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水关系视野下的黄河文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在广袤的黄河流域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历经治乱交替、兴衰更迭，形成了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黄河文化。人水关系是大河文明中人与自然的最基本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决定了大河两岸人的生存基础，也因为人与大河之间相互依存同时又相互对抗产生的张力决定了一个大河文明的发展走向。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都属于大河文明，这些古老文明在创始之初无不受到大河的哺育，顺应并接受大河的自然馈赠，形成了最初的农业文明。
黄河流域形成的黄河文化和中华文明有着与其他文明明显不同的特点，即人水关系中人与大河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黄河为我们的先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但先民们在享受黄河带来的丰沃水土时，也承受着黄河泛滥带来的灾难。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与大河（包括黄河）斗争的最早记忆，也是中华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此后，中华民族与黄河的关系一直都是依赖和斗争并存的关系。
相对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对大河的过度依赖，中华民族在享受黄河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不断在与黄河抗争，中华民族因人水紧张关系而形成了独特的智慧和品格，沉淀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并规范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续和发展趋向。正因为如此，当其他大河古文明因自然生态的恶化及其引发的诸多危机等走向覆灭，中华文明却以其高度成熟的治理体系和智慧反哺自然，维系了大河与人类之间的动态平衡，成就了生生不息的民族和中华文明。只有将中华文明与黄河之间的人水关系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何以是屹立于世界五千年的连续的、不间断的文明，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重要论断。
一部黄河治理史就是一部黄河文化史，一部治河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史。治河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关系和民族的存续。中华民族在黄河治理中谋取生存与延续，在与以黄河水患和其他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铸就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形成了中华民族对待自然和人事的独特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
从人水关系看黄河文化，本文有以下几个核心论断：
一、母亲河是中华民族人水关系的精准概括
水是生命之源，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典型代表。“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在冲突、交流、融合中走向多元一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彰显了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与黄河极具特色的人水关系。
人水共生。在农耕文明中，水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旱涝不均直接决定生产收获的丰歉。历史上商汤之时七年大旱，甚至发生了民无粮而卖子的惨剧，商汤为此“桑林祈雨”，只有适量的水才是人们获得温饱的有效保障。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水的认知逐步从自然性发展成文化性，这不是对自然性的摒弃，而是对自然性的升华，文化性效法了自然性的运行，二者共生共处，具有内在逻辑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形成人水共生关系。
治水为本。黄河安澜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治水、调水、用水活动贯穿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全过程。大禹治水变堵为疏，汉王景治河千年无恙，元贾鲁治河疏堵浚并用，历代河工均致力于治河安邦的伟大梦想。至新中国成立，在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下，党和人民着眼全流域综合治理，终于实现了“黄河清，天下平”的伟大梦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江河战略”的伟大构想，要“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现实。
以水为师。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古人认为，水为五行之一，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础要素之一。水又为易学八卦之一，是八卦生万物的基础卦。在圣人先贤们“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过程中，赋予水意象普遍的文化意义。“上善若水”“逝者如斯夫”“兵形若水”，水以其动静异形、云气异态、因地就形等表现形态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阐释客体。千百年来，人们既享受了水带来的便捷，也承受着水带来的祸患，在与水的交互过程中观察水、体验水、感悟水，用水的形态、属性、变化等自然属性去类比、联想，形成了处理生产生活、治水治国的卓越智慧。
二、人水共生关系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秩序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流经九省区，跨越从青藏高原到华北平原等三级地形阶梯，孕育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和齐鲁文化，形成了黄河文化带，遍布着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磁山文化、大窑文化、西侯度文化等人类早期文明遗址。在黄河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民族与黄河的关系——人水关系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秩序。
