名外交官。16岁考上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还在社团做过广播电视主播。来日本后，李淼进入庆应义塾大学，师从日本著名政治学者小岛朋之。从硕士到博士，前后近八年学习，李淼一直专攻国际政治与中日关系研究。

赴日求学期间，正值中国高速发展，中日关系研究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庆应大学鼓励跨学科讨论，不同背景的师生经常围绕中国、日本与东亚问题展开交流。

庆应大学的毕业生自称“塾生”，他们遍布政界、商界和学界，并以校友组织“三田会”维系着紧密联系。李淼后来在采访日本政界人物时，这层校友关系往往形成助力。校友间天然的亲近感，能为她顺利开启一场对话。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便是庆应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采访时，他总会兴致勃勃地聊起学校，还拿出印有校徽的纪念品与李淼分享。

〓 2026年6月，李淼在东京演播室进行直播连线。

2007年5月，凤凰卫视东京记者站正式成立。那一年，安倍晋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出现回暖态势，日本重新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刚刚完成学业、熟悉日本社会的李淼，成为凤凰东京记者站唯一一名记者。

记者站最初设在东京涩谷一间普通公寓。“当时真的什么都没有。”李淼回忆，公寓里的一个房间便是整个记者站——没有演播室，没有固定摄影师，也没有成熟团队。

在日本，记者站被称为支局，她也被称为支局长。但用李淼的话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支局长都是“有名无实”的。从采访、照明、出镜，到写稿、剪辑、发稿，再到接待总部同事，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她一个人完成。刚成立的那几个月，遇到重大新闻时，她会联系当地摄影师，实在找不到人，就自己扛起摄像机。

记者站成立不久后，一位日本政府发言人告诉李淼，在他看来，凤凰卫视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媒体之一”。日本政界清楚，接受凤凰的采访，意味着自己的声音能进入中国大陆乃至全球的华人社区。这让凤凰比很多其他国家的媒体能更快打开局面。

近二十年，每逢中日关系的重要节点，都能看到李淼以及其他凤凰记者的身影。

2015年，在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低谷的背景下，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这也是他多年后首次接受华文媒体的采访，引发广泛关注。

安倍在采访期间两次强调“不会重蹈战争覆辙”，并反复提到希望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互信。李淼后来回忆，那是她第一次明显感受到，安倍试图向中国社会释放善意信号。

此后，日本历经十任首相更迭，李淼独家采访了其中七任，其余几任也都在记者会上提问过。一次次采访下来，也让日本政界对凤凰加深了了解：这是一家来自香港的华语媒体，提问直接，不绕弯，且能够影响华语世界。

2016年熊本地震发生后，李淼第一时间进入灾区采访。采访过程中，她发现，日本媒体会反过来关注凤凰卫视。他们会报道，这家媒体在灾区采访了谁，也会报道中国观众如何通过凤凰了解日本的灾情和灾民安置情况。

如今，东京记者站走过近二十年。从涩谷公寓里的一个房间，到今天拥有演播室的办公室，日本换了十任首相，李淼依然在这里。她很少谈坚持，谈得更多的是凤凰赋予她的机会，“首先，我喜欢记者这份工作；其次，我是在凤凰做记者。”

所有答案都在现场

采访过安倍晋三、福田康夫、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鸠山由纪夫等多位日本首相后，李淼谈得更多的，是如何走进这些采访现场。

〓 2021年9月，李淼就自民党总裁选举进行直播连线。

在日本，跑政治新闻首先要跨过一道特殊的门槛——记者俱乐部制度。各大政府部门、政党总部和警察机关都设有记者俱乐部，只有成员媒体才能稳定参加例行记者会、获得背景吹风和提前发布的信息。

长期以来，这套制度几乎被日本传统媒体垄断，外国媒体和自由记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能否进入记者俱乐部，往往决定了一名驻日记者能否接近日本政治新闻的核心现场，也是李淼最先面对的挑战。

按规定，申请加入记者俱乐部，不仅需要提交材料，还要获得多家日本主流媒体的推荐，并接受现有成员的投票。李淼曾站在二三十家日本媒体负责人的面前，介绍凤凰卫视以及东京记者站未来的报道计划。介绍结束后，是现场提问。直到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她终于得以加入记者俱乐部，从而进入首相官邸、外务省等重要采访现场。

