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洋媳妇说东北话“嘁里喀嚓”，还能给总统当翻译

·2026年6月，卡姐在北京丽晶酒店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侯欣颖 摄）

“我的头发乱吗？一定要把我拍得好看点哦。”卡姐坐了7个多小时的飞机，从赫尔辛基直飞北京。她在酒店放下行李，换上黑底红花的衣服，简单化了个妆——这和她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装扮一模一样。

“现在是最适合来中国的时候，我希望更多芬兰人能亲自来看一看。”卡姐金发碧眼，声音真诚又笃定。这次，她的确带来了几名芬兰网红，一起体验和推广北京的文旅资源。“现在芬兰人来华30天内免签，看到他们一天比一天喜欢中国，我倍感欣慰。能将自己喜欢的事物分享给他人，是最大的幸福！”

来自芬兰的卡姐能把中国方言讲到“中外难辨”。“我跟谁在一起，就能学他的口音。和东北人相处久了，我说起东北话一顿‘嘁里喀嚓’，整个人比较能压得住气场。但跟南方人一起聊天，我自然柔声细语。说闽南语时，我瞬间就变得很‘嗲’。”卡姐一边大秀中国方言，一边分享体会，“口音影响颜值，语言能塑造自己的状态和个性——总体来说，讲中文的我比较活泼，讲芬兰语的我相对内敛，有距离感，讲英文的我则容易‘碎碎念’。”

这种语言天赋，不仅吸引了上百万中国网民，还让卡姐在中芬外交场合大放光彩。就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近日访芬期间，卡姐第二次担任芬兰总统的翻译。在飞机上，很多人认出了活跃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卡姐，想要一起合影，这让她“受宠若惊”。

“我们全家都与中国的缘分特别深。”采访一开始，卡姐将自己的家族故事娓娓道来。

地球仪停在了中国

“我爷爷从事医药工作。他很任性，觉得在芬兰工作挑战不够，也认为自己既然有技术，就该把技术带给更多人。他选择新工作地点的方法很特别——随手转动地球仪，停在哪儿就去哪儿。结果，地球仪停在了中国。”

随着地球仪轻轻转动，这家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20世纪60年代末，卡姐的爷爷奶奶带着3个孩子，历经5次转机，飞抵中国台湾。“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积极融入当地文化，不遗余力地帮助当地小儿麻痹症患者，也把最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卡姐回忆，“在那个年代远离故土，到陌生的地方去，是非常勇敢的选择。”

在卡姐眼中，爷爷奶奶比自己“优秀得多”。她说，奶奶37岁到中国，从零开始学闽南语，直到说得跟当地人一样好，“她从不担心自己学不会，这种心态令人敬佩”。当年一起来中国的，还有卡姐的父亲。“那时父亲12岁，一开始还以为中国没学校——太好了，以后不用上学，可以天天玩。但没兴奋多久，父亲就发现，中国的学业压力可比芬兰大多了。”

·卡姐的父亲（左二）高中毕业时与家人合影。（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完成中学学业后，卡姐的父亲回芬兰当兵、继续读书、结婚成家，后来成为一名工程师。“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发现当年就读的中国国际学校招工程总监，便回来应聘，后来又换了其他工作。他带着妈妈和我们兄妹5人，在中国一待就是10年。”卡姐的两个阿姨也受此影响，一起来到中国，从事护士工作。卡姐的女儿喜欢中国的琴棋书画，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日常。上小学的侄子也耳濡目染，主动学中文。

冒险、执着与包容，构成了卡姐家族四代人的共同精神底色。“我们整个大家庭都非常喜爱中国文化，回到芬兰，也常聚在一起过中国节日，吃中国菜。”卡姐说，“从来到中国，到扎根中国，我们一家四代人的中国缘从未间断。”

在感情上一点也不“芬兰”

卡姐出生在芬兰，但从小随父亲在中国生活。她性格开朗幽默，常把芬兰美食分给中国小伙伴。“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外交官，促进世界和平，后来还真考到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外交系，上了两个学期后，又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转去赫尔辛基大学商学院（现改名为阿尔托大学）。大学期间，我当过导游，干过翻译，毕业后被芬兰航空公司外派到中国广州，还当过酒店高管。和祖辈不同，我来中国时，这里已经非常发达。中国朋友真实又真诚，我的生活充实又热烈。”

·2016年，卡姐（右二）在中国参加元宵节活动。

很多人对芬兰人的印象是“社恐”和拘谨，但面对感情，卡姐一点儿也不“芬兰”。在广州街头，卡姐邂逅了浩哥。“两人彼此瞟了一眼，我先开口：‘我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你是哪里人？’他答：‘我是东北人，我听你口音也不像本地人。’我心想：真是钢铁直男，我这长相你看不出来？”第一次相遇，两人聊了几句便“各奔东西”。几天后，他们又在街头偶遇。“这次，浩哥主动邀我吃饭，他也觉得不能错过这个缘分。”不久后，他们在中国结婚。

