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生养小孩也是工作，该有体面收入

国家又为鼓励生育发钱了。

日前，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育儿补贴资金999亿元。加上各级地方财政的配套，今年全社会的育儿补贴整体投入预计达约1100亿元。

此次育儿补贴为普惠性民生政策，不分城乡、收入及孩次，涵盖了从怀孕建档到3岁，共7笔福利。下发的育儿资金，较上年增长10.6%。

在人口学者黄文政看来，这传递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这意味着生娃养娃已经带有真正的“社会共同抚养”性质了。

黄文政是育娲人口研究智库执行长兼首席研究员，他长期关注人口问题，曾在中国科技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

黄文政

2016年，中国放开二孩政策，当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此后出生人口一路下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为792万人，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

早在2019年，黄文政接受媒体采访称，中国愿意生三孩四孩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他判断，10年内每年出生人口将会降到1000万以下。他的“预言”提前应验了。

如今，不婚不育仍是许多年轻人的想法。而黄文政认为，面对当前的形势，国家需要加大支持力度，以扭转当下的生育率趋势。

他说，许多人会将生育补贴视为一种消费、支出。但他认为，其本质上是社会产出更合理的分配，更是一种对未来的长期投资。

以下是南风窗与黄文政的对话：

积极的大转向，但仍是“杯水车薪”

南风窗：你如何看待今年的补贴规模？从去年以来，这种大规模补贴、完善婚育的支持政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和意义？

黄文政：我们一贯的观点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和去年相比，今年补贴规模增长，也是正面的消息。

它是一个大转向。以前是把生小孩当成“占社会便宜”，现在当成“给社会做贡献”，这是理念上的改变。国家给你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同抚养。

南风窗：本次育儿补贴为普惠性民生政策，覆盖面广、扶持力度大。在你看来，发钱鼓励生育的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会有效果吗？这一资金规模的注入又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生育率曲线？

黄文政：效果是毫无疑问的。但总体来说，力度还是太小，小到可能甚至无法遏制生育率的继续下滑，更别说稳定出生人口了。

很多家庭会觉得养孩子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精力，最后拿到的补贴还是杯水车薪，很难让人动心。但这并不是说鼓励生育没有效果，如果不补贴，生育率下降可能会更快。

生育率指的是平均每个女性，一生会生育多少个孩子。如果要维持出生人口稳定，生育率必须达到更替水平。目前中国所需更替水平在2.14左右。根据2025年出生人口推算，现在中国的生育率不到1.0，还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按照这个生育率，出生人口在一代人（大约30年）的时间里，会减少一半。

这个问题至少要分两个层次来看。第一，我们要阻止生育率继续下降，但按照现在的补贴力度，稳定在当前1.0左右的水平还比较难。

第二，即使补贴力度足够，把生育率稳定在1.0，每一代人口依然会以大约53%的速度萎缩。因此，要稳定出生人口，仅仅稳定生育率是不够的，还需要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而这中间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让老百姓手里有钱，是“长远投资”

南风窗：育娲智库此前曾建议，确保养育金的发放和其他育儿补贴占到GDP的2%-5%以上，还可给每个孩子一次性的10万元现金奖励。你认为，补贴力度大概需要到什么水平才会有明显效果？也有许多人好奇，这么大笔钱该从哪里来？

黄文政：首先，不仅补贴力度要加强，时间也需要大幅延长。每个孩子累计获得的金额至少需要乘以20—50倍，才能真正稳定出生人口。

当然，随着投入增加，整个养育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的成本会下降。所以这个变化不是线性的。我认为，投资力度越大，产生的效果可能会越明显。

关于钱从哪里来，最直接的是发行长期国债。长期国债本质上就等于用未来的税收来补现在的缺口。因为如果现在没有足够的小孩出生，未来的税收就会断档。所以发行长期国债来补生育，相当于投资。

