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是上个大学，不是家里发财”

“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最近，一句网络热梗开始流传，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还要追溯到一个月前的高考日，家长自发购买高额礼品在考场外等候孩子的画面，反复冲上短视频热榜。

比如6月9日，河南洛阳，一位家长在高考考场外拎着“华为五件套”等待孩子出来，引发人群围观。这一幕被媒体记录下来，配文“是谁羡慕了，我不说”。

高考结束的学生们，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高考礼物，庆祝成人礼。

随后，这一消费热潮开始“剑走偏锋”，从家长主动买，到孩子伸手要。各大社交平台纷纷出现孩子给父母发“高考消费清单”的“晒单行为”，包括购买电子产品、毕业旅行、报考驾校、置办服装在内，林林总总加起来，一个常规账单动辄3万—4万元。

对于普通家庭，这是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在“晒”出来的亲子沟通中，有家长无奈地回复孩子，“你还是换个妈吧。”

小米门店内选购商品的消费者/南风窗 诺言 摄

暑期消费热，迅速席卷了刚刚完成一场“大考”的学生，和他们背后的家长。

有家长认为，年轻一代“虚荣”而危险。孩子则埋怨，家长为高考后的世界开“空头支票”，不兑现奖励。甚至，有“过来人”出教程，讨论如何向父母最大化“捞钱”。

在朝气蓬勃的少年们迈向成人的第一步，“钱”的问题被摆上台面。父母跟孩子处在撕裂的两端，互不理解：我要的/给的过分吗？

这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如何用金钱，来定义“成人礼”？

成人礼，消费主义？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电子产品‘四件套’要换一下，然后我再培养一个兴趣爱好，过有（更多）体验的生活。”刚结束高考的竹玉说。

高考前，竹玉的同学们有些“躁”，频繁讨论起考后要做什么。购买手机、电脑、平板、耳机在内的数码“四件套”，是大家讨论的热点。

“这是一个（解压的）畅想。总觉得，这三个月是唯一一个什么都不用干的暑假。”她的中学暑假都在升学和复习中度过，她了解到，未来的大学暑假也可能要考研、考编、卷奖学金。

高考后的暑假，被青年们标记为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这一认知，也推高了一年一度的“准考证经济”。

2026年夏天，有1290万考生参加高考。据新快数据研究中心和艾媒咨询联合预测，今年准大一新生暑期人均消费将达1.86万元，单个家庭为入学筹备的综合开支集中在3万-4万元。这是一个总体规模将超过3800亿元的市场。

2026年准大一新生暑假消费人均预计达18600元/图源：新快报

以数码消费为例，高考后，多家数码品牌的线下门店人满为患，客流到达峰值。数据显示，高考结束一周内，学生专属轻薄笔记本电脑的销量同比上涨217%，旗舰手机、平板电脑订单环比增长近3倍，在一些门店，学生购机订单可达月营业额的四成。

商家也抓住窗口，推出多项与“准考证”挂钩的学生优惠方案。例如，有医美机构推出千元内学生套餐，甚至支持凭准考证分期免息付款。

对准大学生来说，这些消费，是出于“重建社会形象，回归人类身份”的需要。

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所消费的并非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例如，一部手机的价值不取决于通信、拍照等功能，而取决于它所标识的“身价”。消费成了人们确立社会身份最直观的语言，“我消费了什么”，定义了“我是谁”，让人获得进入某种生活的入场券。

“高考消费清单”的实质，不在于购买商品，而是买到“成人礼”的仪式感。

竹玉提到，自己在高考后的几天里，曾不停搜索大学生活的攻略。这些攻略“大差不差”，“首先是教小女孩变美，其次是培养兴趣爱好，第三就是旅游”。另一方面，她也刷到大量同龄人在社交平台上“晒”毕业旅行、“开箱”电子产品。

