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AI进课堂”，正把教育异化为一场形式主义表演

【导读】近年来，教育系统暴露诸多问题，如学校课程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学历通胀与就业不足并存等等。这类问题看似病灶在“教育”，却是更广泛社会矛盾的缩影。而人工智能的兴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逻辑。为此，文化纵横编辑部举办“AI时代的教育研讨会”，希望跳出单一的技术赋能叙事，直面教育体系的真实困境。本文择选了闵雪飞、任希鹏和周文杰三位老师的发言，从不同维度回应了这场技术变革带来的深层挑战。

闵雪飞老师从“小语种教学”切入，揭示了AI时代教育分层的残酷现实。AI并未拉平差距，反而让好学生上限更高，让缺乏自律的学生“更没下限”。在她看来，AI时代的核心能力不再是单纯的语言知识，而是跨文化交流与真实世界交往的综合能力。

来自基础教育一线的任希鹏、周文杰两位老师，则不约而同提到当下不少AI进课堂的实践更像是一场“表演”，并未真正触及教学本质。任希鹏老师指出，当前教育的真正症结在于“出口大于一切”，即当全社会以排位竞争的方式衡量学生能力，那么学生与家长真正看重的也是成绩。这也正是不再鼓励宣传“清北生”后，“屏蔽生”的炒作反而愈演愈烈的原因。任老师更敏锐观察到，相较于背负着“知识改变命运”责任的贫困家庭学生，中产家庭的孩子反而更容易陷入虚无与焦虑。因为他们只是在学习过程中被动地证明价值，缺乏内在的意义感。

周文杰老师从课堂实践出发，批判了当前AI教学的一大误区，即把AI视为老师的替代品。他认为，让学生在课堂上看学习机视频，如同“买票进演唱会现场，却拿手机看直播”，荒谬而低效。他继而提出，AI的真正价值在于赋能师生、生生互动，例如让掌握知识的学生去教其他学生，从而将游离的孩子拉回课堂，在协作中提升能力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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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危机”研讨会

▍闵雪飞：小语种自救中的内卷与破局

两年多前，我曾在《文化纵横》的会场里讨论过小语种学生的前途和命运。当时我解释了为什么要请曹丰泽来给学生做讲座？因为我想推动学生接受“出海 offer”。巴西和非洲葡语国家是葡语的对象国，就业需求很多，但北大这种 top 2学生往往不愿意去第三世界。在当时的发言中，我谈到北大葡语专业学生大体有几条路：少数投身学术研究，少数进入国家部委或相关企业，剩下差不多一半的中产家庭出身的学生，基本上毕业后会去欧洲读商科，花几十万获得某种欧美认证，希望回国进入外企、咨询公司或外资银行。小语种在很多人那里只是进入北大的通道。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意识到另一种全球化的存在与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这方面，隔壁高校的博士曹丰泽去非洲建大坝的经历确实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北大葡语专业最近毕业的一届学生中，绝大多数同学直接就业，且多数进入出海企业。这与两年半前很不一样。在北大不能继续读书就仿佛失败的高度内卷环境中，葡语专业反而形成了一种“洪荒逆流”。

三年前，小语种可以说处在最惨的时代：既有外部舆论的贬低，也有初代 AI 对语言教学的真实冲击。但今天，小语种口碑似乎有所回升。一方面，是因为它已经降到谷底；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发现 AI 对其他学科，尤其对一些理工科和其他人文社科方向的影响，并不比小语种小，甚至更剧烈。所谓“又累又没用”，可能并不只是小语种的问题。

小语种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 AI 冲击，不如说是滥建。外语专业是高校扩张中最容易建设的学科，有一个人、一本书就能开专业。英语专业数量巨大，但英语已经内生化，高考、考研都需要，情况与小语种不同。小语种中，日语、德语、西语、法语专业数量都很多；葡语相对幸运，市场不亚于西语和法语，但专业数量只有三十多所，因此还能做到头部吃好、三本吃饱。去不了巴西，也可以去非洲，去不了央企，还可以去民企，只要勤劳肯干，总有一口饭吃。总之，这是一种外向型的语言。

