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8.5万座水库：历史遗产敲响警钟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郑宁】

近日，台风“美莎克”引发的持续强降雨，在广西造成了严重的水库险情。7月6日上午，建成于1960年的中型水库——六蓝水库发生漫堤缺口，坝体坡面坍塌，库水倾泻而下。

这场灾害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引向那些平日里默默无闻，却已经使用了数十年之久的中小型水利工程。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水库？是否潜藏着类似的风险？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哪些教训？

7月6日，受2026年第10号台风“美莎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蓝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

星罗棋布：中小水库构筑的“水利底盘”

谈及中国水利事业，首先要正视一个基本事实：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尤其是水库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工程壮举。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有水库1200余座，数字看似不少，但置于广袤的国土之上，实际极为有限；无论是支持工农业生产，还是预防减轻灾害，都很难发挥成效。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20多个省的354个县市、4450万人受灾，尤以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西江灾情最为严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修水利，防洪抗旱”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写入了《共同纲领》。

此后的水利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伴随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伟大号召，1949年至1957年间，全国新建大中小水库1079座，新建成的大、中型水库已远超建国之前，而这还只是开始。1958年至1965年，水库建设出现“井喷”，8年间新建45410座，六蓝水库便诞生于此时。至1976年底，全国水库已达85400多座，是建国前的70倍。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水库的类型、数量及高坝数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扭转了旧中国水利基础薄弱的局面。根据2023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已建成各类水库94877座，应该说，建国前三十年的建设奠定了中国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格局。

位于安徽省霍山县佛子岭镇境内的佛子岭水库连拱坝，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坝”。荔枝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庞大的水库家族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型水利工程其实只占很少的数量比重。在1976年之前建成的八万五千多座水库中，小型水库占比超过九成，大型水库占比不足1%。小型水库虽然单体库容小，但遍布全国乡村，在拦蓄洪水、农业灌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根基性作用，许多至今仍是农业稳产的重要保障。

然而，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工程，更何况是五六十年前的产物。这些水利遗产在持续发挥效益的同时，其风险与隐患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沉重的代价：成就伴随的失败与教训

在1958至1965年的水利建设“井喷期”，中国水利工程的建设速度可谓史无前例。八年时间里，全国修建了45410座水库，仅大型水库就达到了210座，其中包括著名的密云水库、新安江水库等工程。这样的成就理应载入史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速度也和“大跃进”等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受特定历史条件影响，不少工程存在规划不合理、施工不达标的问题，甚至出现“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做法。这些仓促上马的工程，在后来的运行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以当下人们关注的广西水利为例，1958年兴建的昭平水电工程，在河流规划尚未完成时便急于动工。但工程规划设计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淹没损失过大，包括阳朔、平乐两座县城，全国闻名的风景区阳朔也在其中。该工程于1961年停建下马，造成经济损失2300多万元。

再如下桥水电站，其失败教训更具时代特色，在特殊年代采取了“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最终施工受困于岩溶渗漏等地质问题，被迫于1972年停工，后将高坝方案改为低坝，造成经济损失1700万元。类似的失败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当时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三门峡水库。

作为治理黄河的重点工程，当时的决策过于信赖苏联专家的意见，忽视了基于黄河泥沙规律提出的反对意见。水库蓄水后，泥沙迅速淤积，渭河河床抬高形成“悬河”，造成严重生态后果。三门峡工程被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进行两次改建，成为新中国水利史上代价沉重的一课。

资料图：三门峡水利枢纽（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如果以上这些案例还主要是经济与环境层面的损失，关乎人命的灾难也并非没有。最为惨痛的是1975年8月河南“75·8”特大暴雨溃坝事件。在国际编号7503，即1975年太平洋第3号台风的影响下，驻马店地区3天的降雨量达1605.3毫米，6小时降雨830.1毫米，1小时最大降水量189.5毫米，最后一个数据直到2021年7月20日才被郑州特大暴雨刷新。

