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与海外汉学：中国学界四十年的接受与对话

洪越/《宇文所安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2026年5月1日，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美国麻省剑桥逝世，享年79岁。

本文节选自《宇文所安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9月），作者洪越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曾任教于美国卡拉马祖大学外文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标题为编者所加。

宇文所安

《宇文所安与海外汉学：中国学界四十年的接受与对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海外汉学的译介和研究逐渐丰富和深入。先是翻译海外汉学著作，影响最大的是于80年代中后期推出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到了90年代，学术氛围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是强调从本土文化酝酿出新观点、新方法的国学热，希望以本土文化对抗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是海外汉学的专业化、学科化，表现为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的建立，汉学学科与学位的设立，《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学术刊物的出版，国际汉学研讨会的召开，一些学术期刊也开始发表海外汉学的文章。21世纪以来，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增多，成果包括期刊文章、学位论文、专著出版等等。

2025年6月5日至7日，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宝安院区举行。

对宇文所安的译介和国内对海外汉学的兴趣基本上是同步的。他的每一本书，除了译作《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和《杜甫诗》，都被译为中文出版，他在英文发表的部分单篇文章，也被收入了两本自选集《他山的石头记》和《华宴》。1987—1992年，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贾晋华将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译成中文出版，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在北京国际书展买回《追忆》版权，翻译出版。对他的两部唐诗著作，国内学界褒贬不一，倒是《追忆》这本12万字的小书大受欢迎，一版再版，吸引了很多喜爱文学的青年，使宇文所安的影响溢出了专业的范围。前面谈到，《追忆》在美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是因为它通过文本细读让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国读者进入中国文学的世界。而中国读者喜欢这本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从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和差异的角度去读中国文学，使中国读者在熟悉的作品中看到新的东西。混合审美与思辨的essay文体应该也是这本小书吸引人的原因之一，翻译《中国文论》的王柏华博士就在译后记中谈到，她学生时不喜欢“严肃、干涩的理论”，又不满足于鉴赏文字，因此读到《追忆》“爱不释手”。

洪越 编，张淑香、杨晓山、林葆玲 等 著《宇文所安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9月

21世纪初是翻译、出版宇文所安作品的高潮期。2003—2006年，他的《中国文论》《他山的石头记》《韩愈和孟郊的诗歌》《迷楼》《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翻译出版。与此同时，三联开始大力推广宇文所安的作品，再版他原来在别的出版社出的书。先是2004年推出《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修订本，然后出版《中国文论》《他山的石头记》修订本，前者更名为《中国思想读本：原典·英译·解说》，并在2014年推出“宇文所安作品系列”精装再版七种。除了再版旧作，三联也用相当快的速度翻译、出版新作，包括《晚唐》（2011）、《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2012）、他和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2013），以及《只是一首歌》（2022）。每本专著在三联都有三印到四印，《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印数更多。国内对宇文所安的关注也很多，媒体评论、期刊发表、学位论文、访谈和专著不断，研究他的专著就有十种以上，主要是梳理他某一方面的研究，如唐诗、中国文论、“非虚构传统”、翻译等。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精装再版

在宇文所安作品进入中国的近四十年中，有四个议题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它们是宇文所安的唐代文学研究的评价，《中国文论》给比较文学、中国文论研究带来的启发，重写文学史引起的思考，围绕“世界诗歌”产生的争议。

