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撑15个月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茜·加巴德即将离开白宫。她对辞职的解释是:丈夫近期确诊罕见骨癌,自己希望回归家庭,全心陪伴。
不过,据路透社报道,家庭因素固然关键,但加巴德也受到白宫压力,不得不离开。作为特朗普政府“克制派”的代表,她长期对美国海外干预战争持怀疑态度,因此在对委内瑞拉与伊朗的战争决策中被边缘化。今年3月,加巴德的一名亲信辞职,抗议美国对伊朗开战,这进一步恶化了她在白宫的处境。
“她的思考方式和我有点不一样。”美以伊战事爆发后,特朗普承认自己与加巴德并非总是意见一致,后者在伊核问题上立场“更温和”。
尽管分歧难以弥合,特朗普仍选择“体面”送别。他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感谢加巴德任内“出色”的工作,称“我们会想念她”。
6月2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威廉·J·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 图/视觉中国
“局外人”
如果把时针拨回到特朗普第一任期,或许没人会想到,加巴德会在特朗普对伊朗宣战后选择沉默。毕竟,反对海外干预战争、限制总统单方面发动战争的权力,一直是加巴德政治生涯的主线。
2020年,特朗普下令刺杀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理由是他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当时还是民主党人的加巴德并不认可这一说法,指责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的行动“非法且违宪”。曾在伊拉克服役的加巴德还警告说,对伊朗开战代价高昂,足以让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看起来像一场野餐”。
伊拉克战争爆发那年,21岁的加巴德放弃夏威夷州立法机构的席位,加入国民警卫队,被派往巴格达服役。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战场的残酷让她质疑海外干预的意义,也对煽动战争的华盛顿政客感到“恶心和愤怒”。
2012年,加巴德当选国会议员,还在那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发言机会,一度是传媒界追捧的政治新星。但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美国的干预,让她站在了奥巴马政府的对立面。她成为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座上宾,在黄金时段的节目里批判奥巴马的政策如何壮大了极端组织的势力,加剧了平民的苦难。
加巴德在2020年离开国会,寻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当时她最出圈的竞选周边是一款印着“No War with Iran(不要与伊朗开战)”的T恤。在拜登政府时期,加巴德因为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与民主党关系彻底破裂。
2022年,加巴德离开了“充斥着战争贩子”的民主党,转投共和党,并在2024年为特朗普背书。虽然加巴德对“特朗普1.0”政府的战争鹰派有许多批评,但她与前特朗普幕僚史蒂夫·班农、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等“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反战派惺惺相惜。对厌倦战争的选民而言,加巴德的加入增加了特朗普反战形象的可信度。
特朗普胜选后“投桃报李”,任命加巴德担任国家情报总监。情报系统对这项任命争议很大:一来加巴德缺乏情报工作经验,且曾公开支持过斯诺登和阿桑奇的泄密行为;二来她在俄罗斯、叙利亚等问题上的立场与华盛顿主流相左,甚至被批评为“离经叛道”。
长期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领域的《大西洋月刊》记者谢恩·哈里斯曾表示,历任总统中,特朗普与情报界的关系是最紧张的。他还是总统候选人时,曾痛斥情报机构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误判,导致美国陷入中东战争泥潭。首次成为总统以后,他又抨击情报部门内的“深层政府”势力一直针对自己。
加巴德走马上任后承担了大量政治任务,包括整顿情报系统、清理所谓“深层政府”,并试图推翻2016年“通俄门”和2020年所谓“大选舞弊”的调查结果。对这些工作成果,特朗普颇为满意。
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冯稼时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加巴德的许多做法对美国情报系统造成了长期伤害。比如,她曾多次向情报机构施压,要求修改对特朗普政策不利的评估,并解雇了多名不肯配合的资深情报官员。冯稼时指出,长此以往,情报分析员不敢提出可能与政府偏好叙事相冲突的判断,“情报工作的价值会大打折扣”。
重返白宫后,自诩“和平总统”的特朗普在第一年就下令美军轰炸了七个国家,加巴德的反干预主义倾向很快遭遇“水土不服”。去年6月“12日战争”前,加巴德在国会应询时表示,美国情报界评估认为,伊朗并未重启核武研发。但特朗普无视情报判断,下令美军轰炸伊核设施。当被问及与加巴德证词的矛盾之处,特朗普嗤之以鼻地称加巴德“错了”,“我不在乎她怎么说”。
今年美军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进一步暴露了加巴德在国家安全决策中被边缘化的处境。1月初美军潜入委内瑞拉绑架总统马杜罗时,加巴德晒出了在夏威夷度假的照片。2月底向伊朗开战时,特朗普与团队里的鹰派官员齐聚在海湖庄园督战,唯独将加巴德与同属“克制派”的万斯留在白宫。
加巴德虽然名义上是特朗普的首席情报顾问,却越来越像一个局外人。白宫内部甚至开玩笑说,加巴德头衔的缩写“DNI”,其实是“Do Not Invite(别邀请)”的意思。
