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迟来的国葬，伊朗传递多重信号

当地时间7月4日清晨6时，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的祈祷大厅正式开放，早已守候在外的民众陆续进入大厅，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作告别。

灵柩前摆放着一排红色郁金香，天花板上悬挂着纸制蝴蝶装饰。身着黑衣的悼念者不断将围巾等随身物品抛向灵柩，工作人员随即轻触棺木，这是伊朗常见的宗教习俗，逝者可借此获得祝福。

7月4日，伊朗德黑兰，人们齐聚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中心广场，准备参加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图源：路透社）

许多民众在看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时，情绪激动，失声痛哭。一些男性循伊斯兰教什叶派葬礼的惯例，有节奏地捶胸哀悼。成千上万的人手持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场面哀戚，不时回荡着“打倒美国”、“复仇”的呼喊声。

一天前，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来自多国的官员出席了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安排，持续六天的葬礼从德黑兰开启，送葬活动随后依次前往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遗体最终安葬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陵。

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哈梅内伊之子、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出现在公开仪式上。美伊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也因这场国葬而暂停一周，双方同意待活动结束后继续协商。

当哈梅内伊的灵柩出现在德黑兰时，距离他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已过去四个多月。这场迟来的国葬，不仅是一场告别仪式，更是战争结束以来伊朗首次大规模全国政治动员的重要节点。送葬队伍穿越伊朗与伊拉克多座什叶派圣城，将宗教仪式与国家叙事紧密结合；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代表出席，更赋予这场葬礼超越哀悼本身的外交与战略意涵。对伊朗领导层而言，这既是向国内展示政权延续与社会凝聚力，也是向外界传递“抵抗轴心”并未因最高领袖遇袭而瓦解的政治信号。

7月3日，伊朗德黑兰，一名男子骑摩托车经过一幅海报，上面印有已故伊斯兰革命创始人霍梅尼、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画像。（图源：Atta Kena）

推迟四个月的国家级仪式

哈梅内伊的国葬，并未在其去世后立即举行。

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遗体告别与安葬仪式原定于今年3月在德黑兰与马什哈德举行，但因战争爆发被迫中止。随后，伊朗宣布全国进入为期40天的哀悼期，并实施阶段性公共假期，德黑兰及多地的商业与社会生活一度大范围停摆。

直到6月下旬，局势逐渐趋于缓和，伊朗政府重新公布完整日程，将国葬安排在7月3日至9日之间举行。由此，这场国家级仪式在被推迟四个月后得以重新启动。

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上均披覆伊朗国旗。（图源：路透社）

根据官方安排，整个仪式被分为多个阶段，在不同城市依次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首先在德黑兰举行，随后送葬路线延伸至库姆、马什哈德，并跨越边境进入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与卡尔巴拉，最终返回伊朗东北部的马什哈德完成安葬，那里也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国葬之所以在此时举行，首先缘于战时状态的结束或阶段性降温。此前持续数月的冲突中，德黑兰及主要城市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军警部署密集，社会运行呈现明显的战时特征。这种背景下，大规模公共集会被视为高风险行为，尤其在以色列持续释放进一步打击威胁的情况下。

随着美伊紧张局势逐渐缓和，停火与有限接触机制逐步恢复，伊朗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窗口期，原本被中断的国家仪式得以重启。这一“战后间隙”构成国葬恢复举行的直接条件。

哈梅内伊之死发生在战争初期，国葬却被延后至战后阶段，使这一原本具有即时政治动员功能的事件，被嵌入一个更为完整的时间结构之中。这一结构中，“殉难”不仅仅指向冲突发生的当下，更被纳入战后秩序恢复的叙事框架之中，成为国家重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一个节点。

最终的时间安排，则具有明显的外部政治导向。7月4日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背景下举行国葬，使仪式在象征层面与美国的国家叙事形成对照。

这场国葬的组织方式亦体现出高度国家化的动员能力。伊朗政府不仅动员全国各级行政系统，还协调国有企业、大学、工会、消防、军队、医疗和救援体系共同参与葬礼组织。一些国有企业与地方机构被要求组织员工出席，有报道称部分单位取消休假与远程办公安排，以确保仪式期间的人员参与。