对宇文所安唐代文学研究的评价

对宇文所安的四本研究唐代文学的专著，国内学界的关注度不太一样，对《初唐诗》《盛唐诗》关注最多，《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其次，《晚唐》最少，这个情况与中译本在中国出版的时间，以及在那个时间点中国自身唐代文学研究发展的情况有关。《初唐诗》《盛唐诗》的中译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时候，虽然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在“文革”后已经积累了一些成果，这两部著作“仍给中国学界带来一定的刺激”。一些学者认为，书中的新视角、新方法带来了对中国文学的新见解。1996年，刚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留校任教的陈引驰，在《中国比较文学》发表关于《初唐诗》《盛唐诗》的书评，认为宇文所安对文学时代的评估、对文学现象的揭示、对个体作家的评价，都有新鲜的观察。尤其是他把宫廷诗、都城诗作为唐诗演进的线索——比如宫廷诗和都城诗是规范性的艺术成就，盛唐诗的成熟表现在对初唐宫廷诗的形式和规范的扬弃，盛唐最伟大的作品是相对于宫廷诗和都城诗的规范性和群体化的有个性的声音——对中国学术界反省文学史的新构架、反省对古典文学的整体把握都有启发。也有学者发表了批评的意见，最尖锐的是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1996年《唐研究》上发表的书评。书评虽然肯定这两本专著是二十年来美国汉学家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具有研究视角新颖、文学史意识浓厚等优点，但主要的篇幅用于在字句理解、诗意阐释、历史背景等方面提出问题。

〔唐〕张萱《捣练图》（局部）表现唐代宫廷女子制作丝质品的日常图景

莫砺锋书评中的批评意见还涉及研究方法的分歧。例如，宇文所安归纳出宫廷诗的“三部式”结构，提出这个结构是初盛唐诗歌的标准范式；而莫砺锋认为这是以偏概全，他举例说明很多初盛唐优秀诗人没有遵循“三部式”的规范，强调模式不能制约文学创作，恰恰相反，文学的发展总是在追求突破既有的程式。实际上，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说，规范和突破规范总是同时存在的，主要是在研究中侧重哪个方面的问题。宇文所安从文学史功能的角度解释自己关注诗歌范式的原因。他说：“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也有学者从研究现状的角度思考这两种研究路径的选择。2013年，刚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任教于浙江大学的年轻学者林晓光，在给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写的书评中谈到莫砺锋的书评，说宇文所安的研究和莫砺锋的批评“不仅是个别观点上的不同，实际上更是思考方向上的南辕北辙（但同时也是互相补充）”。前者解释普遍性的文学运作机制，后者揭示天才与革新。他说，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这两者的结合，“从普遍性、构造性的知识库存中如何生成了富于个人创造力的名作，而名作又如何反过来指引着知识库存的更新与扩容”，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研究文学史中的“套路”是以往的研究中缺乏的，因而也是亟待补充的。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译本在2006年出版后，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关于如何拓展中唐文学研究的思考。当时国内对中唐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中唐诗相对于盛唐诗的“新变”，探讨政治、儒释道思想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中唐诗的影响，因此宇文所安在书中讨论的中唐文学文化现象，像对自我的关注、对诠释的兴趣、再现风景的方式、制造的诗艺、浪漫文化，使一些学者去考虑研究中唐文学可以有什么新角度、可以提出什么新问题。例如，李浩从宇文所安书中谈到的中唐园林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出发，具体阐发可能的唐代文学研究方向；刘宁则关注书中以“近世性”观照中唐的方法，把这本书放在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宋代近世说”的框架中，放在日本和欧美学者引入“近世性”的理论视角研究宋代文学、中唐文学的实践中，来分析这本书提供的理论视角和阐释可以为解读中唐文学带来怎样的变化，期待以此为出发点突破关于中唐文学是盛唐的“新变”这个文学史论述，发掘中唐的独立价值。写书评文章时，李浩和刘宁都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实力的中青年学者，李浩的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刘宁的一万七千字长文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上报告，然后在《国学学刊》刊发，他们的评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这本专著的重视。相比之下，2011年出版的《晚唐》中译本在学界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虽然发行量不少，豆瓣评分也不低，但没有出现有分量的学术评论文章。这也许跟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界的研究兴趣转变有关：此时，比起对唐诗的整体性研究，大家更关注对文学、文献具体专题的深入研究。此外，可能也跟近年来的文化大气候有关。