即便和日本同行一起参加记者会，也不意味就拥有平等的采访机会。一场记者会上，工作人员示意她不要再提问。李淼没有放下话筒，而是坚持提问，并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合理理由拒绝外国媒体，我将如实报道这一情况。”最终，对方作出让步。李淼同样不太理解，很多记者会上，记者明明可以提问，却很少有人举手。

〓 2021年3月，福岛核事故10周年之际，李淼前往福岛县双叶町采访。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0级地震。地震、海啸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接连发生，日本遭遇战后最严重的复合型灾难。东京的日常完全被打乱，核辐射的阴影笼罩整座城市。那段时间，李淼几乎没有完整休息过，一边连线直播，一边反复拨打东京电力、政府相关部门的电话，追问福岛核事故的最新进展。

由于信息不断变化，她只能一遍遍核实、一遍遍确认。也是从那时起，她愈加坚信，在重大灾难中，记者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抢速度，而是报道事实。“越是信息混乱的时候，越要确认事实。”

那次采访之后，李淼没有忘记福岛。震后五年、十年、十五年，她一次次回到那里，关注依然生活在核事故阴影下的群体。于她个人而言，福岛核事故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那一年，她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是抱着她、揪着心，一路报道过来的”。“直到今天，福岛核事故仍未结束。15年过去了，我依然在追踪它。通过报道福岛，我也一点点读懂这个复杂的国家。”李淼说。

相比于自然灾害，轰动一时的江歌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场。2016年11月，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江歌被闺蜜前男友陈世峰用匕首杀害。日方以杀人罪对中国籍男性留学生陈世峰发布逮捕令。2017年12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审判江歌案期间，李淼持续追踪庭审情况，受到许多中国网民关注。

江歌案让李淼感受到，中日社会讨论的是同一个案件，关注点却并不相同。中国舆论更多关注情感与道义，日本法庭始终围绕证据和程序展开。作为驻日记者，她没有办法替任何一方下结论，只能尽可能完整地还原庭审现场。

“记者要忠实地还原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过度延伸，也尽量不添加主观分析。”这句话，成为李淼处理重大新闻时始终坚持的原则。

〓 2025年1月，李淼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前进行直播连线。

经历两国关系起伏

驻日近二十年，李淼也经历了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

2013年，她独家专访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谈到钓鱼岛问题时，鸠山在镜头前说了一句话：“站在中国的立场，说钓鱼岛是被日本窃取的，这种讲法并非不能理解。”节目播出后，鸠山很快成为日本右翼攻击的对象，一些宣传车甚至开到他的事务所附近。

让李淼难忘的，却是几天后的一场记者会。当时，一位日本记者当着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面，直接把问题抛向她：“凤凰采访鸠山，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目的？”

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场景时，李淼仍直呼“震惊”。“一个本该监督权力、保持中立客观的记者，却把矛头指向同行。那一刻我才感觉到，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

在此之前，中日关系并非没有波折。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议题，多次让两国关系降温，但双方始终保持着沟通渠道。

直到2012年，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开提出“购买钓鱼岛”计划，引发舆论发酵。同年9月，时任首相野田佳彦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领土问题取代历史问题，成为中日之间最敏感的议题，让两国关系跌入低谷。

“从那一年起，我能清楚感觉到，‘中日友好’这四个字，在日本变得越来越难宣之于口。”李淼坦言。

不过，她觉得，中日之间最大的误解并不总在外交场合。中国人缺乏了解的其实是“沉默的大多数”，即普通的日本老百姓。“解读日本人的对华态度时，一些媒体往往会通过两个极端，要么是电视里的日本政客，要么是街头制造噪音的右翼宣传车。”她分享道，“尤其近些年，能公开把‘中日友好’说出口的日本政治家越来越少，这容易让中国观众形成一种印象：日本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强硬了？”

〓 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锐减56.4%。

可她跑了这么多年现场，感受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日本人，对政治十分疏离，对中国的情绪也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复杂。“日本人既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反华’，也谈不上多么友好。在他们眼里，中国像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邻居，既希望与其和平相处，又存在一些说不清的顾虑。”

2026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李淼在街头采访时遇到一位日本老奶奶。老人主动提到，现在去餐厅，看见越来越多的外国服务员，会觉得有些不自在。“她还对我说，东京已经变得不像日本了。”李淼说，日本老奶奶大概是把自己当成了日本人，才毫无防备地说出了真实想法。