针对 AI，我一直认为，比起 AI，葡语专业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把 I 人学生转化为 E 人学生。外向型的语言需要外向型的性格。AI 的出现会让 I 人更不好过，因为他能从事的岗位，可能即将或已经被AI取代了。但AI会让 E 人如虎添翼。说到底，语言只是底层，更重要的是跨文化能力。AI 的出现和中国—拉美与非洲出海机会增加，让我们看到更大的可能性，也迫使教学把充实跨文化能力的实践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AI 对教学的影响毋庸置疑，而且会加剧教育分层。过去，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无非是希望中位数更多，尽量让尾部同学跟上；但 AI 让好学生上限更高，也让没有下限的学生更没有下限。现在一切都可能由 AI 代做，而且越来越难辨认。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老师能够约束的也许非常有限。

考试形式也发生变化。很多老师已经把期末论文改成笔试，因为论文太难判断是不是 AI 写的。我认为这未必是坏事。人人会写论文，就像人人能吃上牛排，为什么要为此焦虑呢？AI 的出现让少数知识人垄断写作的时代过去了。靠文章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也许只适合挣扎在“非升即走”路上的同行。学生能摆脱“肝论文”的命运，可能是好事。问题在于，没有论文之后，我们如何考察学生？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论文考察是一种偷懒方式，笔试也可能很偷懒。回到大学传统，也就是口试，可能更好。口试既考察思维，也考察口才，尤其有助于把 I 人学生推向表达。很多 I 人其实头脑和口条都很清楚，只是不喜欢主动表达。我们需要给他们创造更多表达场景。

AI驱动了写作与阅读课程的调整。现在学生基本都会用 AI 写作，老师也会用 AI 修改。AI 在语言写作中相当于一个非常靠谱的外教。阅读也可以通过 AI 加强。学生肯定会用 AI 读原文材料，老师不接受这点也没用。但其实结果并没有想象中糟糕。过去，直接使用难度比较大的外文材料会严重挫伤学生自信，但现在不同了，可以借助 AI进行解释，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在课堂上读几篇同类文章，反而能促进通识能力，单词也能记住。如果说在过去，小语种教学最大的问题是只能给成年人看幼儿材料，但是AI的出现实际上可以帮助语言能力尚不足的低年级小语种学生完成思维发展需求。

这一切要求老师更勤奋、教学更有整体性与思想性。老师给什么材料，变得非常重要。我在二年级下学期阅读课中，已经能给北大学生难度很高的思想史文章了，用一个学期让他们对巴西东北这个重要区域的所有重要方面展开阅读，形成整体了解。AI 出现之前，这个任务几乎不可能在二年级完成。学生也因此对巴西土地、资本、革命等议题产生兴趣，甚至计划去巴西交流时做田野调查。田调本身成不成无所谓，关键是他们愿意离开北大，真正到对象国去。

我基本上是push所有学生出国交流一个学期，既希望他们能出去了解第三世界，也希望他们能出离北大的内卷环境。没有必要为了那点绩点一直在北大卷来卷去，为了获得一个经济双学位而不去交流更无意义，因为这已经不是靠一张文凭来背书的时代了。对对象国的了解与实际交往能力更为重要。况且，葡语对象国大多阳光充足，人民友善。巴西人民尤其热情，很适合让在北大内卷到心伤的同学恢复。那里没有宿管、不熄灯、没有辅导员和班主任无限托底，学生必须自己安排一切。食堂和图书馆周末不开，没有人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为他们无偿服务。学生回来后，不再抱怨学校条件，也懂得感恩。更重要的是，经过半年自己安排一切的经历，他们不再被动等待别人安排，而会主动寻找出路，不再害怕找工作，也不会惯性上研乃至读博。实践这一部分，AI 不能替代，老师也不能代劳，只能让学生出去锻炼。