伊朗官方预计，未来几天参与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万，甚至有意与1989年霍梅尼葬礼的历史规模形成对照。无论这一数字是否得到验证，其传播本身已然构成一种政治象征，展示国家仍具备组织超大规模公共仪式与社会动员的能力。

为保障如此大规模的活动顺利举行，伊朗启动了一套覆盖全国资源的后勤保障体系。由于未来几天德黑兰的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伊朗当局在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附近安装了6000多个高空喷淋装置为人群降温，军队烘焙并分发了5000万个面包，还部署了16个流动面包房，为前来悼念的民众提供食品保障。

与此同时，政府调集2500辆救护车、21架直升机、100架无人机及数千名救援人员，德黑兰20多家医院、50万升静脉输液和2万间教室进入待命状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和安置需求。

城市运行因此进入一种近似大型国家活动甚至准战时的管理状态。德黑兰在仪式期间实施大规模交通管制，多条主要道路封闭，国际和国内机场暂停运营数日，1700万人口的首都限制私家车进入游行路线，并紧急开放700多个停车区。公共交通、通信及城市服务系统被统一调度，清真寺、学校等公共设施被改造为临时接待点，用于安置来自全国各地及周边国家的悼念人群。

从覆盖全国的人力动员，到高度集中配置的后勤资源，再到城市运行体系的整体调整，这场国葬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礼仪，更接近一次大规模政治组织行动。

7月4日，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人山人海。

葬礼传达何种信号？

此次国葬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哈梅内伊之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现在公开仪式现场。伊朗方面解释称，这一安排出于安全考虑。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仍将其视为潜在打击目标。这种背景下，即便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仪式，也要服从于安全逻辑的优先级。

从政治结构来看，这种缺席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或临时性的安全安排，更折射出伊朗权力表达方式的变化。

在伊朗政治体系中，最高领袖历来承担着高度可见的象征角色。无论是革命纪念、宗教仪式，还是国家重大事件，最高领袖的公开现身也是权力合法性的可视化表达。但此次国葬中，这一传统模式被打破：国家动员规模空前扩大，权力中心却始终没有出现。这种“高强度动员”与“低可见权力”并存的局面意味着，权力并未消失，而从依赖领袖个人形象的直接呈现，逐渐转向一种更加制度化的表达方式。

与最高领袖缺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其他权力中心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自战争爆发以来长期未能公开露面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在国葬前夕出席多场相关活动：7月2日，他先后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筹备会议和德黑兰市中心哈梅内伊故居附近举行的小规模悼念仪式，并坐于灵柩旁守灵；7月3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公开表示“哈梅内伊是永恒的”，誓言伊朗绝不会向敌对势力屈服。与此同时，总统佩泽希齐扬与议长卡利巴夫也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一同露面，并在仪式期间会见外国代表团。

国葬期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与议长卡利巴夫一同露面。（图源：Dawn Today）

这意味着，在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斯兰共和国权力的呈现不再主要依赖最高领袖个人，而更多通过制度运行和国家机器加以维系。在安全风险持续存在、战时逻辑进一步强化的背景下，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安全—军事体系，在国家动员、秩序维护以及政治表态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

如果说上述变化体现的是权力表达方式的调整，国葬的另一重功能，则是通过宗教叙事重塑政治合法性。在官方叙事中，哈梅内伊之死被置于“殉难”的框架之中，而非单纯的战争死亡。

在什叶派政治文化中，“殉难”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死亡概念，也是一种能不断被政治化的历史资源。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长期借助伊玛目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殉难的历史记忆，将宗教传统转化为政治语言，为国家权力赋予道德正当性。于官方而言，哈梅内伊的去世并非一位政治领袖生命的终结，而被塑造为这一“殉难传统”的最新延续。

这种叙事不仅体现在官方表述中，也被嵌入国葬仪式的安排里。此次葬礼被安排在伊斯兰历穆哈兰姆月（Muharram）期间举行，并在接近第四位什叶派伊玛目萨贾德（Imam Sajjad）殉难纪念日前后完成安葬。

穆哈兰姆月是什叶派纪念侯赛因殉难、反抗暴政的重要宗教时期。在这一时间框架下举行国葬，使哈梅内伊之死被置于什叶派关于“反抗压迫”“捍卫正义”的历史脉络之中，并与伊朗近年来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和地区冲突相连接。官方媒体强调，国家不会对“伊玛目的鲜血”保持沉默，并将当下的政治危机解释为宗教共同体历史的一部分，从而强化公众认同与国家动员。