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日本眼下的这种排外情绪不仅针对中国人，而是代表了面对越来越多外国人涌入时的一种广泛不安。“记者的价值，是把这群不发声的人，连同他们那些说不出口的复杂情绪给传递出来。”李淼说，“驻日外国记者最难做也最该做的不是翻译语言，而是把两套语境之间那段沉默的‘空白’给翻译出来：让日本听懂中国在意什么，也让中国看清日本在想什么。”

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采访、直播、写稿，一天的时间常常被工作塞满。只有当工作结束，李淼才能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离家不远处有一座公园，虽然位于东京市中心，却在车流和霓虹中开辟了一处静地。在公园夜跑，是她这些年养成的习惯。不过更多时候，她只是慢慢走着，看着夜空，让一天的思考沉淀。有时候，她会在那里给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打一个电话。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只在长椅上坐一会儿。

“东京是一座很容易让人感到疲惫的城市，快、密，也有些疏离。那座公园，像是我留给自己的缓冲地带。”李淼说。

要说在日这些年给自己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她想到一个日语词——“气遣（気遣い）”。这个词很难用中文准确对应。它不只是体贴，更像一种时时替别人着想、把对方感受放在心上的分寸感。

初到日本时，她觉得，这样的分寸感未免“太累了”：递东西时要双手奉上，把正面朝向对方；在电车里接电话，会下意识压低声音；给别人发消息前，会先发一句“会不会打扰您？”

〓 2022年9月27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在东京举行，李淼采访对国葬持反对意见的民众。

待得久了，这些习惯也“长”到了李淼身上。出门时，她会担心会不会迟到，夜里发送工作消息也会犹豫；工作中，她会更多站在采访对象的角度考虑，比如对方会不会紧张、有顾虑。

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能登半岛的采访。一天，她在震后山区奔波了五六个小时，道路损毁严重，手机始终没有信号。进入穴水町时，她实在内急，却找不到可以使用简易厕所的地方。

一位老奶奶看出了她的窘迫，把她请进家门。那时，老人家里早已停水，生活十分艰难。采访结束离开时，李淼默默记下对方的地址。回到东京后，她寄去了一封感谢信和一盒巧克力。

没过多久，她收到了一封回信。老人用一手工整漂亮的字写道：“这是自己一辈子收到过的最好看的一盒巧克力，也是第一次收到这样一封来自中国记者的信。”

那一刻，李淼感受到，“气遣”不是客套，而是一种能把人与人连接起来的力量。在灾后的废墟，它甚至有了一种治愈人的力量。“这大概是这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送给我的一份礼物。”

通过近二十年的采访，李淼越加警惕一件事：舆论总希望给日本一个脸谱化的定义。

2025年恰逢日本战败80周年，李淼带领摄制组前往冲绳拍摄纪录片《焦土之上》，其中一站是读谷村的奇比奇里洞穴。1945年4月，美军登陆冲绳后，约140名读谷村村民躲入洞穴避难。在当时日军的宣传下，民众被灌输“被美军俘虏将遭受凌辱、虐杀”的观念。极度绝望中，洞内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最终83人殒命，其中约六成为儿童。不少父母甚至被迫先杀死自己的孩子，再结束自己的生命。

〓 2025年8月，凤凰卫视推出五集特别纪录片《焦土之上》，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战后，这座洞穴成为反思战争的重要遗址。在洞穴里，李淼看到了孩子的遗骨，也重新理解战争留下的伤口。她不由感慨，“这里既有战争留下的创伤，也有战后仍未消散的现实——美军基地长期集中于此。许多冲绳人觉得，他们承担了整个日本的安全成本，却很少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话语权。”

有人把日本神化成秩序井然、匠人精神的乌托邦；有人把日本概括成军国主义复活的假想敌。可李淼跑了近二十年现场，看到的日本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它有秩序，也有暮气；有让人动容的温柔，也有藏得很深的偏见；有真诚的反思，也有刻意的遗忘。这些人，共同组成了她眼中的日本。

“我改变不了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扭转不了一场被点燃的舆论情绪，更难逼一位政治人物在镜头前说点真话。我能做的，只是一次次追问，把‘回避’本身呈现给观众。”李淼如此总结，“新闻从来不是冰冷的记录，更是一种温暖的连接。我希望二三十年后，那个站在东京街头的记者依然愿意相信：我们不只是冷眼的观察者，更是这段关系、这个时代的守望者。”

来源：《凤凰周刊》“凤凰之路”系列专栏

记者：关珺冉

编辑：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