《晚唐》三联2010年平装版和2014年精装版

《中国文论》引起的关注

在宇文所安作品的中译里，2003年出版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我们知道，宇文所安撰写这本书，是想通过翻译、解释《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原诗》等中国古代文论作品的段落，向西方读者讲解中国的文学理论。那么，这样一部由国外学者给国外读者编写的中国文论读本，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关注？这与中国当时的文化学术背景有关。在国家文化政策层面，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跨文化传播，是21世纪初确定的国家战略，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在文化交流层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逐渐加深，于是如何看待海外的中国研究、如何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互动，成为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层面，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大家在讨论怎么才能突破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内部进行研究的模式，更好地理解、挖掘古代文论的智慧，使之成为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的理论资源。《中国文论》的出版，被认为给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参考，因此得到文化宣传部门、比较文学学者、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文论》被译介到中国，是由比较文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乐黛云推动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她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开比较诗学课时，选用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做教材，逐字逐句研读，当时上课的王柏华后来成为此书的主要译者。乐黛云在《中国文论》的序言中说，从90年代初，她经常思考如何真正实现中西文论之间的互动，从不同文化的视点来理解和阐释另一种文化，这本书让她看到了在中西文论的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的门径。她谈到，宇文所安在书的第一章首段讨论《论语·为政》中“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段话，是因为他看到孔子提出的认识事物的三级系列，与西方理论中模仿与再现的二元结构很不一样；中国的文论选本、文论史、文学批评史很少注意到孔子这段话，这说明如果没有与西方文论的不同视点的比照，对中国的特殊认识方式，有时也很难觉察，反之亦然。

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英文版封面

《中国文论》出版后，一个月就销出了四千册。出版社组织了研讨会，参会者有上海市宣传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教师。会上，上海市宣传部社科规划办公室荣跃明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定位这本书的价值，认为它是一个西方如何看待中国的范例，今后的文化传播可以借鉴此书。学者也把《中国文论》看作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例子。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胡晓明在《文汇报》撰文说，这本书是继理雅各（James Legge）的儒家经典英译、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中国诗歌英译、康达维（Daivd Knechtges）的《文选》英译之后，“中国经典又一次规模盛大的西方旅行”，而这本书的中译是带回新奇风景的“远行回家的游子”，这新奇的风景，就是因为具有比较的视角而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国文论的特点。

乐黛云及其推动译介的《中国文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文论》被广泛接受，还因为它表现出中西文明平等交流的自觉。在当时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忧虑中国文论在西方理论的强势冲击下失语，因而对海外的解释有戒备心；同时，希望借助西方资源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尝试以西方为参考，但不以西方为标准的研究方式。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文论》提供了对等交流、互鉴的可能性。前面谈到，宇文所安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警惕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不赞同用西方理论讲解中国文学的做法，因而在《迷楼》中尝试以并置的方式呈现不同文化传统中诗歌的普遍性和差异性。这也是他在《中国文论》中采取的立场。如果用西方理论衡量中国文论，会觉得中国没有文学理论，或者中国文论的观念和范畴不够清晰、不够精确，宇文所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学批评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的概念系统，但这不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缺点，而是它的特点。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不意味着没有理论，理论可以不用“体系”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就是把一系列问题提出来讨论，强调多样性和个别性，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问题。正因为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文论研究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被评价为“西方学界中少数几个既能尊重中国文学历史真实，又能真正弄懂它的学者”。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文论》的研究方法具有借鉴的意义。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硕士研究生赵颖之合写的书评从两个方面评述这本书可以如何丰富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解。一个是“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的方法。一般的文论选本侧重文学观念、理论内涵及其历史意义，因此选本包括选文、注释和解题。相比较，《中国文论》对文本进行仔细的分析，甚至具体到字词和句式，因此能发现观念和理论不能涵盖的方面，比如文类特点对它承载的内容的影响，以及作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或者不能完全控制的矛盾观点。另一个是把思想文本和文化史整合起来的方式。如果考虑社会文化变迁的因素，就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判断，比如诗话不严整、价值不高，《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传统的经典之作，其实是20世纪以后西方传统中重视系统性诗学的观念进入中国后产生的影响。而实际上，诗话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它的权威性来自《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因此是诗话而非《文心雕龙》成为中国文学话语的主导模式，而南宋以后诗话形态的变迁，又要放在印刷文化促成的南宋后期和元代前期的文学研究逐渐通俗化的背景中理解。这些例子说明，对文学和文论的把握需要文化史的敏感，文本的内部和外部之间总是存在着关联。