这种宗教化表达也体现在仪式空间的设计之中。跨越德黑兰、库姆、纳杰夫、卡尔巴拉和马什哈德的送葬路线，将伊朗国内的宗教中心与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串联为一个完整的宗教地理空间。

这些地点不仅是地理坐标，也承载着什叶派共同的历史记忆：德黑兰代表国家政治中心，库姆是宗教教育重镇，纳杰夫与卡尔巴拉构成什叶派最重要的精神圣地，马什哈德则是伊朗最重要的朝圣中心。

因此，这场国葬所传递的不仅是对一位领袖的哀悼，更是伊斯兰共和国借助仪式重新组织权力、重申历史叙事、凝聚政治共同体的一种表达。

7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图源：Iranwire）

伊朗重建地区影响力

如果说这场国葬在国内层面体现为一次被重新组织的国家仪式，那么在国际层面，它则扩展为一个高度密集的外交场域。

据伊朗外交部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了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总统特使。这一参与规模，使其在形式上接近一次非正式的“多边外交峰会”，只不过其核心议题并非谈判，而是哀悼与政治表态。

可以说，伊朗将地区伙伴、战略盟友与“有限接触国家”纳入了同一仪式空间。来自邻国及地区关键国家的代表团占据较高规格席位：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伊拉克的总统出席，亚美尼亚与巴基斯坦的总理到场，中国派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俄罗斯派出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统特使，土耳其则由副总统出席。与此同时，来自伊拉克、阿富汗、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等周边国家的议长与高级代表亦悉数到场，西方国家无一受邀。

6月23日，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举行的游行中，当地人手持哈梅内伊的照片。（图源：盖蒂图片社）

从功能上看，这场仪式首先被用来回应伊朗长期存在的外交孤立叙事。在欧美国家集体缺席的背景下，大量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及欧亚地区的代表团到场，使伊朗得以强调其并未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且依然维持跨区域连接能力。通过排除西方代表，伊朗进一步强化其对西方政策的对立姿态，并在叙事上将欧洲国家定位为“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宗教层面的参与扩展了这一外交场域的边界。除官方外交代表外，大量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及更广泛什叶派社区的宗教领袖与民间团体参与了悼念。据伊方统计，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人物、学者与宗教组织表达了参与意愿或出席相关仪式。同时，伊朗向阿富汗发放了2500份免费签证，并有约170万伊拉克人跨境参与悼念活动。伊朗借由宗教空间重新强化其在“抵抗轴心”中的象征地位，将葬礼变为一次跨越国界的宗教政治动员。

此外，伊朗也通过这场葬礼向外界传递一个核心信息：国家体系在战争冲击之后仍然具备组织与运行能力。在经历最高层人物遇刺、战争持续数月的背景下，外界一度猜测伊朗会出现权力真空。但从国葬筹备、国际接待到安全调度来看，伊朗试图展示的是一种“国家机器仍在运转”的状态，以回应外界的质疑。

在更直接的战略语境中，这场国葬不可避免地被嵌入与美以对抗的延续性叙事之中。仪式现场，部分哀悼者高喊“打倒美国”等口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公开表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复仇呼声必须响彻世界”。俄罗斯特使梅德韦杰夫的那句“伊朗终将战胜美国”，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场域的对抗性色彩。

7月2日，为了筹备国葬，工人们在德黑兰装饰电线杆。

来自美方的回应也强化了这种张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本可以在葬礼期间袭击出席活动的伊朗官员，但选择不这样做，是因为“需要有人进行谈判”。他同时对伊朗民众在葬礼上的情绪表达感到意外，称原以为人们会憎恨哈梅内伊，并质疑现场的哭泣“也许是假的”。

从以上种种来看，这场国葬可谓一个政治过程的开端：它既作为外交场域在运转，也作为冲突叙事在延续，同时嵌入尚未明朗的安全前景之中。随着送葬路线继续向其他地区延伸，这场以“殉难”为核心叙事的政治仪式远未结束。在美伊关系、核问题谈判以及地区安全格局进入重新调整之际，这场国葬将成为观察伊朗如何重塑国内共识、重建地区影响力的重要窗口。

作者：黄瑜珊

编辑：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