这笔钱一定要以中央政府为主体来发，至于钱从哪来，可通过投资的方式来筹款，或通过信用扩张，印钱发给老百姓。

原则上来说，一个国家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和建设能力，我们现在出口能力和生产能力这么强，但是老百姓手中的钱不多。而且，现在经济比较困难，这背后一个关键因素是低生育率导致对未来预期低迷，大家不敢花钱，企业不敢投入，经济就转不起来。国内没有足够好的投资机会和消费市场，企业和富人也不敢把钱留在国内，纷纷选择“出海”。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应该把更多的钱留在国内，让国内形成内循环。如果这些钱更多地留在老百姓手里，老百姓是可以消费起来，社会各个阶层都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南风窗：这样一来，很多人也会担心这么做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黄文政：其实，目前这样下去的风险才是大。在经济不景气、总需求不足的时候，政府是应该通过发行国债或者政府直接信用扩张来注入流动性，来提升社会的预期，使得钱可以在经济循环中转起来。这是钱真正产生价值的逻辑，能把产能利用起来，让大家手中有收入，反过来再促进经济的可持续运转。

过去我们大量搞基建投资，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印钱”，但如果投资收益低下，那投入的钱其实是在空转，不太容易到普通老百姓手中。如果钱直接发到老百姓手中，或者通过长期国债、信用扩张到老百姓手中，那钱是可以转起来的，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带来社会效益，而给养育家庭发钱就是最好的切入点。

这不只是提高生育的投资，也是对经济的投资。现在我们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几十万亿元，拿出很小的一部分，哪怕几个百分点，直接投资于“人”，最合适的就是给老百姓发钱。

2026年1月5日，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展示“育儿补贴”小程序/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要明白一个观念：发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成本，其实是一种投资，它相当于对整个经济产出的合理分配。而人是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把钱发给老百姓，实际上才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

生得越少，养得越贵

南风窗：你提到过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规律：“生的孩子越少，养孩子的平均成本反而会越高。”你认为这种趋势是如何形成并固化的？这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黄文政：这里说的是孩均成本与社会普遍的养育模式。根据我们最新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6》，如果第一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100（全价），生育第二、第三、第四及以上个孩子分别是一孩的71.5%、60.95%、37.09%。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背后有两个因素。一是多孩家庭资源可以复用，比如衣服可以接着穿，书可以继续用，同性的小孩可以合住一个房间。二是随着养育经验增加，父母的育儿焦虑会降低，很多不需要花的钱不会去花。

实际上，过去人类社会长期都是多子女家庭。过去的社会条件和今天不一样，不能简单比较。但是有一个规律是一样的——孩子数量越多，孩均养育成本会越少，这会导致养育的边际成本下降，因而普通家庭对养育压力的感知没有那么大。

今天的问题在于，整个社会进入了低生育状态以后，人们对于孩子的投入模式发生了变化。大家如果都只有一个孩子，就会把所有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要最好的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竞争不断升级，最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一个孩子也养不起”的感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没有生养孩子的人，判断养育成本往往是根据边际成本。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只养一个孩子，那么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孩子的高成本，这会让更多人觉得自己养不起孩子。如果整个社会生育率提高，大家看到的养育方式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压力就会大幅减少。

生育率提高，养育方式变化，可以缓解社会压力/新华社（苗育才摄）

所以低生育率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会改变社会的运行方式。生得越少，孩均越贵；养孩子越贵，大家越不愿意生，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打破这个循环，生育率问题就是无解的。

南风窗：通常来说，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群体，其婚姻决策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是不同的。在你看来，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响应这一趋势时，会表现出怎样的差异性？这一现象反映出怎样的问题？

黄文政：目前补贴的效果不及，而它对大城市里高收入、高受教育程度的家庭，边际效果就更差了。因为他们本身的养育成本、时间成本和职业机会成本更大。

所以我们建议，国家层面要有统一的人口发展基金作为发放养育金的主体，地方可以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加码。比如经济条件好、收入高的城市，可以提供更高发放额度。

对于高技能群体，现金的吸引力相对较小，可以通过其他更具针对性的手段，比如购房返还部分土地出让金、税收减免、托育和幼儿园条件的改善来提升他们的生育意愿。

南风窗：我记得你三年前发表过观点，认为养孩子应该被视为一个有收入的工作，建议给生孩子的人发薪水。

黄文政：对，我不想把它叫育儿补贴，我把它叫养育金。它跟养老金的区别就是，养老金是我年轻时工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老了以后得到的社会补偿。养育金相当于我给社会的未来做贡献，社会应先对我的养育成本进行补偿，这种报酬的前置有助于激励生育意愿，更是社会产出更高效、更公平的分配。在这个意义上，养育金与养老金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个往前看、一个往后看。