重写文学史带来的思考

宇文所安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他和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和专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晚唐》《只是一首歌》中。其中，《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引起了很多讨论。它的中译本在2013年出版后，至今已经七印至34000册，四年间就有约二十篇书评，后来也一直有高质量的评论文章出现。这些文章的发表处，既有报纸如《文汇报》《文学报》《书评周刊》《中国图书评论》，也有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汉学研究等学科的重要期刊如《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哲》《中国比较文学》《国际汉学》。参与讨论的人员也很多样。除了原来就关注宇文所安研究唐代文学、中国诗学的学者如陈引驰、蒋寅，也有研究中国文学兼海外汉学的学者徐志啸，撰写了《中国文学编年史》的陈文新，研究明清诗文的学者左东岭、颜子楠，文学批评家张定浩，还有比较文学研究者。评论包括很多不同的方面，有的讨论书的整体构想，如“文学文化”的研究方法、解构主义的理念；有的指出错误；有的商榷或评析书中的具体内容，比如关于《楚辞》的论述、屈原其人的历史真实性、有关中国小说的叙述、明代诗歌研究的范式等等。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之所以《剑桥中国文学史》得到这么多关注，不只是因为主编宇文所安、孙康宜的学术声誉，或者剑桥史的名气，或者参与撰写的十四位学者都是目前欧美最有实力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最主要的是，它和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学史太不一样了。国内的文学史通常采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分析的三段模式，围绕作家作品展开论述，分析文体的特征和发展、重要作家的风格和地位，以及作品的特色和价值。而《剑桥中国文学史》采用的是“文学文化史”的框架，即在文化的视野中审视文学现象。全书花了很多篇幅说明各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比如西汉的刘向校书，梁代的目录和类书的编纂，齐梁至初唐的宫廷文化，宋代印刷术的普及，明代的图书出版和城市文化；对于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将文学文本更深切地置于文本生成的历史、制度的语境之中，讲述文学生产、阐释、接受的全过程”《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文化史写作方法，要放在欧美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文学史的反思和重写这个大背景中看。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策划的“新编文学史”系列丛书，已经出版的《新编法国文学史》（1989）、《新编德国文学史》（2004）、《新编美国文学史》（2009）、《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17）这四种，都以不同方式背离了以往文学史以大师、经典为脉络的线性书写，而是从特定的时间节点进入文学史，用关键词呈现文学史图景，注重文学文本的物质形态和知识生产的文化研究。另外还有1994—2005年陆续出版的八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也力图展现文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舞台，包括种族冲突、宗教派系、社会变革、书刊出版，也是文学文化史的思路。

〔北齐〕杨子华《校书图》（局部），现藏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做法，国内的反馈是有称赞，也有疑问和争议。多数评论者肯定这种写法跳出窠臼，认为这种视角可以揭示出一些原来被忽视的文学现象，引发读者思考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学观念变化。比如结合出土竹简讨论书写者的读写能力，关注战国文本的汉代建构、元杂剧的明代改编，注意到南宋道学对诗文的规约以及社团、印刷技术对南宋文学风格的影响，阐明复古观念和印刷业的发展使晚明成为各种文类的经典化时期，揭示晚明文化对清初文学的影响，以及清初各种文体的写法、风格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等等。不过，一些学者在肯定文学文化史视角具有新意的同时，也指出这一方法的弊端，主要是导致了“文学”的缺失。蒋寅提出，全书花了很多篇幅讲述文本的形成、流传和阐释传统，可是“对作品艺术技巧、风格特征及其魅力的描述显得有些欠缺”，因此很难唤起读者阅读作品的兴趣，而这正是文学史应有的功能。同样的批评在英文书评中也多次出现：倪豪士说全书缺乏作品情节介绍，难以吸引普通读者；何谷理说《剑桥中国文学史》最令人失望的是缺乏文学，虽然有作家的生平和文献资料，但是没有作品。文学的缺失还表现在对文体的讨论较少。研究中国诗学、思想史和明代文学的资深学者左东岭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陷是对文体的忽略。由于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核心要素，讲清文体的内涵与演变是写中国文学史的关键，但《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很多应该交代的文体特征都没有谈；可是，不说杜甫诗体集大成的特点，就无法公允评价杜甫诗，也无法论及他对中唐和宋诗的影响。其实，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学”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篇幅所限，编者和撰写者都颇有苦衷。剑桥出版社开始提出《中国文学史》只能出一卷本，宇文所安说如果只能出一卷就放弃参与，出版社才让步为两卷，每一卷都有严格的字数限制。因此，每章的撰写者分到的篇幅很有限，也就不可能太多地谈到文本、文体等问题。对比《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八卷本，可以明显看出剑桥出版社对英语文学的偏重，中国文学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重心。