AI 不能代替的是实践和情感。但是真正难解决的是情感。虚拟时代中，面对活生生的人、处理真实关系会越来越难。AI 能提供情绪价值，虚拟伴侣太乖顺，真实生活中很难遇到如此合心意的人。未来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我们在 AI 时代教什么、学生在AI时代学什么，而是他们是不是还能和活人谈恋爱。

最后，我并不觉得 AI 令我的教学计划受到根本影响。在 AI 时代，我仍然可以教很多，甚至可以教更多；学生也可以学很多，甚至学更多。真正影响教学的是实习焦虑。学生三年级从巴西交流回来后，暑假开始，一切就都被实习绑架。适当的实习本来可以作为实践的一部分，让学生们充分了解社会。但目前大厂动辄要求三段、四段实习，要求学生每周至少三天、每天八到十小时，持续三个月，并将实习时长作为转正的必要条件，这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习的初衷。实际上，这是一种将初级员工培训前置到大学阶段的做法，对大学的正常教学影响极大。再叠加 AI 对劳动力的替代，这才是时代最大的问题。哪怕学生目前获得的工作offer 很好，但一想到他们未来的 996 生态，我也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白费。

▍任希鹏：中产阶级的孩子，是谁的危机

今天我们研讨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危机”，作为中学老师，我的感受是也许存在着某种危机，但倒不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到来，至少对于基础教育领域而言，如今大部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讨论更像一场“皇帝新衣”一样的表演，只要最后的那场闭卷考试依然存在，人工智能的影响总没有大学那么紧迫。所以我今天更想谈一谈我在基础教育中接触学生和家长时的一些直观的体会和感受。

出口大于一切：排位竞争的焦虑

我所在的高中是当地最好的几所中学之一，高考成绩相当不错，在外界看来，这所学校以素质教育著称，绝非高考工厂的培养模式，学校的各种活动繁多，学校自身也以自由开明而标榜，育人而非育分当然是我们的追求。然而我们仍然有一句话叫做“清北就是生命线”，整个高中三年，对学生、家长、老师和学校来说，真正的指挥棒始终是高考。现在高考成绩出来后，尽管禁止宣传状元，官方也不对外公布成绩，但各地仍会宣传“屏蔽生”，各种各样的灌水数据在互联网上满天飞，这背后又是新一轮的招生竞争，似乎有一个屏蔽生就是教育的胜利。

我的第一点感受就是：对基础教育来说，出口大于一切。学校出口决定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在这种评价下，学校真正重要的任务就是做题和考试，真正被看重的是头部学生。学生和家长选择学校，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学校的出口，一个好的出口又可以让学校招到更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无论设计再多的规则，真正的规则只有一个，所有学校包括学生自身都按照同一套出口逻辑的排位规则来竞争。

每年高考结束，像我们这样的学校都会面对“掐尖”的质疑：培养出那么多清北，不是老师厉害，而是学生本来就厉害。培养出清北当然不等于教育成功，但这个问题背后所谓“低进高出”的衡量，依然是出口标准。成绩出口已经成为教育的金标准和生命线。在这个逻辑中，学生就像被交易的商品，商品价格就是出口成绩。哪怕没有高考，没有考试，其实也会有其他排名。学生、学校、职业、专业、文理科，都按照某种规则进行排位。

但排位竞争的规则其实并非教育逻辑，而是社会逻辑，是一套以某种单一价值来评判的社会鄙视链。它要求每个人围绕这套价值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每一步都不能走错，都要进行精密的计算，这种竞争未必来自资源匮乏，相比过去，我们的资源其实更丰富，这种匮乏更像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匮乏。所有人都认同某个单一价值，就必须在资源的稀缺中通过竞争去获取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没有人敢从这台自动运转的机器上掉队。

在我和家长的接触中就发现，家长比孩子更焦虑。从小学到初中，只要孩子成绩在任何环节落下，家长就会疯狂想办法，哪怕办法未必有用，砸钱也要买心安。刷题补课、超前学习的逻辑在高中不见得有用，但没有人敢不遵从这套逻辑，这已经成为了一套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成熟的游戏规则，它甚至从小学就已经固化了。家长和孩子也会主动推动学校回到排名和应试逻辑中。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的时间被占满，作业很多，我能感到他们比我们上学时要累得多。在竞争的推动下，学生只会做自己觉得“有用”的事，只听自己觉得有用的课。你如果问一个高中生追求什么，很多人只会说想上某个大学，或者将来考公务员、进大厂、考编。他们不理解“追求”还能是什么意思。上高中是为了上大学，上大学是为了找好工作，一切都是排位竞争的手段。