准大一新生暑期消费品类TOP10/图源：新快报

社交媒体为准大学生们制造了同一套话语：高考后的消费，是步入大学必要的投资。“成年”的概念，被替换为物质消费的“装备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长期关注青年文化，他对南风窗表示，“整个社会在消费主义化，我们的成人礼是用消费主义去完成的。18岁的成人礼，可能是你拥有了‘五件套’。”

但不是所有年轻人都用符号消费来锚定自身的价值。竹玉说，身边有同学想买高配苹果手机，但家里不同意，最后自己分期购买，每月几百元，支付12期。

“我觉得（手机）没必要追求七八千的那种，4000元上下就能买到很不错的，够日常使用。可能他觉得，‘有苹果才能彰显我的价值’。（但是）为什么要一个物品来彰显自身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卑的体现，或者主体性不强，人云亦云。”

她对网上刷到的“高考消费清单”也感到疑惑，这些清单没有说明具体去哪旅行，但标出了上万的价格。“不说去哪就谈钱，这不是把钱当数字看吗？还是要踩在地上去看问题，不要飘飘的。”

中式教育，拧巴谈钱

高考后的一个月里，沈悦接连去了新疆和四川毕业旅行。去西部旅行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但高考之前，父母会跟她说，“这个事情不是现在该讨论的”。

在以高考为中心的文化里，中国家庭的孩子被父母告知，“一切等高考以后再说”。学习之外的追求和体验，被暂时悬置，甚至作为完成高考后的“奖励”。

董晨宇告诉南风窗，社会对高考赋予过分的“终点”意义，是一种“教育上的错位”。

“其实一个有质量的大学生活，比高中生活还要累。心理学把18到22岁称为成年初显期，是人社会化最重要的时期，一个年轻人要完成的事情从一场共同的考试，转向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但我们总强调‘考上大学就解放了’，让他只想着高考这一件事儿。这是短期主义的。”

同是学生的沈悦却很理解，为什么同龄人会在高考后对父母提出种种物质需求。“我也觉得这是件很神奇的事情，高考好像给了不管是拮据还是富裕的家庭一种契机——我要给你兑换什么、奖励什么。即使经济没那么好的家庭，也会觉得需要在这个节点给小孩一些东西。”

《大考》剧照

但在这种语境下，高考后的经济支出，变成了一场亲子间的“博弈”。

有家长在社交媒体表示，如果孩子考上“985/211”，数码产品可以“随便挑”，但如果考上民办本科，这笔钱“就当交民办的学费”，没有奖励。

在孩子这边，则有短视频博主出教程，告诉准大学生们，高考后“第一件事”，是跟父母要到尽可能多的大学生活费；要利用好高考出分前的“黄金期”，请求父母在物质上“变现”，否则考得不好，“变现”难度将加剧。这条视频得到了10万点赞，有许多准大学生在评论区，担忧在父母这里“变现”失败。

沈悦告诉南风窗，她因为毕业旅行需要向父母要钱，感到“不舒服”。父母给自己转钱的时候，她有种“莫名其妙的愧疚感”。“我非常渴望我可以有独立的收入来源，或者通过压岁钱这种‘假独立’的方式来付这笔钱。”后来，她在家里找到了一笔没存进银行的压岁钱，瞬间“如释重负”。

她意识到，经济独立关乎她在家庭中的人格独立。毕业旅行时，她和母亲发生了矛盾，母亲说，“你现在用的手机是我买的、住的房子是我买的”，让她无力反驳。这件事发生后，她更改了自己所有社交平台的密码，在当时，她“独立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

《小欢喜》剧照

董晨宇认为，相当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教育模式像是“老板对员工的项目制”。“我来框定你的业务，对你进行激励，每周要考核你。你没有达到业务，我就批评；你达到了甚至超额了，我就奖励你——给你买东西。”

这种教育的惯性，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你总有满足不了孩子的时候，因为你总在超额去支出。当你满足不了孩子的时候，孩子很难去体恤，只会觉得你食言了。相当于我作为老板，老给员工发奖励，但如果公司的业绩不好，给不起奖励了，员工不会体贴老板，只会想要跳槽。”董晨宇说。