在宇文所安重写文学史的专著中，《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只是一首歌》在国内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新锐青年学者认为，书中的研究方法对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北宋词学研究具有颠覆力量和启示意义。前面已经提到2013年林晓光在《文艺研究》发表的书评文章，他高度评价《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认为这本书比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价值更高，因为它的理论反思更彻底，研究范式更有开拓性，而这些都是国内六朝文学界所缺乏的，书中“对汉魏文学研究方法的思索，是至今最有颠覆性力量、也最有整体启发意义的”。启发之一是对中介的研究。林晓光写到，将研究对象生成的历史也作为研究对象的思考方式，在先秦研究中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经过余嘉锡、李学勤、李零等学者的工作，今天讨论先秦典籍的时候，没有人会忽略刘向、刘歆、班固等人对先秦文献体系发挥的影响。但是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还没有重视中介的因素，比如六朝人对汉魏文学的谱系重塑，隋唐编撰的类书对六朝文学的删落改造，这里面涉及手抄本的复制与改写、大规模整理过程中导致的变形错位、片段文本的拼接等等。因此，对中介的研究在上古、中世文学史、文化史研究中都有重要意义。在方法论上，不同于有些论者强调西方理论的影响，林晓光认为宇文所安运用的是文献学的基本原则：在较早期文献中未能见到、在后一时代的文献中被著录的书目，如果没有确定来源，则不可信以为真。在文献学中，学者们大量运用这一方法证伪，而在汉魏六朝文学中，这一问题却长期成为盲点。盲点出现的原因是学者一般把齐梁看作一个阶段，而宇文所安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看历史变化，于是能意识到刘勰、钟嵘、徐陵虽然都是齐梁人，却有先后之别，因此能看到他们观点的递进变化。

三联版宇文所安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2014）和《只是一首歌》（2022）

《只是一首歌》也得到词学研究学者的关注。2020年，复旦大学青年学者赵惠俊在《上海书评》发表长文评介此书。赵惠俊对北美和国内的词学研究都有深入的了解，他2017年与人合译艾朗诺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2019年出版了自己的词学专著《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因此能够把《只是一首歌》放在宋词研究整体状况中评述，认为书中“展示的观点与方法充满颠覆力量，也颇具启示意义，其间的优劣短长，更有助于今日的宋词研究反思浙常传统的得失”。一个启示是反思“知人论世”批评方式的问题。在传统词学研究中，由于知人论世的传统深入人心，论者往往用词人的生平解读词作，用词作补充词人的生平，很多精力花在考订生平、作品系年上。但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由于词在北宋前期是流行歌曲，抒情主体和词人自我的关系是疏离的，这奠定了词体写作的规范和传统，再加上词集往往结集于词人离世的一两个世纪之后，中间经过多人口传手写，造成写定文本与原初文本之间有很大距离，更难以探究作者的“本意”。因此在词学研究中应该把词人从词作中抽离出来，才能尽量接近词体文本的真实，更好地揭示词作的文体艺术。另一个启示是反思“婉约豪放”这个传统词学研究经典论述框架的局限。书评同意宇文所安的批评，即由于婉约豪放只在词体文学中存在，使得宋词研究无法与宋代其他文体对话，也无法与宋代文化背景产生关联。这两个启示指向赵惠俊总结的宋词研究实现突破的两条路径，一是深入宋词文本内部的精细探析，二是将宋词放置于两宋社会历史大环境下予以观照。同在2019年出版的《只是一首歌》和《朝野与雅俗》，可以说是在这两条研究路径上的探索，代表了北美和国内词学研究的前沿成果。

