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收钱捞人被判诈骗罪，却说“我才是被害人”，掩护的“大人物”连名字都是假的

“我办事的时候被骗了，退赔的时候又被骗了，被害人是我。”一审被告人甘德胜作出这样的最后陈述。

他因“收钱捞人”一审被判诈骗罪，领刑10年半，他不服，提起上诉。他被指控诈骗100万元，但他获利的证据存在争议，却“退赔200万元”。他被抓后，为“保护大人物”，不供出他请托的“大人物”姓名，但后来发现“大人物”连姓名也不真实。

所谓的“大人物”，是他在“红头文件”加持下，做“大项目”的过程中认识的，最初“缘”起于“北京饭局”。

饭局上认识的“大人物”

“北京饭局”在生意人圈子中充满神秘。经历饭局，有人谈成千万项目合作。有人结识贵人，得其相助。当然，也有人上当受骗，身陷囹圄。内蒙古人甘德胜概莫能外。

甘德胜年近六旬，短发平头，方脸，眉毛浓密，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人。2015年之前，他在呼伦贝尔市经营一家野生动物养殖企业。2016年开始，他在北京一知名高校商业经济法学院成人班学习。毕业之后，重点活动范围转至北京。

据甘德胜回忆，2016年春天，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他认识了周国权，得知周国权在做一个“国家级大项目”。周国权自称是“某部委”下设单位“国家社会调查与经济研究室”（下称：研究室）主任。所谓“大项目”即为促成研究室“落地”。

甘德胜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周国权曾在其办公室拿出职务任命文件。那是一份“红头文件”，任命周国权为研究室主任，落款处有该“某部委名称”字样的红色章印，甘德胜及其朋友都见过。

他后来被同样的“红头文件”任命为“研究室副主任”，他没想到，他也能被“大领导相中”。他在事后回想，觉得当时是“接触下来，周国权了解我、信任我”。

2021年1月，周国权去世。研究室主要人员参加了葬礼，其中有一名女子，名叫沈应红。甘德胜说，沈应红自称是该部委领导的妹妹，负责与“该部委”联络有关研究室的事宜。

此后，甘德胜开始陆续与沈应红“接洽”。有“红头文件”显示，周国权去世后，甘德胜接任“主任”，开始以“研究室主任”自居。

文件显示，研究室一直没有正式成立，周国权和甘德胜的职责被确定为“筹钱”，以便研究室尽快落成。他们的办公场所被称为“研究室筹建处”，当时设在西国贸大厦。

甘德胜称，大约2020年，他在这间“外貌非常普通”的办公室里，认识了另一名女子，名叫“方萍”。方萍常光顾的茶馆老板及甘德胜都称，方萍介绍自己是一部级部门退休干部。

福建人陆同曾出席过在北京西大望路的一个饭局。饭局上，经朋友介绍，他与方萍相识。陆同记得，饭局大概是2015年11月，方萍当时介绍自己说是“部级部门退休干部”，但因陆同当时工作、生活均不在北京，两人接触并不多。

在陆同的印象中，2021年，在另一个北京饭局上，他认识了甘德胜。他说，甘德胜自称是“研究室主任”。陆同没见过甘德胜的工作证件，但在那之后不久的一个饭局上，他发现，方萍与甘德胜也认识，便没有怀疑过两人身份。

甘德胜还说，2023年，通过研究室其他人员介绍，认识了“一大人物的大秘书”，得知了一个“军工企业”的项目。“大秘”说有渠道搞定这个项目，甘德胜便“配合其要求”筹钱，希望拿下这个“大项目”。

新黄河记者调查了解，到京后的8年时间里，甘德胜认定的这两个“大项目”正是围绕着这些“大人物”展开。直到甘德胜涉案被抓，他也没有怀疑这些“大人物”的身份。

收钱“捞人”引发的刑案

陆同有一个远房亲戚叫白小超。

裁判文书显示，福建人白小超，因涉嫌犯罪，被内蒙古警方刑拘，后被检察机关办理取保候审放出来。2023年8月21日，法院决定逮捕白小超。白小超被收押进乌拉特后旗看守所。

陆同说，白小超再次被抓，让家人“特别着急”。家人让陆同帮忙找人问问，看看能不能放了白小超。陆同找了方萍，讲述了白小超的情况。

陆同在2021年到北京发展，之后，他经常与方萍一起吃饭，“关系特别近了”，他对方萍的称呼也由“大姐”变成了“干妈”，方萍对此没有否认。“也找她办过事，感觉还挺靠谱，就相信了她。”陆同称。