我给高一学生上的第一节课会问两个问题：如果你高一就得到北大保送资格，高中三年对你还有没有意义？你有没有做好倒数的准备，如果成绩不能再给你激励，你还会不会学习？

错位的期待：生活与意义的匮乏

我的第二点感受是：今天的学生拥有很多，也背负很多，但唯独缺少自己的东西。出口大于一切的逻辑，会被我们归结为价值单一；但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学生自己的生活和意义很匮乏。单一目标如果本身能赋予意义，人未必会那么焦虑。比如通过努力学习来改善家里生活，这本身可以有意义。我在凉山支教时接触过条件远不如城市学生的孩子，反而发现现在这些成绩更好、家庭条件更好的中产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危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意义感。外在条件很好，精神和生活却很匮乏。

今天的家长多是 70 后、80 后，他们当年或多或少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时代的确定性。但现在的孩子面对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上升通道似乎变得越来越狭窄。上一代人的确定性与下一代人的不确定性叠在一起，形成强烈的中产焦虑。

但“中产阶级”这个词本身有欺骗性。公务员、大学教授、老师、商人、外卖员，生活处境并不相同，但背后共享着一套关于上升和下降的竞争叙事。我们今天为高考制度辩护时，经常诉诸“阶层流动”，但这恰恰是高考越来越不能承受的重量。我们期待高考继续承载改变命运的叙事，却又发现它越来越难实现。“阶层流动”背后其实仍然是一套单一的价值叙事和竞争逻辑。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父母和社会中接受了那套排位竞争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对于他们来说始终是一种外在的标准，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和认同这种外在的标准。于是学习并非自己的事情，很多学生只是在这种竞争中被动地证明自己。许多优秀孩子越优秀越焦虑，因为他只能不断用成绩证明自己。另一方面，父母把孩子保护得很好，也提供了优渥条件，父母的期待也成为孩子的期待，孩子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也应该一直托举自己。

很多家长说自己从来没要求孩子，给孩子的是自由选择的机会和多元的教育理念。但孩子的反馈常常相反。家长一方面说成绩没那么重要，另一方面又不断暗示一定要考 985、一定要选更好的学校和专业、找更好的工作。这种矛盾构成了一种虚假的自由，造成强烈焦虑。我们都会说学生应该找到内在标准，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他们没有时间和空间找到自我，又无法在外在标准中获得意义，于是陷入深刻无力感和无意义感，优秀本身成为沉重的负担。

因此，当我无法承担竞争的焦虑和外界的期待时，我只能做出逃避和反抗，所谓心理问题，其实越来越成为学生主动暴露创伤和痛苦的手段，是为了获得喘息、关注和共情。但现实的亲子关系和学校生活其实也无法提供这种安抚，所以学生往往只能从互联网中获得力量。孩子们缩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联系，无法应对真实世界中的痛苦和挫折，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获取快乐和幸福，没有勇气去面对失败。但就像单一的竞争逻辑并非教育的产物一样，这种错位的期待和生活与意义的匮乏也并非家庭的问题，家庭和教育更像是社会的投射。

谁的危机？

所以我要分享的第三点感受就是：究竟是谁的危机？教育危机的背后是否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危机？今天的人工智能更像一个背锅侠，没有人工智能，学生就会乖乖听课吗？就会没有阶层焦虑吗？很多问题并不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我恰恰相信真正的教育是不可能被取代的，而人工智能不过是技术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最新结果。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教育落后于社会，而是技术和市场的狂飙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的失范，这个进程越发使人成为一个商品化的存在，人的价值被劳动力市场所规定，我的意义只能在外界中获得，我为自己设定的价值都依赖社会外在承认。