沈悦提到，小学时期，父母还会用物质来奖励自己的成绩。但从中学开始，她意识到这些奖励也是一种成绩上“无形的压力”。

“我觉得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种手段来激励我？我不喜欢这种形式。”

“社交媒体从不发明问题”

“高考后的生活让我极大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一名准大学生在社交平台这样写道。在高考后的暑假，他发现同龄人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中：有的人规划独立去云南、西北旅行，有的人不知道高考完能干什么；无话不谈的朋友，会因为人均150元的餐厅产生消费观的分歧。

高考结束，意味着“分数”这个单一的评价体系瓦解。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手段来评价自己的能力和状态时，人们就会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确认自我。同龄人的消费水平、生活状态，成了年轻人新的参照系。

当社会比较屡屡发生时，焦虑往往难以避免。

“社交媒体凸显了这种比较，但它不是发明了这种比较。”董晨宇认为。他是“80后”，小学时期网络不发达，也羡慕过同班同学穿名牌球鞋，一双的价格能买五双国产球鞋。“熟人关系里也存在比较，但这种比较在心里。互联网的匿名性，放大了这一点。”

准大一新生暑期消费动机/图源：新快报

竹玉在一座北方省会城市上学，对同龄人间的家境差异也有感知。她的同学里，既有高考第二天就出现在新西兰、英国或美国的家境优渥者，也有从山区考来的学生。

“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落差。”后来她想明白了，“我是在拿自己跟（有钱）同学的整个家庭比，是没有可比性的。父母有父母的路，我们有我们的路。”

她觉得，社交平台展现给同龄人的世界像是“月球的正面”——通过买名牌，就能获得“情绪价值”和“配得感”，但更重要的是“月球背面”。“如果家里吃不饱饭，还要买奢侈品，就很不合适。你得多想想，是不是因为没拥有，才有了一层滤镜。”

社交媒体也微妙地影响着父母的观点。面对孩子列出的高考消费清单，有不少父母发帖询问，“该给多少钱合适”。南风窗向数个有此疑问的家长发出采访邀请，但未获回复。

在华为门店试玩智慧屏的孩子们/南风窗 郭嘉亮 摄

“这是个伪问题。”董晨宇直白地说，“假如孩子想要而我没给买，他很生气，甚至不礼貌，我们应该询问的是，该如何跟孩子沟通这个事情。钱（的问题）其实是亲子关系的一种结果，但我们不问成因，总问结果。”

他认为，青少年对社交媒体上的“炫耀”会产生不同反应，有人加剧社会比较，有人能够独立反思，根源可能在于家庭教育的引导。

“就跟网瘾一样，它不是社交媒体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很少有网瘾少年，生活在一个幸福、有存在感和获得感、被尊重的家庭里——那他就不需要在互联网中找这些东西了。”

他强调，社交媒体不是问题的制造者。对于价值内核不稳定、面对社交媒体和世界“参差”的青少年，关键在于，父母是否为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引导，让其有能力面对。同时，在金钱教育上，能否教孩子学会合理支配金钱，而非崇拜物质。

“当然，父母也在结构中受困。如果我为了赚钱，忙得回家就躺沙发上睡着了，还怎么有耐心陪你？”董晨宇补充。

《小欢喜》剧照

高考结束一个月后，沈悦感到恍若隔世。她有些排斥在“衔接大学”的暑期里，继续“抢跑”。身边高二升高三的朋友仍然在大量补课，但当她离开高中的环境后，突然对这种熟悉的日常产生了一种“说不上来”的窒息感。

独立进行的毕业旅行，让她拥有了一种陌生的体验。过去订酒店、机票，她用的都是父母的电话号码，现在，这些号码都换成了她自己的。

“我会觉得我是真正地要去负担自己的行程，负担我的一天到底要怎么去规划。”她意识到，这种陌生的体验叫作——成年。

作者 | 付思涵

编辑 | 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