8月21日下午，方萍答复他，说可以找“一位孙部长”，一周就能放人，但是需要100万元好处费。陆同与家里人商量后，答应了。

转账记录显示，从8月21日晚上到23日下午，陆同及其亲戚朋友分多笔，将100万元汇入一“查”姓人的银行账户。陆同说，这个银行账号是方萍提供的。

判决书显示，两周时间过去，白小超还没被放出。

据方萍和陆同所说，在陆同追问之下，方萍称，领导一直开会，没时间。9月11日，方萍在社交软件上说，“明天他们过去领人，让你弟弟在门口接”“出来后还要给法院400万元”。陆同以“拿不出那么多钱”为由说不办了，要求退钱。

判决书显示，2023年11月18日，白小超被法院判有期徒刑3年5个月。陆同说，这期间，方萍答应退钱，但以各种理由推脱，一直没退。从2023年11月23日起，陆同已经联系不上方萍。

根据案件材料，陆同1977年生，是福建福安人，暂住在北京朝阳的一个小区。在纠结中度过4个月后，他于2024年4月1日报案，称被方萍诈骗100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过初步侦查后，于4月19日立案，8天后，抓获了方萍。

据方萍供述，她承认向陆同收钱的过程，承认要还钱，也承认“嫌烦，把他（陆同）拉黑”，还承认“没有特殊身份”。但方萍否认以“部级部门退休干部”自居，且不知道“孙部长”是谁，称“孙部长是随口说的”。

方萍向警方交代，“捞人”的事，她找的是甘德胜，“要100万元好处费”是甘德胜提出的，“查”姓人的银行账号也是甘德胜提供的。2024年5月29日，朝阳警方将甘德胜抓获。

新黄河记者了解到，“方萍找甘德胜捞人”之事，陆同并不知晓。在陆同所知情况中，方萍是北京人，70多岁，身高165cm左右，体态中等。陆同从来没有怀疑过方萍“部级部门退休干部”身份。直到后来再做笔录，他才知道，连“方萍”这个名字也不是她的真实姓名。

“大项目”背后的“纸关系”

两份“红头文件”显示，从2021年1月10日起，甘德胜开始担任“研究室筹建处”负责人；2月23日，他被“正式任命”为研究室主任，负责全面工作。

新黄河记者注意到，两份文件落款处，分别盖有“该部委名称”及“该部委二级单位名称”字样的红色章印。

甘德胜的家属找到了落款相同或类似的文件41份。这些文件记录了研究室决定成立、筹备、人员变动、拆借款项、开会通知等相关信息。

最早的一份落款日期是2019年7月20日，最近的一份是2026年2月9日。文件内容能够体现，“开会通知”大多发生在疫情期间，会议因各种原因一再“延期”。

其中一份落款为2019年1月30日的“证明”文件中提到，周国权为研究室代购置办办公用房，需融资约4亿元人民币，前期暂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拆借约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房预付款等费用，让有关单位大力支持。文件后附有周国权的两个个人银行卡号。

甘德胜称，类似落款的“红头文件”，沈应红曾发给他及发到工作群里近300份。其中不乏“筹款内容”。因落款处均盖有“该部委名称”字样的相关章印，他对文件深信不疑，还为研究室成立四处筹钱。

被抓前，“筹钱促使研究室成立”是甘德胜的主要工作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甘德胜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前，间接转给沈应红1300万元；被任命为主任后，直接转给沈应红300万元。

根据在案证言，方萍被抓前，曾提出“退还陆同的100万元”要求，甘德胜同意退还，并开始筹钱。方萍被抓后，甘德胜筹到的钱，打进沈应红的银行卡里，他托沈应红帮忙退还。甘德胜刚到案时，向警方称，沈应红是他的律师，这笔钱“已经退完了”。但警方和陆同都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根据沈应红的转账记录，沈应红收到4笔、共计91万元。她承认是甘德胜转给她的。沈应红向警方称，这笔钱中，有10万元是“支付甘德胜的房租”；20万元用于“偿还债主的款”；有50万元“甘德胜让送到长沙”；另有10万元是“甘德胜让代收的”。此外，根据甘德胜的转账记录，另有24万元在甘德胜被抓后进入他的银行账户，沈应红称，是她转的，用于“退赔”。