“漠视事实”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是“9·11”事件后美国情报体系改革的产物,其职责是让美国18个情报机构更有效地协同运作。然而,历任国家情报总监都未能真正整编全部情报系统,权责之争长期存在。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加巴德与中情局的摩擦尤为突出。她几次在未与中情局磋商的情况下开除情报官员并解密敏感文件,还试图抢走中情局编写总统每日情报简报的工作,以增加对特朗普决策的影响力。尽管如此,特朗普仍更倚重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的情报建议。
今年2月上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战情室向特朗普兜售对伊战争计划后,美国情报部门对以色列方案展开可行性评估。分析人员认为,凭借美国的情报与军事力量,刺杀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削弱伊朗军力在技术上可行,但寄望于伊朗民众起义、扶植世俗领导人,则明显脱离现实。
拉特克利夫向特朗普汇报了评估结果,并形容以色列关于政权更迭的设想“荒唐可笑”。参联会主席凯恩提供的军事评估指出,一旦开战,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极高。而加巴德一如既往未被邀请参会。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对情报评估提示的风险不屑一顾。他自信地认为,这将是一场非常短促的战争。
冯稼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是否根据情报人员的判断采取行动,终究是“政策判断”,但特朗普拒绝向专业情报人士寻求客观信息,“明显漠视事实”。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瓦坦卡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场战争的启动,“建立在特朗普一连串过度乐观的判断之上”。
在战前最后一次会议上,长期反对中东战争的万斯直言,向伊朗开战是“坏主意”。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如果目标是政权更迭或煽动起义,美国不该参战。拉特克利夫则改口说,“政权更迭”是否可能,要看怎么定义这个词。尽管众人表达保留意见,但都决定依照特朗普的直觉行事。
特朗普一向自称“相信直觉”。他在开战后对记者说,等他“骨子里有感觉”的那一刻,就知道对伊朗的战争该结束了。
“克制派”式微
今年3月,加巴德的高级副手、国家反恐中心负责人乔·肯特,因为反对伊朗战争而辞职。他在辞职信中写道,伊朗对美国国家安全并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自己无法昧着良心支持开战的决定。
肯特还指责以色列及其在美国的游说团体“诱骗”特朗普发动战争。《大西洋月刊》引述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话说,肯特一直对以色列分享的情报持怀疑态度,并认为以色列夸大了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特朗普在为战争造势时宣称,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且伊朗的导弹很快就能打到美国。但这些说法并不为此前美国情报评估所支持。美国国防情报局(DIA)的结论是:伊朗要造出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最早也要到2035年,且前提是伊朗下定决心这么做,而分析人员认为它并未做出这种决定。肯特的辞职信也指出,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
副手的辞职风波迫使加巴德不得不出面回应。她在一份措辞克制的声明中写道,特朗普“负责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而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职责,是确保总统获得作出决定所需的一切情报。加巴德没有反驳特朗普的判断,但也没有提供明确背书。
在随后的国会听证会上,当议员们逼问加巴德是否支持对伊朗的战争、是否同意肯特的观点时,加巴德依旧没有正面回答。有报道指出,特朗普对这种模糊表态非常不满意。自那以后,他就开始询问亲近的幕僚,是否要撤换国家情报总监。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副总统万斯的帮助下,几十位对海外军事干预持怀疑立场的人士进入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五角大楼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政府要害岗位。不少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认为,这一系列人事安排会带来持久的外交政策范式的转变。
然而,“克制派”没能约束特朗普的好战倾向。有分析指出,随着加巴德及其副手们离开政府、万斯在与鲁比奥的较量中落于下风,“克制派”的人数与影响力都在迅速缩水。
“‘克制派’谨慎的外交政策取向,与特朗普这样喜欢炫耀军事力量的总统,天然不合拍。”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汀·洛根分析说。
“我相信‘人事即政策’,但我不确定对特朗普来说也是如此。”持反干预立场的《美国保守派》杂志主编柯特·米尔斯表示。
发于总第123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加巴德“被辞职”
记者:陈佳琳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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