日常生活中，浩哥经常给卡姐“整点烧烤”。卡姐对麸质过敏，吃不了传统小麦粉做的食物，浩哥就学做荞麦面包子。“他不说甜言蜜语，但每次过节，总会亲手给我做一大桌子菜。”在卡姐看来，这就是“中国式的爱”。“不过，浩哥有点‘大男子主义’，晚上过了10点，就不让我独自出门。对一个北欧独立女性来说，这样的叮嘱有点可爱。当然，我对此充分理解，这主要是出于人身安全考虑。”卡姐和婆婆相处得也相当融洽。“东北婆婆太善解人意了，天天提醒我，‘需要我帮忙，你就直说啊！’婆婆还给我买各种好吃的，而且从不袒护儿子，反而常为我撑腰：‘要对老婆好一点，不然人家女孩子会受委屈。’”

这段跨国婚姻中也有误会。浩哥经营着一家公司，有一次出差，卡姐提醒公司女员工：“老板出门在外，你们要把公司的业务管好，别到时候后院着火了。”“我的本意是，把后勤保障做好，别让小事分了老板的心。可女孩愣住了，以为老板娘在吃醋。”卡姐说，“这样的误会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说话习惯聚焦字面意思，但老公总会找话外音。一个‘话里有话’，一个‘说啥是啥’。撞在一起，就是这种哭笑不得的效果。”

这些插曲，只是幸福生活中的小小浪花。“爱情不分国界，距离挡不住思念。”卡姐颇为诗意地形容她与浩哥的感情。今年6月，两人在芬兰正式领结婚证。“余生请多指教。”卡姐在朋友圈写道。

两次为总统当翻译

“哎呀妈呀”“嘎嘎地”……成为东北媳妇后，卡姐不知不觉变得满嘴“大碴子味儿”。她小时候就会说闽南语，工作中又学会了广东话。凭着无缝切换方言的天赋，卡姐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逐渐成为大红人，粉丝数一路飙升。借助“网红”标签，卡姐把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对芬兰的理解讲给两边人听。在她看来，“互联网是一个工具，可以借它的力量，更好地搭建芬中民间交流桥梁。如此一来，我也算兜兜转转实现了儿时当外交官的梦想”。

·2026年7月5日，王毅访问芬兰，卡姐（左二）担任芬方翻译。

2024年10月，芬兰总统斯图布首次访华，随行翻译就是卡姐。一行人先是参访故宫，“我跟在总统身后，平日乌泱泱的人群散了，只有我们一行人走在石板路上。夕阳把红墙黄瓦染成金色，脚步声在空旷的宫殿间回荡，阳光拉出长长的影子”。

早在大学时代，卡姐就做过同声传译，接待过各种各样的人。但忆起为总统翻译的高光时刻，卡姐用的形容词还是“紧张”。“我在酒店紧张到吐，他们问我行不行，我说‘我可以，你放心’。”卡姐在卫生间吐完，擦擦嘴，整理好西装，走进此前只在新闻里见过的人民大会堂。所幸，坐在角落“小板凳”上的卡姐，顺利完成翻译任务。这是卡姐的“天赋”：上台前瑟瑟发抖，上台后“谁都看不出来”。访问结束前的招待会上，总统专门向卡姐表示感谢，并风趣地表示，回头要向她咨询如何在网络上红起来。

从那以后，卡姐更关注国际大事，并特意积累外事词汇。今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芬兰，卡姐担任芬方翻译。“借了中方领导的光，我第一次去了芬兰总统夏季官邸。”

卡姐的中国故事，不仅书写在高规格的外交场合，还书写在市井烟火之间。两年前，卡姐接手赫尔辛基的“欢乐春节”和中秋庙会承办工作，拉着芬兰人一起包饺子、贴春联。她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分享着芬兰人如何过中国节日。“芬兰的庙会没有红地毯，只有零下18摄氏度的寒风。今年春节，我们都冻成了‘冰块’，手机电池撑不过5分钟。”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芬兰人裹着羽绒服如约前来。为了吃肉夹馍，人们愿意在寒风中等40分钟。糖画师傅周边也被围得水泄不通。芬兰人纷纷掏出手机查自己的生肖，然后指给师傅看，“他们不是随便逛逛，是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办庙会辛苦，但卡姐甘之如饴。“经常有芬兰朋友告诉我，如果不是庙会，对中国文化就没有了解。”在今年的春节庙会上，卡姐看到一个华裔小朋友一直用手机拍视频。她走过去，了解到这个孩子很小就来到芬兰，想把这些视频拿给芬兰朋友看。“如果这些活动，还能让一个中国孩子挺起胸膛，骄傲地说一句，‘你看，我们中国的武术多厉害，小吃多美味’，所有辛苦都值了。”

卡姐的父亲也曾年年来庙会现场，在寒风中给卡姐加油，还悄悄发朋友圈，自豪地写道：“这是我家姑娘。”“无论我做外事翻译，还是当‘网红’，父亲都是我最大的支持者。”谈到父亲，卡姐红了眼眶，“今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我仿佛少了精神寄托。不过，父亲走的时候很欣慰——他一直开玩笑说‘你是我的中国女儿’，觉得我的中文说得比他好，等于是我们这一代‘升级’了。”

卡姐的精彩人生还在继续。她积极促进芬中经贸对接，同时计划将中国艺术作品带到芬兰。在她看来，中国人和芬兰人很像，勤奋、谦虚、内敛。即便各自在某些领域已经做得很好，但仍觉得进步永无止境。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共通之处是双边友好交流的基石。卡姐说，她会继续将自己的中国生活拍成短视频，让更多芬兰人了解一个现代中国。

作者：冯 璐

监制：张 培 张建魁

编审：毛予菲 孙夏力

编辑：刘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