沈应红作为证人接受警方询问时称，她的职业是北京一传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律师，未受雇于甘德胜，也从未从事律师相关的工作。对于以往与甘德胜的经济往来，沈应红称，是“甘德胜向她借款，基本上有借有还”。

谅解材料显示，2024年6月6日，甘德胜的家属另筹100万元，退给陆同，并取得谅解。这时，甘德胜才知道“沈应红未帮忙退”。在案证言显示，他后来向提审他的检察官称，就是沈应红耽误的事。

甘德胜称，沈应红所说的“房租”与他无关；他不认识那个债主，不欠钱；他没有让送钱到长沙。而且，他被抓后的24万元进账与沈应红无关。他未向沈应红借过款。

沈应红否认参与“研究室筹建”。她和甘德胜均向警方提到了“研究室筹建”之事，但在案材料中，没有警方对此进行追查的材料，也没有材料表明警方对“房租”“债主”进行追查，以验证沈应红证言真实性。

甘德胜家属称，得知沈应红未退款后，家属曾持多份“红头文件”向该部委信访局核实真假，信访局工作人员称“这就是假文件”。

掩护“大人物”

根据警方的调查，陆同的100万元从“查”姓银行账户中转入甘德胜账户，又被甘德胜转入一个户名为“刘蕾”的银行账户。警方多次讯问转账原因，甘德胜均称，欠刘蕾钱，转钱是还欠款。

甘德胜最初向警方称，刘蕾大约30岁，是他“陈姓”朋友的孩子，他不知道朋友全名。他后来向提审他的检察官称，这个朋友叫“陈英”。

甘德胜称，2023年2月前后，研究室筹备处另一名“主任”介绍说，陈英是“一大人物的大秘书”，能促成研究室落地，他就信了。他还供称，陈英曾向他说，有能力办理军工企业资质，他也没有怀疑。

大量聊天记录显示，陈英长时间以“办理军工企业资质需要”为由，以各种方式，不断催促甘德胜筹钱。截至2024年4月，甘德胜已转给陈英“母女”2000多万元。

2024年5月29日中午，北京朝阳警方抓捕甘德胜时，遭到“反锁房门”反抗。社交软件信息显示，当时，甘德胜正在与陈英通话，将警方上门情况告诉陈英，想让陈英救他。

甘德胜供述显示，到案后，甘德胜仍称自己的工作单位是研究室，职务是“筹备处主任”，又称“研究室还没有正式运营，暂时还没有这个单位”。他承认，受方萍之托帮陆同“捞人”，他向警方称，知道收钱“捞人”不合法，但“我听说人是冤枉的，要去救一个冤枉的人就是合法的”。

在最初的供述中，甘德胜称，“捞人”的事情，他找的是一个内蒙古的男性朋友，得到“可以先保释出来”的答复后，收到对方给的“查”姓人银行账号。他将账号发给方萍。他还称，具体实施“捞人”的人是谁，他也不知道。

根据笔录记载，几经讯问后，甘德胜称，他找的是北京的一个“刘”姓朋友去“捞人”，他记不清对方大名，也没记住对方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对方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后经警方调查，所谓的“内蒙古的男性朋友”及“北京的刘姓朋友”均不存在。

在案材料显示，在案件审查延期阶段，甘德胜才向检察机关交代，说他找的是陈英，转钱给刘蕾是应陈英要求，陈英跟他说能把人“保”出来。

但在案证言显示，陈英否认甘德胜托她“捞人”，称甘德胜所转的100万元是生意上的还款，由她女儿刘蕾代收。陈英还称，她人不在国内，没有能力“捞人”。

在案材料显示，两张借条照片显示，甘德胜曾在2023年8月、9月向刘蕾借款共计200万元。刘蕾将这两张借条照片提供给警方，用以证明“甘德胜向她借过钱”。但刘蕾未提供借款合同、借款转账记录等相关佐证材料。

甘德胜说，借条时间与打款时间不符，且“借条照片”是刘蕾从他手里“骗取”的，借条原件仍在他手里。他与陈英之间没有生意，他也没有向陈英“母女”借过钱，

甘德胜称，2024年3月份，他与陈英通过视频电话聊“捞人”的事情时，方萍在场。方萍在笔录中曾称，他多次听甘德胜在视频中与“陈秘书”聊转账之类的话题，聊的过程中，她还曾与陈秘书打招呼。2024年3月的那次视频通话过程中，方萍在场，她听到甘德胜向对方说“小陆的事如果不办就把钱赶紧退回来”。