作为这场灾难的关键节点，溃坝的板桥水库是上世纪50年代治淮工程的样板。在讲究“人定胜天”的年代，这座大坝被寄予众望，有“铁壳坝”的说法。但客观规律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板桥水库设计最大库容4.92亿立方米，而承受的洪水总量达7.012亿立方米。8月8日凌晨，未及泄洪的板桥水库垮坝，7亿立方米洪水倾泻而下。短短数小时内，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及数十座中小水库相继垮坝，酿成了新中国水利史上最惨痛的事故，也是损失最大的事故。

从历史到当下：隐患犹存，人为施策必不可少

每当重大水灾发生，常有人追问：那些“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标准的大坝，为何没能守住？比如广西六蓝水库，据传已经完成了“百年一遇”标准的修复，但如今依然出现了重大险情。

这里有必要澄清“百年一遇”的科学含义。它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一百年才发生一次”，而是指在任何一年中，发生达到或超过该标准洪水的概率为1%，按照概率计算，100年内至少发生一次的概率为63.4%，发生两次的概率也有18.5%。

而且，“百年一遇”的标准本就是持续变化的，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过去“百年一遇”的极端事件，如今可能变为“五十年一遇”甚至更频繁。诸如2021年河南“7·20”暴雨中，郑州1小时201.9毫米的降雨量，以及此次广西六蓝水库库区490毫米的累计雨量，都远超当地的“百年一遇”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新闻往往给人们造成认知错觉。我国地域广阔，流域众多，各地的水文环境不同、灾害标准也不同。在新闻报道中，只要一个地方发生了“百年一遇”洪水，就会给人一种“百年一遇又来了”的感觉；类似新闻多了，自然就产生了“百年一遇年年有”的错觉。

或许人们还有疑问，既然“百年一遇”不保险，为什么不能提高到“千年一遇”？需要客观承认的是，水利工程终究是要衡量经济性的。提高标准自然更有利于减灾，但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投入。在安全与成本之间，任何工程都只能防御某个合理级别的洪水。

具体到我国的现状，需要考虑的不只有新建更高等级的大坝，而是如何维护数以万计的“老坝”。当前我国约80%的水库建于1980年以前，许多已进入“高龄”阶段。受限于当年的建设条件，“重建轻管”现象普遍，大坝监测设施不完善。许多水库存在坝体渗漏、设备老化、防洪标准偏低等问题。特别是数量最多的小型水库，多由乡镇、村组管理，普遍存在管护机制不顺、技术力量薄弱、经费不足等痛点。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违规调度等问题也时有发生。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已采取系统性措施。比如水利部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实施方案（2025—2027年）》，计划三年内对200余座大中型和4800余座小型水库实施除险加固。但大众也需要清醒认识到，即便所有水库都完成加固，危险也仍然存在。一方面，防洪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条堤防再坚固，如果某个薄弱环节出问题，整个防线都可能崩溃。面对数以万计的水库“遗产”，除险加固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需要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大量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即便得到加固，水库也无法完全避免超标准洪水的冲击。以此次溃坝的六蓝水库为例，这座以灌溉和供水为主要功能的水库，遭遇了远超设计极值的洪水。

广西洪灾，多方救援，中国安能集团通过动力舟桥转移师生。中新网 陈浪 摄

在“工程措施”无法覆盖的极端情形下，人为因素便成为决定性防线。相较于不可控制的台风，人为预防与应对显得更有意义。在1975年板桥水库的灾难中，预警信号未能有效传达、群众未能及时疏散等问题加剧了损失。而此次六蓝水库溃坝前，大部分群众或是得到了警告，或是得以疏散转移，有效降低了损失。

时至今日，气象预测、通讯指挥等技术手段已今非昔比。我们完全有能力在灾害来临前做出更及时、更科学的研判与决策。六蓝水库的溃口，既是对老旧工程的一次警示，也是对人为应对能力的一次检验。

面对未知的天灾，倘若能更早做出预判，无论是下泄库容还是疏散群众、专业财产，都能够做得更好。从被动抢险走向主动防控，从依赖工程设防走向预测和消解灾害损失，或许这才是应对数以万计水库“遗产”挑战的理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