医护人员怀抱新生儿和产妇交流/新华社发

养孩子其实费时费力，这种焦虑比一般的工作更耗时耗力。把小孩养成健康的、守法的、能传承语言文化、保家卫国的，甚至可能成为杰出科学家的，对社会贡献很大。但目前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把养育纳入工作，仅仅视为个人纯粹的付出，因此生养孩子应该逐步成为有收入的工作，而且是有体面收入的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生孩子并养好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人的价值，不只是劳动

南风窗：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在这一趋势下，很多人会产生疑问：未来社会真的还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吗？你认为，在AI时代，人口规模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竞争力而言，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黄文政：很多人对人口的理解还停留在“纯劳动力”时代。说到底，劳动是人为了获取消费满足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能维持相同的社会产出，这个代价越小越好。但在现实的经济制度里，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通过工作获得，也就是说，社会这套制度还只认人口的劳动力价值，却基本忽略了其他方面的价值。

即便在经济意义上，人的价值也不仅限于劳动，更应包括消费。即便未来社会不再需要那么多传统的体力或脑力劳动力，却需要庞大的人口来进行消费。到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消费者”的角色，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经济发展首先是靠需求来驱动的，现在企业担心的与其说是什么东西生产不了，不如说是担心生产出来卖不出去。

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假定未来AI和机器人什么都能自动生产，那么它到底该生产什么、不该生产什么，到底是生产粮食、建设旅游景点，还是创作艺术品？这要靠人的“消费行为”来给机器发指令，才能使生产能力更好地满足要求。所以未来消费越来越重要。

云栖大会上，人们在了解AI应用技术/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再者，未来一个国家和文明要想维持竞争力，“天才”还是很重要。一个天才的诞生，需要建立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在同等技术起点上的两个社会，人多的社会其AI迭代速度、各种新技术的发展，对人少的社会是可以形成碾压性优势的。无论是从需求多样性，还是从杰出人才的创造能力来说，人口的重要性在人工智能时代都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何目前AI发展最强的是中国和美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发展AI与应用AI的有效人口最多。

未来AI可能会取代绝大部分常规工作，如果没有相匹配的制度，当下以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制度就行不通了。我在十年前就开始倡导起点收入，简单来说，就是让每个国民，包括新生儿，获得普惠性的全民起点收入，并让发放比例与就业市场、生育率挂钩。

实际上，人类社会长期在发放“起点收入”，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各国现在普遍实现的免费义务教育。过去上学是需要家长掏钱的，但后来一些国家发现，给家庭出这部分钱，虽然需要财力的付出，但长远来看，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政府，都是很合算的。现在我说的起点收入，无非就是把原先对教育的投入扩展到对繁衍和基本生存的投入。教育只是让人变得更好，而生育则是决定人有还是没有，因此普惠性的养育金乃至起点收入，未来应该是比免费的义务教育更基础的社会制度。

南风窗：如今，仍有部分年轻人徘徊在婚姻大门之外。对于那些依然在“生与不生”“结与不结”之间犹豫的年轻人，你如何理解他们的这种迟疑？在当下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通过婚姻组建家庭，对于个体抵抗风险和寻求意义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生是第一次》剧照

黄文政：我理解现在年轻人的迟疑，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确实还是个生育不友好的社会。但生小孩子其实真的没有网络舆论所渲染的那么可怕。

生了小孩之后，绝大部分人是不会后悔的。很多时候不进入为人父母的状态，体会不到孩子带来的意义感和价值感。

养小孩这件事，条件好了我们就养得富贵一点，条件一般我们就养得平常一点。很多时候，艰苦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往往反而更有出息。

不管未来时代怎么变，人总归是社会最终的基底。社会发展总归是围绕着人，有人才有一切，没有人的话，谈任何进一步的变化，都是空谈。脱离人来谈论发展，那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作者 | 黄泽敏

编辑 | 何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