庭审过程中，甘德胜辩称，在侦查机关讯问时，之所以不供出陈英，是为了“保护大领导”。他的一部手机里存有与陈英的通话录音，能证明“陈英承诺能捞人”。他的辩护人发现，这部手机被侦查机关扣押，手机中的电子数据并不在案。

2025年初，辩护律师向甘德胜核对案件情况时，他才知道，“陈英”不是“大秘”，真名不叫“陈英”。警方未查到陈英的户籍、护照、出入境记录等身份、活动信息，在案没有“陈英与刘蕾是母女关系”的客观证据。

根据案件材料，彼时，案件已经被诉到法院，甘德胜称，他那时意识到“被骗了”。

“行政干预”司法

根据在案材料，2024年5月29日，甘德胜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朝阳警方刑拘，被羁押在朝阳区看守所。证据显示，沈应红开始“动用组织关系”“捞甘德胜”。

大量通话录音和聊天记录显示，2024年6月1日，沈应红告诉甘德胜的家属，单位昨天已经决定了，全部走“行政干预”，组织上出了三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去接人，让家属等通知。

家属告诉新黄河记者，沈应红所说的“组织”，是指“某部委”。“三个人”分别是谁，沈应红没说，家属也不知道。沈应红自称，她在催促当中。

录音显示，6月20日，沈应红说，单位有专人在给办理出所手续，已经七七八八了。以甘德胜的情况，也就只有单位能把他弄出来，让家属在家安心等。

在案材料显示，出自警方的告知书显示，2024年7月3日，甘德胜被逮捕。

聊天记录显示，7月5日，沈应红说，甘德胜的事情完全消除需要时间，单位已经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家属不要再做任何时间上的考量，因为法律也有规定，“在任何阶段的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走人”。

聊天记录还显示沈应红还让家属不要再打探了，因为“有一些非正常的渠道”在处理。任何的信息、进展，她不会隐瞒，只是“过程实在没有办法讲”，让家属对她保持足够的信心，不要考虑过程，安心等待好消息的到来。

案件材料记载，2024年9月3日，案件被北京朝阳警方移送至朝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通话记录显示，案件移送前一天，沈应红通知家属说，她已经与“组织上派的人”一起出发，去处理甘德胜的事情，让家属9月3日下午或4日上午接人。9月6日又通知说，7日早上，单位的车去接。

家属称，这两次都没接到人，记不清沈应红怎么解释的原因。根据2024年9月9日至2025年1月28日的聊天记录，沈应红至少通知接人13次，基本上是“前一天通知，第二天一早变卦”。家属开始怀疑沈应红在骗人。

案件材料记载，甘德胜所涉案件在经历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和一次延长审查期限后，于2025年2月8日被诉至朝阳区法院。

通话录音显示，2025年8月15日，沈应红告诉家属，她向法院的领导询问过了，开庭还没有排期。她还说，她联系了著名律师朱明勇，但朱律师出差了，等他回来了再约。她一再向家属解释，她没骗人。但朱律师回复家属，就这个案件，没人联系过他。

在案材料显示，2026年1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甘德胜作为唯一被告人出庭受审。案件并未当庭宣判。录音显示，16日这天，沈应红说，能办理取保候审，下午去跟检察院和法院沟通。

庭审记录显示，庭审现场，甘德胜在最后陈述中提到，陆同的100万元到他账上后，他很快转出，一分钱利没有获；他向陆同退款，退了两个100万元，“被害人是我”。

通话录音显示，案件开完庭第8天，沈应红告诉家属，“该部委”出的“取保文件”已经交到了法院；第10天，家属向朝阳区法院核实，承办法官的助理回复说，没有收到“取保文件”。

宣判材料显示，2026年1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甘德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宣判当天，甘德胜提出上诉。截至发稿，案件二审尚未开庭。

立案告知书显示，2026年3月，甘德胜家属向公安机关举报，称有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4月8日，北京丰台警方针对举报立案。

（注：文中周国权、沈应红、陆同、白小超、刘蕾均为化名）

记者：李东 实习生：张皓雯 编辑：孙菲菲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