格水启智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文化是人们对自然人格化的外化表达，文明是文化的内核，是人类超越动物性进而求得真善美的一种内向建设，二者是黄河文化一体之两面。在宋以前的3000多年间，黄河流域一直是华夏族群的中心，黄河文化代表着国家意志和正统价值，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自宋以降，即便道学南迁、经济南移，国家政治重心始终在北方黄河流域，前3000年文明史所奠基的正统价值观念的基础地位并没有改变。
居中守正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结构。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理论中，结构具备整体性、转换性、自我调节性三个相互联系的特性。在黄河文化中，对系统稳定性的理解，则如《周易》所述的“安土敦乎仁”，土居于洛书九宫中心枢纽，具有孕育、转化、协调之功能；仁是对人根本属性的界定，从人的主体性视角展开道德与事业互系性的约束，通过人的修养提升达成系统的稳定。这种道德观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结构稳定的内因，以内在的价值认同来为社会结构赋予合理性。在九宫八卦中，东、南、西、北等四正位则视为校准天地的基准，由此可以居中心而瞰制周边，以四正来稳固四隅，构建起以王朝政治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的社会结构；同时，又以八卦六爻来区分社会阶层，宗庙、天子、三公、诸侯、大夫、元士等六个主要阶层，并按照礼制对生产、生活行为进行规范。
礼乐制度规范了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虽然学界有关于文明起源的诸多假说，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不容置疑。河洛地区是黄河文化的发源地，因其相应于天空分野的中心被古人视为天地之中，代表着正统性、合法性，以国家正统身份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规范。黄河文化重要典籍中所蕴含的社会伦理思想和秩序规范为中华文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早期以规范的礼乐制度建构了天下秩序。《周礼》中区分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等六部，《礼记》中则有军礼、嘉礼、丧礼、婚礼、吉礼等五礼的记载,都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规范。
三、治水师水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与自然漫长的斗争中，中华民族逐步摆脱自然性建构起文化性，同步开始对客观世界进行人格化改造，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即黄河文化。精神、道德、气度三者构成黄河文化的信仰体系，夯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外化为国家的力量、行动和气质。
治水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长久地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便面临外敌入侵尤其是近代中国甚至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在中华大地巨大战略空间下，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共赴国难，赢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先民们以水为师，在治水用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黄河文化，孕育出自强不息的核心精神，这不仅是战胜洪水灾害的精神武器，更是支撑中华民族不畏艰难、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压倒的法宝。
格水育德建构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只有一个地区的主导文明充满了善意时，才能带动区域的共同繁荣，否则，就只能成为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掠夺。东亚文化圈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中华文明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时，中华民族以厚德载物的道德修养带动周边地区繁荣发展。《周易》中提出“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的命题，直接支持了厚德载物的传统价值观，君子人格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的道德信仰，是以君子修身自省为逻辑起点，效法天地之道德，能够承载、成就万物的存在，能够继承天道进而无差等地成就每一个生命，这与天道赋予万物以生命相对应，构成了阴阳合一的关系，是生命本身的一体之两面。
以水为师涵养了中华民族的胸襟气韵。“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其（江河）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水对万物的润泽哺育成为人们积极效法的对象。万物并育又各正性命，是黄河文化对天道的独特理解，成为君子、圣贤乃至万民效法、崇尚的一种胸襟气韵。万物对外在之物的包容和容纳之心，使得万物能够成就自身天性的样子。换言之，黄河文化自身具有接收外来文化、包容文化差异乃至创新文化发展的内在特性，在文明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平衡中成就不同文明的共生共处。这种胸襟推动历代政府都能够以天下为己任，胸怀天下、心忧天下、奉献天下，以实现和维护天下秩序为终极理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滋养了黄河流域各民族，奠定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结构并规范了伦理秩序，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树起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信仰、涵养了中华民族的胸襟气韵。
【作者：吴志奇、杜学霞 单位：郑州师范学院 其中，杜学霞为郑州师范学院教授 本文是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河南建设黄河文化旅游带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YYZD-29）、2023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专项项目《中原诗学的理论基础、基本范畴及学科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XWH111）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