因此今天的教育其实不一定是最落后的领域，反而可能是最早暴露代际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地方。尽管学校和老师仍在努力扮演社会再生产的角色，努力为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但这套逻辑其实正在不断遭到冲击。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在教育，而是在维稳，现在不仅学生有心理问题，基础教育的很多老师也有严重焦虑。但教育的不适不能简单归结为老师不会教、学校不适应市场。更重要的可能是过去的那套社会意识形态运行机制和教育再生产的逻辑，已经不再以学校为中心，学校只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冲突点。

当所有问题都指向教育的时候，我们其实给教育施加了很多它不能承受的重量，同时又把教育窄化为某种以再生产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活动。今天的教育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但那些没有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孩子怎么办？所有人都要成为有用的“人才”吗？如果社会的逻辑就是竞争和淘汰，未来的社会本就会不断制造“无用阶级”，我们指望教育来改变无异于天方夜谭。问题的关键不只是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人，而是 AI 之后，我们如何重新定义有用和无用。这可能恰恰要求我们走出对教育的窄化理解，回归到教育的本质，回归到人的培养和人和人的关系上来，这正是真正的教育不可被替代之处。

也许今天更重要的任务，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培养“活人”。我并不是说教育要固守传统，恰恰相反，我认为教育当然要进行改革。AI 是很大的机遇，但这个机遇不仅属于那些能抓住机会的人，反过来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教育应该是什么？对于那些没有机会、甚至注定被淘汰的人，我们应当给他们怎样的教育？

▍周文杰：AI 影响下的基础教育实践

我想接着任老师的发言，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基础教育为什么要让 AI 参与，AI 参与基础教育到底针对什么问题；第二，目前 AI 在基础教育课堂中的实践方式和问题。

就目前而言，AI 对高等教育的冲击远远大于基础教育。原因是基础教育，尤其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仍然被一系列标准化升学考试塑造。AI 对依赖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活动影响巨大，但对闭卷、标准化考核影响相对有限。

而且，义务教育阶段的知识并不完全是客观知识。它有很强的价值观意涵，塑造下一代对社会的集体认知。公民道德、人生观、世界观，很大程度上仍由基础教育完成。所以不能因为某些知识学习可以被取代，就推导出基础教育要发生完全颠覆性的变化。

从 ChatGPT 到 DeepSeek 出现后，基础教育领域几乎所有会议都在谈人工智能。没有人工智能，好像就不称其为一个会。但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领域像一个幽灵：大家都看得见，却摸不着，也很难落地。所有人都说它会颠覆教育，但真正落地的范式迟迟没有出现。

我认为，今天基础教育中最有话语权的几拨人，都把 AI 当作救世主。第一拨是维护现行教育制度的人，他们希望 AI 进一步提升效率，把学生从“水平不够的老师”手里解救出来，让学生更高效地自主学习。第二拨是批判现行制度的人，他们希望 AI 另辟蹊径，把学生从“理念落后的老师”手里解放出来，让学生自由探索。第三拨人话语权相对少一些，但调配教育资源，他们从成本逻辑出发，希望用 AI 降低成本、取代部分教师，或者把优质资源输送到山区等地区。

这几种思路都有一个共同点：总是把 AI 和老师对立起来，认为老师要么技术不行、要么理念落后，学生需要被 AI 拯救。于是 AI 在基础教育中常常变成恐吓老师的工具。很多教育 AI 产品宣称三五年内能取代 90% 的老师或 90% 的教师工作。但以目前许多产品的设计水平看，它们自己能不能撑到五年后都很难说。

关键问题不在理念，而在落地。落地的出发点很重要：AI 与老师、课堂、学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取代，还是共存和相互赋能？作为学校管理者，我更倾向于寻找共存之道。