〔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围绕“世界诗歌”产生的争议

最后要谈的话题，是宇文所安关于北岛诗英译的书评在中国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研究者中激起的反响。1990年，宇文所安在面向非专业读者的《新共和国》（New Republic）杂志发表为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所译北岛诗集《八月的梦游者》（The August Sleepwalker）写的书评，题为《什么是世界诗歌？》。书评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主要参与者包括奚密（Michelle Yeh）和周蕾（Rey Chow）。在国内，最早回应这个争议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成名的“九叶派”诗人郑敏。她1993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讨论这个“国际汉学界”引出的问题。郑敏的文章影响很大，她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诗歌界引起了很多批评和讨论。1997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基地主办的《中外文化与文论》刊登了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的中译和奚密的回应。2003年，宇文所安在美国期刊《现代语文学》发表了《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拓展了十几年前书评中的论点。同一年，宇文所安在发表于《书城》的访谈《我在思考未来诗歌的一种形态》中比较详细地解释了他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中的一些观点。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洪子诚把宇文所安的《什么是世界诗歌？》《进与退》这两篇文章的中译一同刊登在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的辑刊《新诗评论》上，引起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对宇文所安提出的相关议题的讨论，21世纪以来一直在继续，直到最近，《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当代文坛》《读书》《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等期刊都发表了由“世界诗歌”之争引发的讨论，议题包括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新诗的现代性和民族性、新诗的语言、新诗的“身份”、新诗的翻译和研究方法等等。

宇文所安“世界诗歌”的概念结构图。出自邱健《新诗创作与翻译：重返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之争》一文

在评述各种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概述宇文所安书评《什么是世界诗歌？》的内容。书评分析了“世界诗歌”这个新事物所暗含的全球文化经济和西方中心的文化等级秩序。“世界诗歌”由国际读者和地方作者共同塑造。国际读者是欧美读者和诺贝尔奖这样的评价机构，地方作者是非西方国家的诗人。国际读者钟情的“世界诗歌”是具有“舒适的民族风味”的诗，它们有一定的地方色彩，但又不能地方色彩太浓烈；或者是政治化的作品，比如第三世界作者写的为民主奋斗和受迫害的诗，这些诗让国际读者感到高尚的愤怒。对于想要得到国际认可的地方作家来说，他们至少有一部分在为想象的国际读者创作，去满足国际读者的口味。北岛的诗是一个“世界诗歌”的个例。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看，北岛那些大胆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诗让“文革”后的中国读者感到振奋，他对于生活和艺术中非政治的具有诗歌价值的东西的发掘也使他的诗具有真正的诗意。但是，当北岛诗的英译作为“世界诗歌”出版，国际读者读到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仿作，因为北岛的诗属于20世纪初期中国诗人创造的与过去决裂的新诗，他们学习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这样的从西方诗歌译本衍生出来的“世界诗歌”给人以单薄、空落的印象。北岛诗这样的作品能够在英美有名望的出版社出版，只是因为作者是中国诗人，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国际读者寻找的也根本不是诗，而是通向其他文化现象的窗口。宇文所安从北岛的诗中看到“世界诗歌”的一种可能的前景，就是写一种可译的诗，主要依靠意象，而不是文字的排列、特殊的语汇，或者特别的音调效果。

诗人北岛

在美国和中国，宇文所安书评所引发的新诗学者与实践者最尖锐也最持久的批评，是针对他认为中国现代诗由于只以西方诗歌为资源、与中国本土传统断裂而缺乏自己特色的观点。对自己受到的批评，比如认为他是只推崇中国传统诗、否定中国现代诗的保守的东方主义者，宇文所安没有直接回应，但在2003年发表的《进与退》和《书城》访谈中再次讨论了在北岛书评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新诗与传统、与西方现代诗的关系。他说，译诗影响本国诗歌的情况是双向存在的。英文、法文诗歌被译为非欧洲语言，非欧洲语言的诗也被译为欧洲语言，不过这两种方向的翻译使本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传统之间发生了不同形态的关系。在第一种情况，英语诗歌（如浪漫主义）被译为非欧洲语言，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年青一代都曾受到这些诗的激发，写出一种与自己的过去断裂的诗，而不是利用自己的过去、使之脱胎换骨的诗。在第二种情况，中国古典诗的翻译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这两种情况的不同在于，在英语诗歌里，中国译诗补充了英语诗歌这个从古典英语诗歌开始的持续不断的历史；但在中国或土耳其或韩国的情况里，西方诗歌的模型取代了本国的古典诗歌传统。他说，他知道中国当代诗人在探索与传统连接的方式，这固然是好事，但与传统断裂的新诗也不是不好，新诗已有百年历史，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在我们的时代，新诗常比旧体诗有意思得多，但是旧体诗的创作和出版也不应该被忽略和轻视。

第二个问题是“世界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将不同的文化本质化、抹除了地方的差异性？宇文所安把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代表的国际认同比作购物中心的食廊，里面有意大利、中国、印度、日本、墨西哥等快餐厅。餐厅卖的食品既不能太普通，比如炒鸡蛋，也不能太异国情调，像凉拌海蜇，而应该既有差异又令人舒适，比如牛肉炒西兰花。在美国设置世界文学的课程和设计食廊有相似之处，大学生接触到的其他国家的文学，必须处于让读者感到舒适的差异地带，尽管教授比食廊餐厅更艰苦地尝试挑战学生/消费者的品位和预期，尝试介绍一些在本文化中被赞扬的文本。但这样的世界文学和全球文化的问题仍然存在：某一种文化中的文学会被本质化，它里面的地方性、差异性会被忽略。

诺贝尔文学奖奖牌

宇文所安提出“世界诗歌”问题的1990年，正是人们认为冷战结束、拥抱全球化的历史时刻。他指出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全球文化资本不平均分布的情况下，“世界诗歌”是在欧美形成、由它们的文学标准衡量和改变过的诗歌，比如得到国际读者认同的“世界诗歌”，在翻译和创作过程中因为要适应西方读者对于普遍性的要求而倾向于抹除当地的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世界文学”讨论中得到了更广泛、深入的讨论。2003年，世界文学的倡导者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的导论中评析了宇文所安评北岛诗引起的争论，继而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当一个作品通过翻译进入世界文学，它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其价值不依赖与原初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文化空间中如何流通和引起共鸣。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以“何谓世界文学？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论坛所聚焦的世界文学的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宇文所安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提出的问题。

文学在世界的流通经由翻译获得生命。宇文所安把翻译者比作“文学经纪人”，他们有特殊的权力“代表”和展现一个国家的文学。宇文所安不讳言自己也是这样一个文学经纪人，虽然他所代表的是杜甫这样的古代诗人。实际上，他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用各种办法把中国文学引入英语读者的视野，同时警惕跨文化、跨语言交流中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从编译面向大学生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文论读本和世界文学作品选，组织推动“中华经典文库”的翻译项目，比较分析中国诗歌和世界其他文化的诗歌；到在研究中思考如何使中国文学既具有普遍性，却又不用西方标准衡量，如何摆脱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环境中的边缘地位；以及有意识地把中国文学当作文学而非地方性的“汉学”，或有关“中国”的专门知识来研究。也因此，宇文所安的自我定位是介于传统“汉学”世界和美国“比较文学”世界之间的研究者，是置身于“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之外、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Chinese literary studies）的学者。他是把中国文学推向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者。