先说老师。AI 对使用者能力要求很高。要用好 AI，至少需要四点：敏锐发现问题；提出清晰思路；精准表达；对 AI 答案进行充分反思。能否用好 AI，首先不取决于技术掌握多深，而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好老师。你要了解学情，知道班上问题是什么；要理解考核方向和中高考改革方向；要有教育智慧、实践能力、学科素养和表达能力。AI 到来之前，对老师的要求也是这些；AI 到来之后，只是要求更高。一个好老师不一定立刻能用好 AI，但能用好 AI 的基本不会是差老师。

再说学生。AI 提供的是一种特殊教育场景：沉浸式、互动式、针对性的学习体验。它匹配项目化、游戏化和个性化学习。但这不是基础教育的全部场景，也不适合所有孩子。我们在学校尝试推进 AI 时，大致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for AI：为了 AI 而学。也就是让学生认识 AI、掌握基本使用能力。未来工作和生活中，学生必然会大量使用 AI，因此基础教育需要让他们对 AI 有基本认知。这可以通过 AI 课程，或在课堂中融入 AI 使用环节来完成。

第二个层面是 by AI：利用 AI 强化课堂教学，拓宽课堂边界。比如七年级语文课《带上她的眼睛》，传统作业可能要求学生续写科幻小说，设计如何营救被困在地心的女主角。但这种作业耗时长、批改难，不适合普通课堂即时完成。我们用 AI 搭建智能体，让学生与 AI 共同完成续写：AI 提供情节和场景，学生在关键的人文判断和技术判断处提出自己的方案，最后合并成文。这样既能训练想象力，也要求想象有科学依据。AI 在资料查阅和共同写作上给初一学生很大帮助，也让他们获得创作体验。

第三个层面是 of AI：以 AI 为底座改变课堂范式。这是最难的。目前许多面向家庭 C 端的 AI 学习产品，设计思路都是取代老师。它们本来就没有把老师和同学纳入课堂场景。如果把这种产品直接搬进课堂，常常会导致课堂效率下降。比如让学生在课堂上用学习机看视频，老师明明就在讲台上，却让学生看设备里的讲解，这就像买票进演唱会现场，却拿手机看直播，荒谬而低效。

因此，判断 AI 是否有用，核心要看它是否提高课堂效率。课堂效率可以粗略看两个参数：参与率和互动轮数。许多学生长期游离在课堂之外，参与率低；有效教学互动轮数也有限。好的 AI 使用，应当提高学生参与比例和有效互动轮数。

很多所谓 AI 课堂是假使用。比如造一个“李白数字人”，让李白开口讲诗。这和老师戴个李白面具讲课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后者可能更吸引学生。这样的 AI 更像公开课表演，像 T 台走秀，只展示风格，不考虑穿起来舒不舒服。

但 AI 教学并非没有用。有些方式确实能增加互动轮次。例如作文细节描写训练，给学生 10 分钟，让他们不断用 AI 修改作文，老师预先设定评价标准，看哪个小组能在规定时间内达到更高分数。传统课堂中，老师无法同时快速批改六个小组作文并定量评价；但在游戏化、项目化、互动式场景中，AI 可以充分点燃学生创作热情，提高参与率，激发思维。

更进一步的范式改变，不是增加人与 AI 的互动，而是在 AI 赋能基础上增加人与人的互动。比如让学生教学生。课堂中，有的学生觉得题太简单而游离，有的学生觉得题太难也游离。我们希望利用 AI 快速识别哪些学生掌握了某个知识点、哪些学生存在欠缺，再让掌握的学生去教另一部分学生。

“小老师”和 AI 都是不完整的老师。小老师熟悉同学，但缺乏教学经验和诊断效率；AI 诊断效率高，但可能出现幻觉，也不了解具体孩子。两者结合，恰好可以互补。AI 弥补小老师在教学经验和判断效率上的不足，小老师弥补 AI 不理解对象、可能犯错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思路不是让 AI 替代老师，而是在老师前期指引下，由 AI 赋能学生与学生之间发生更有效的互动。这样既能把游离的孩子拉回课堂，也能让已经掌握知识的孩子锻炼思维、学会帮助他人，在能力和价值观上都有提升。

✪ 闵雪飞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 任希鹏 | 成都七中

✪ 周文杰 | 海亮教育天马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